中国股市的斗牛士与“新韭菜”的加入

糖包子

[color=rgba(38, 38, 38, 0.819608)]火热的牛市就像是个博彩机，散户拼命塞进硬币想去碰碰手气。而基金经理们站在一旁冷眼旁观——他们见证过这个博彩机落灰的萧条时代，因此也更敬畏此刻的疯狂。

32岁的新股民张璐璐，打算最近就把股市里的钱都撤出来。

跟男朋友一起，张璐璐已经在股市里投入了100多万元，她应该是眼下这轮牛市中最典型的年轻散户了：有一定积蓄，随着牛市跑步进场，此前从未炒过股，但是投入的钱越炒越多。

最开始当然是赚钱的。2014年8月刚炒开始，张璐璐只投入了三五万元试水，头一轮就有超过10%的收益。她买过房，在一家互联网公司里有丰厚的收入，手头这些积蓄不知道如何持续保值，股市的好运气立刻吸引了她。张璐璐投入的钱越来越多：“每天都想买一买，卖一卖，感觉就像个博彩机，总想投点硬币进去试试运气。”

只是时间一长，就发现好运来得没那么容易。作为南车集团的子弟，张璐璐早早就买了南车集团和中国铁建的股票，不巧遇上了股市调整，连着三周的下跌立刻让她乱了阵脚，赶紧割肉脱身。没想到刚抛掉没几天，南北车合并的消息和“一带一路”的概念就出来了，整个12月份，张璐璐就眼睁睁看着两个股票蹦着高地翻番。

今年4月份，因为“一带一路”的概念持续升温，券商股和蓝筹股涨势凶猛，可张璐璐此前听从朋友的小道消息，整个人都已经套在小盘股里动弹不得。

“我看过很多趋势分析，听了很多经验谈，朋友也一直告诉我真真假假的内幕消息。但是这些对炒股没多大帮助。”性格直爽的张璐璐自我总结，在股市的风浪中，她根本的心态还是在期待一夜暴富，却难以克服人性的投机的弱点，自己很像那句台词：“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对于张璐璐这样的年轻人，王卫东已经见过不止一两拨了：“必须有新韭菜，才有大牛市，否则就是存量博弈。现在就是大量‘80后’、‘90后’过来接盘。”在这位1993年就入市的老牌基金经理看来，“80后”、“90后”散户们无知者无畏，亏钱是必然的结果。“年轻时钱少，多亏几次，反而是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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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em]职业快车道

王卫东年轻时也亏过钱。1993年下半年，刚刚来到海南的王卫东，把自己3万块钱的积蓄托付给了一位同学操盘，这位同学比他早来海南几年，已经在头一批的淘金潮中赚了一笔，现在正在把目光投向全新的股票市场。

在彼时的中国，股票还是个新鲜事物。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刚刚开业两三年，培养了最初一批股民，其他城市的营业部在1993年才开始陆陆续续开设。这位同学采用了最激进的杠杆操作，跟王卫东凑钱来杀入正在快速上涨下跌的中国股市。

王卫东的这笔投资出师不利，刚刚入市，就遭遇了1993年的大熊市，股指在777点长期拉锯后失守，持续探底。在1994年8、9月份，股市有过短暂的反弹，最高达到1052点，王卫东建议同学赶紧抛掉，但同学坚信还会持续上涨，没想到再一熬，就迎头碰到了中国股市的第三次大熊市。到了1995年，两个人的合资只剩下6000元，同学把这笔钱全还给了王卫东，3万元变成6000元，这成了王卫东的第一笔惨痛教训。

那时的王卫东，身份是广东发展银行海南证券业务部的副经理。作为刚入行的年轻人，他对股票的了解其实并不多。仅仅在两年之前，他还是安徽省安庆市的一名宣传部干事，每天埋首于文山会海。借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东风，他又去宣传部自办的塑料厂里任职。被各种供应短缺、三角债、赊账纠缠了一年后，1993年，王卫东孤身一人跑到海南下海，应聘到银行的技术设计主管职位，主业是写股评。而他对此所有的准备，就是面试前去海口书店，把所有关于股票的书买下来一口气读了个遍。

王卫东

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卫东，此前是以安庆市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进的北京。在1989年回到安庆原籍的分配，显然不够理想。扔掉铁饭碗，去海南从事新兴的证券业，无疑是人生的一场弯道超车。

即使晚了10年入行，在星石投资总裁杨玲看来，证券投资这一行确实是个上升的快车道。

2002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读研究生时，杨玲被导师介绍到富国基金做毕业实习，去之前她还以为是要到基金会工作——跟10年前王卫东所面对的股票市场一样，2001年，中国才有了第一只开放式基金，杨玲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行业领域。“我的同学找工作时首选是监管部门，人民银行最好，其次是四大行总行。我实习发现基金这个行业未来会很有发展，毕业就去了兴业基金，当时同学们都不理解我。”

