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训《丹阳人说丹阳事》系列文化著述之五（续）

研究会

丹阳人说丹阳事

作者：杨训

                                          1、光绪《丹阳县志·风土物产》一文中的“黄粟”、“菘”和“淡巴菰”趣谈

                                          2、才华横溢一代名师——追忆吕去痴先生

                                          3、吕澂先生对佛学的发展与创新

光绪《丹阳县志·风土物产》一文中的

“黄粟”、“菘”和“淡巴菰”趣谈

杨训

       光绪《丹阳县志·卷二十九·风土物产》中对“黍”农作物作了注释：俗为白者为籼米粟，黑者为糯米粟。糯者味佳，可酿酒。天旱始种之。并将狗尾粟、高秸粟、珍珠粟一并归其类下。

       其中珍珠粟的注释为：杆高似穄，一名御米粟。唐《地理志》：“润州贡黄粟”即指此。

       丹阳人称玉米为珍珠粟、御米粟。如按光绪《丹阳县志》所载，唐时，润州贡的“黄粟”是御米粟，即玉米是也，那润州、丹阳种植玉米史载的历史应推至唐代。但这种注解是错误的。

       古时，“六谷”是指稻、麦、菽（豆）、梁（高梁）、黍、稷。黍和稷为两种粮食作物，玉米并不在“六谷”之中。

黍：亦称“黍稷”，粳者古称“稷”、“穄”，今称“稷子”、“糜子”。糯者古称“黍”，今称“黍子”、“粘糜子”、“黄粟”。（《辞海》）

       玉米和花生、蚕豆、胡萝卜、甘薯、番茄等农作物一样，是从国外引进的外来品种。玉米原产南美洲，16世纪，约元末明初时方才引进中国，开始在北方种植，而南方种植的历史更晚。引进中国后，又名玉蜀黍、苞谷、苞米、棒头等。

       旧时，信息闭塞，玉米在我县又属杂粮，可能撰志先辈把“玉蜀黍”与“黍”的概念搞混淆了。“黄粟”应是丹阳人俗称的“狗尾粟”，即“小米”，“高秸粟”应是丹阳人俗称的“高梁粟”、“条帚粟”，即“高梁”。

       二、菘

       光绪《丹阳县志·卷二十九·风土物产》中载：菘，俗名青菜，一名白菜。

       菘，蔬菜名。叶阔大，色白的叫白菜，淡黄色的叫黄芽菜。（《辞海》）

       白菜，又名“小白菜”、“小油菜”、“油白菜”，俗称“青菜”。……有六个变种，即普通白菜、塌菜、菜苔、苔菜、多头菜和油菜。原产中国，为南方地区的主要蔬菜。（《辞海》）

       由上述区别可知，“菘”应指的是丹阳人俗名的“白菜”、“黄芽菜”。据笔者所知，正宗丹阳人一般不会把青菜错称作为白菜的。

        三、淡巴菰

       光绪《丹阳县志·卷二十九·风土物产》中载：淡巴菰，俗名土烟，山田多种之。吉梦熊陈山诗：“山农爱种淡巴菰。”

       烟草，原产热带美洲，中国栽培的有普通烟草和黄花烟草等。按叶的用途及调制方法可分烤烟、晒烟、晾烟、香料烟等类。……叶经调制可制卷烟、雪茄烟、烟丝等。茎和碎屑可制杀虫剂。（《辞海》）

       读来很有趣，光绪《丹阳县志》史载中还有外来语。

       “淡巴菰”应是英语“卷烟”单词“tobacco”的翻译音。研其原因有二，一是我县“五教”俱全，其中天主教、基督教传入我县较早，其文化渗透由此可见一斑；次之，烟草传入时，先辈可能就称“淡巴菰”，后才改称“烟叶（读niā）”。

才华横溢    一代名师

                                                           ——追忆吕去痴先生

杨训

       吕去痴先生（1922.9.16—2010.10.14）江苏丹阳人，吕凤子先生三子。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教育系，1947年9月就任丹阳县中（吕叔湘中学）校长，时年26岁。1949年后，他被重新分配到金坛工作，立足金坛教育60年，先后在金坛县中、直溪中学、三中、二中、教育学会等单位任教和担任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两届金坛县人大常委。