很快，杨玲就享受到了这个新兴产业的发展福利。去了监管部门和四大行的同学们，如果没有关系，全靠个人慢慢攒资历向上爬。而市场化的基金行业空间大多了，“基金行业聚拢了最优秀的人才，以北大、清华、复旦的毕业生为主，大家在一起学，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杨玲发现，基金行业上升很快，她从市场部的产品设计工作做起，三年之后就成为业务骨干，在这个新兴的行业中，杨玲的收入是银行同学薪水的几倍。

与此同时，王卫东凭着优秀的业绩，已经一路从海南跳槽到了广东、上海，职位水涨船高，2005年做到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理财总部的总经理。因为赶上公司搬迁，加上处于熊市，2005年下半年，王卫东选择出来做房地产。

此时正是中国楼市一轮高峰期后的小低谷，王卫东加入了一家青岛房地产公司，看好了一块地。但同样是投资，此前做塑料厂、做股票的经验，在房地产行业完全用不上。在新的商业规则中，反复跑行政部门盖章，在酒席上觥筹交错拉关系，显然不是王卫东擅长的。

2006年，股票市场回暖，王卫东回到了北京，加入了新华优选成长基金。过去的总经理又开始从研究员做起，虽然职位变低了，但王卫东觉得还是做投资好，因为“单纯”。

杨玲在工作的头几年，总要给人解释自己的工作。一次理发时被问到职业，杨玲介绍自己是做基金的，理发师反应很快：“我看过广告！是不是‘太太乐’鸡精？”

随着2007年牛市的到来，在全社会的普遍狂热中，这样的误会很快就蒸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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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市短刃战

2007年，杨玲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是丈夫的一个远房表姐，通过几个亲戚辗转要到了她的号码。表姐急迫地问杨玲，能不能贷款来买星石投资的基金？

“我一听就觉得，天啊，牛市要到头了！”2007年的股市到了炙热的状态，一路冲破了6000点，杨玲发现，基金开始被千家万户熟知，人们开始明白除了存银行定期之外，积蓄还有新的理财方式。

也是在这一轮牛市中，私募基金经理成为站在风口浪尖的人。他们像电影里的“华尔街之狼”一样，享受着财富暴涨的刺激，也承受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巨大压力。2007年，杨玲受江晖之邀，辞职创业，成立了星石投资公司。江晖是老牌的公募基金经理，在江湖上已经小有名气。但真的辞职单干后，一个私募基金的收入与战绩紧密相关，所承受的不再是光鲜外表和体面工资，而是几乎可以说“搭上了身家性命”。

投资股市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心理战。有时候，基金经理要摒弃个人情感的判断，甚至要以一己之力与整个市场相对抗。让星石投资一战成名的就是2008年股市还在5000多点的时候，江晖选择了果断清仓。“那时候压力很大，因为没有绝对回报产品，客户不能理解。别人纷纷忙着在里面赚钱的时候，我们却空仓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是跑输大盘的。当时我们客服的人经常被骂哭，客户甚至找到公司来质问我们为什么要空仓。”杨玲向我们讲述当时的煎熬，“因为那时候客户还不理解绝对回报，绝对回报不是和大盘指数比，而是要看绝对的收益。”

高位空仓的压力非常大，客户过来骂，连杨玲的妈妈都说不应该这么早就撤。“我妈买了点基金，我们是在5000多点就开始空了，我把我们研究结果告诉我妈，说你的基金在5500点可以出了。我妈在5500点出了一半，后来又涨了几百点，被我妈骂死了。她卖了一半以后，再也不卖了。结果，后来就一路跌到底。”

杨玲回忆，判断股市要下跌并不难，难就难在何时进、何时出。5000多点的时候选择空仓，下这个决定没有多少犹豫，但跌到4000点的时候，要不要再进去，反而难住了很多人。但很多基金经理顶不住压力，空仓没多久又抄回去了，后来果然一路狂跌。在一片咒骂和质疑声中，江晖和星石投资坚守住了。一次次讨论中，江晖都会提醒手下的投资经理们，公司的战略是什么、目标是什么，风险收益比的概率有多大。即使所有人反对，但是只要回到这条主线上，数据仍然支撑他们的判断。

星石投资的第一只私募产品只有2亿元人民币，空仓之后，净值长得慢，经理们没有业绩报酬。基金规模也扩张不了。杨玲说，如果不以绝对回报为宗旨的话，他们大可以随波逐流，先跟着大盘做，业绩报酬会随时提走，即便将来股市下跌，也不用把钱退回去。只不过后面如果再上涨的话就不再重新提取业绩而已。“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先把日子过好了，在这个过程中还能扩张规模。”当时，跟星石一起出道的公司，很快就扩张到七八十个亿，成立新的产品。但是，每当诱惑来临的时候，杨玲就会想起她刚刚工作时那个风云一时的基金公司，当时打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霸气口号，结果仅仅过了两年就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市场是很残酷也是很理性的，永远不要想着糊弄它。”

压力最大的时候，江晖用来排遣的方式就是做数独填字。星石投资的基金经理们做过一项专业性的测试，发现江晖在面对外部环境刺激时基本没有心理波动。“内心强大，是基金经理的第一法宝。”

同样是在2008年，王卫东也打了个翻身仗。此前新华基金对当年的预期并不高，2008年，公司的投研团队陆续流失，王卫东开始完全掌管投研大权，一手招聘了一群名校应届毕业生，不招熟手的原因很简单：公司又小又没有名气，想招都招不来。

当年7月，新华优选发布了第二个基金，发布时股市是2800点，随即马上就跌到了1600点。“我们当时控制得比较好，跌得不多，10月份的时候，我们宣布要建仓。”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大量的基金正在等待跌到1000点，哪里有1600就建仓的道理？股东们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甚至包括王卫东的上司也无法接受这一动作。

基金经理曹名长写了一篇报告，题目叫《1600不买，等于6100不卖》，王卫东的理念是市场必然会回温，“做投资要有前瞻性判断，要先行布局，敢于付出阵痛期的代价”。他预测到马上会有一轮反弹，此时最重要的就是“人弃我取，人追我弃”。

2008年10月28日，上证指数最低下探至1664.93，然后开始反弹。凭着此前的建仓，2009年，经历了又一轮牛市之后，新华优选甩开了那些此前空仓的基金，基金净值增长率为115.21%，排名蹿到了全国第二。

“因为遇到了政府‘4万亿’的刺激，反弹那么高有一定运气成分，但判断它会反弹，还是我们一贯的逆向思维。”王卫东被视作一匹黑马，从此进入了市场的关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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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em]选股方法论

很多人把2014年持续至今的牛市与2007年相比较，在普通散户看来，这看起来不过是两轮相似的财富爆发风口。王卫东认为这完全是两码事——2007年的股市是盈利增长推动的，当时宏观经济处于紧缩状态，银行不断加息降息地调整。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1996年大牛市的复制。

王卫东把眼下跟1996年比较，起码有三个地方相似：一是经济下行，负增长很多，整体经济情况远远低于预期；二是同处在货币宽松阶段；三是国家政策支持。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互联网+”的概念。中国企业曾经在2000年前后有一次集体触网，王卫东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春节过后，所有搭上互联网概念的股票都经历了连续三个涨停板。同样，现在只要跟互联网搭边，企业股价也会急剧飙升。“90年代的经验对现在也有指导，去年底我就说，马上80%的企业都要连接互联网了，早触网早受益。”

但当年那三只股票现在早已形迹无存，王卫东不否认现在也处于一种互联网泡沫：“泡沫是泡沫，赚钱归赚钱，没有泡沫怎么赚钱？”在之前半年的状态下，即便是买垃圾股，也会被大盘裹挟着变成股神，但当牛市持续到今天，再想浑水摸鱼恐怕就不容易了。

“A股市场没什么互联网公司，主要靠融合，肯定有一部分公司通过‘互联网+’提高了效率，提升了效益，但很多还是在讲故事。”王卫东一向以稳健自许，他很警惕那些口号喊得太响的公司，“如果你是一个投资业绩不错的上市公司，肯定不敢轻易做转型，到最后是被别人逼上梁山；现在叫得最凶的公司实际往往是穷光蛋，包袱小，因为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转型最彻底。”

“所以越是烂的公司，涨得也越凶，谁胆子越大，赚的就越多。”至于自己，王卫东选择适度参与泡沫：在泡沫刚刚形成的时候赶紧参与，感觉差不多就赶紧撤出。如果到泡沫中后期才发现这样的机会，那就不要参与，错过就错过了。王卫东把这个做法比喻成“鱼尾巴给别人吃”，换句话说，这是索罗斯那句名言的简化版：“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当《人民日报》称“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时，对基金经理的考验正进入了下一阶段。王卫东2月份刚刚从公募跳槽，自己组建了新华汇嘉投资公司，在年近50岁的时候做起了私募基金经理。在他看来，现在一些行业股已经不再上涨，要靠自下而上来精选个股。股价已经飙升，此时不用再考虑市盈率了。“如果你还看基本面，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杨玲所在的星石投资有另一套方法论。星石的选股是从中间点进入，从行业切入，向上得出行业趋势，向下对应股票。——这是一种工作量极其庞大的方法，在国内几乎没有其他人这么做，因为所有行业全覆盖，耗费的精力太大。

在星石投资，基金经理要兼研究员，抬头是“行业基金经理”，每个人只投资他所研究行业的股票。整个公司是行业基金经理—类别基金经理—大类别基金经理—高级基金经理的组织体系，做到最顶尖，就是江晖所处的首席基金经理职位，只有他才能哪个行业都投。

这个庞大的基金经理队伍，是星石投资在熊市期间建立起来的。2009年开始，杨玲就不再招聘熟练工了，全部从清华、北大的优秀硕士毕业生里挑新手，在新员工没有多大贡献的时候就支付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等到这个绵密的研究网络建立起来，看上去是编织了几层保险的安全网。人工研究不会像数据模型一样有泄密风险，当大部分行业都上行的时候，这个投资板块就形成了共振关系，即便是判断错一两个行业也不伤元气。

这个方法论在2013、2014年经历了宏观基本面变化的考验，2014年底开始大规模实验，就正好顺顺当当地赶上了新的风口。同时，在任意点位上最大亏损率，就是最大回撤。星石投资把最大回撤放大到10以内，在公司看来，这样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而且风险收益比最佳。

基金经理们把每年的排名称为“赛狗”，火热的牛市中，很多“80后”新人被拥上前台，在老江湖们这里，衡量优秀的尺度不仅仅在一两年之内。王卫东直言不讳：“没有经历过此前熊牛市的‘80后’基金经理们，他们比我们更自信。”

在王卫东看来，还是让这些年轻人自己先把钱赚到再说，自己评价基金经理是要看5年以上的长期业绩，长期业绩好了，肯定理念就有独特的东西。“股市整体还在涨，这时候你数钱是没用的，都是纸上富贵，等过些时候牛市结束了，再数钱才是真金白银。”现在各种新的海归们回国创业，找到王卫东时，带着很多国外的不同思路。“他们有国际视野。”王卫东笑笑说，“A股是‘土鳖’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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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em]新韭菜

来势汹汹的“80后”、“90后”股民们成了这次牛市的主要新成员，市场直接把这些年轻人称为“第五代股民”。年轻人直接在手机上视频开户，不混老股民的QQ群，很少去营业部大厅里看盘，行事风格也更为激进。

“韭菜”们没有经过此前牛熊市的洗礼，刚刚实现财务自由，就遇到了如此凶猛的暴富风口，他们也促成了这个风暴的不断发酵、爆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市场能锻炼投资者的原因，很多股票交易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个人投资者，这些人一出手，什么烂股票都能出货。前些天指数在4500点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新股民买了什么南车啊、中铁啊这些股票，我没看到一个资深老股民在买这个。”王卫东总结，这就是最直接的无知者无畏。

年轻人又在等老牌基金经理们的口风。杨玲告诉我们，星石投资的判断是：“这轮涨上去，明年会遇到中期调整，具体在6000点还是7000点不一定，但冲得会比较高，调整之后再涨。”王卫东还是愿意参照1996到2001年的那一轮牛市，对应着此前的国有企业转型，这一次是产业调整，如果真的是“改革牛”，那么转型必然会有五年八年的时间，牛市也会与改革的时长相匹配。

如果按照这个看法，股市继续一路狂涨，那岂不是所有人都是股神了？王卫东解释，翻过了4000点，市场首先是要分化，选股变成了关键，另一方面，当指数越来越高，每一次的震荡幅度也会逐步增大。“现在如果跌的话，有些人就要平仓了，平仓之后就会出现连锁反应，这叫自相残杀。”而这对那些不看基本面、不懂技术，没有任何投资策略的新股民来说，埋伏的杀伤力也就更大。

张璐璐打算从股市撤出，就是不想再光凭着一脑子热情和押宝式的运气炒股。春节之后，张璐璐从所在的互联网巨头公司辞职了，她伴着这一波万众创业的风潮，加入了一个专门做证券投资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如同当年美国的淘金大潮里面，反而是卖水的小贩赚了大钱。张璐璐选择的公司正在设计数据模型，吸引白领中产阶层做定制股票基金投资，同时降低知名基金经理动辄几千万元的购买门槛，“推行普惠的金融理念”。看上去，这是余额宝、理财通、P2P之上的互联网金融升级版，可以想见的是，无论“新韭菜”们的收益如何，新的理财思路，又将再次武装一批年轻的头脑。

对于张璐璐本人来讲，她相信这是个长期的牛市，长到足以让所在的公司乘着这次浪潮迅速做大，让她手里所持的公司股份在未来获得翻倍的市场回报。她还是在这轮牛市中赌博，只不过赌注从手里的100万元积蓄，变成了自己黄金期的职业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