       吕去痴先生的教学功底深厚，艺术感染力强，教学效果不同凡响。凡聆听过他课的学生，无不为先生的睿智、幽默和激情所折服。先生被誉为金坛县中“数学四大台柱”之一。同时他潜心于教学研究，多篇教学论文在《数学通讯》、《江苏教育》等国内知名刊物上发表。因教学工作成绩卓著，1956年，他获得了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吕去痴先生家学渊源，书香门第让先生深受熏陶，使之在文艺等诸多方面造诣深厚。先生能作曲、编导，擅长口琴独奏，合唱指挥，还是学校排球二传手、篮球队主力之一。同时，先生毕生酷爱集邮，多次举办个人邮展，其作品《华夏服饰》曾在全省邮展中获银奖，他在《上海集邮》、《江苏集邮》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集邮文章，丹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著《研究文集》第8辑撷取先生有关集邮的文章，供家乡后人赏阅。先生所展现的出众才华令人钦佩，不愧于一代名师。同时，也因吕家三代以上从教并卓有建树，1991年，江苏省教育工会授予吕去痴先生家庭为“教育世家”，令人敬仰！

       先生长期从事中等教育，淡定自若。他秉性耿直，崇尚讲真话，因此遭受过错误的打击，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他真诚坦率的人生态度。

       早在1986年，他就在《江苏教育》上发文提倡推进素质教育，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阐明了先生对教育的真知灼见和高尚的人品。

       吕去痴先生永远活在家乡人们的心中。

    附：

谈  谈  集  邮

吕去痴

       现在知道“集邮”这个名词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真正懂得一些集邮知识的人并不多。在这里，我想简单地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一）集邮的历史。自1840年世界上第一版“黑便士”邮票在英国诞生后，到1850年，全世界总共发行邮票154种。就在1852年，比利时的地理学家温地美伦把自己收集到的88种邮票在布鲁塞尔展出，这是世界首次邮票展览。那时候，世上还没有“集邮”这个词。“集邮”一词是法国人海尔宾于1864年创造的，但直到1876年冬，全世界的集邮家在柏林集会时，才一致通过正式使用“集邮”一词。1865年，在法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集邮组织。1878年，世界上第一次国际集邮会议在巴黎举行。现在主持国际集邮活动的“国际集邮联合会（缩写FLP）”是1926年6月18日在巴黎成立的。

       （二）集邮的目的。集邮究竟为了什么？在集邮史上有2件事也许能给人们一些启迪：一是1852年，前面提到的温地美伦举办了一次邮展，当时就得到了一些学校教师的响应。他们也提倡学生集邮，并将收集到的邮票贴在地图上，以引起学生们学习地理的兴趣；二是1869年英国皇家集邮会成立，会员全是集邮爱好者，不吸收邮商参加。从这2件事中，人们不难悟出一点道理来。已故著名作家、集邮家夏衍曾说过：“我们集邮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增长知识，陶冶思想，提高艺术修养”。我想，用这段话来回答人们的提问还有确当的。

       （三）集邮与邮集。由于集邮者的文化素质、职业和教养存在着差异，所以集邮的水平也就有层次高低之分。对水平较高的集邮者来说，他们追求的是集邮的“成果”、集邮的社会效益，他们集邮是以组编邮集，参加各种邮展为目的的。因为，通过组集，可以反映出自己多年来收藏和研究邮品的成果，并从中获得知识的薰陶和艺术的享受，通过参展，将“成果”推向社会，接受群众的鉴定，不仅是给自己以教育，也给别人以启迪，使集邮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有人说：“集邮”与“邮集”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集邮是组编邮集的基础，而邮集则是集邮的自然归宿。

                                                                                                                                                   （原载1996.1.12《金坛报》周末版）

吕澂先生对佛学的发展与创新

杨训

　　吕澂是江苏省丹阳县人。字秋逸（又字秋一、鹫子）。年轻时曾肄业于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后又入南京民国大学就读经济系。十九岁时曾到日本专攻美术。翌年（1916）回国，出任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这时，他才不过二十岁。

　　在学术领域里，农科、经济与美学，这三者都与佛学沾不上边，但是到后来，吕澂却完全舍弃这三者而一意研究佛学。

　　吕澂在十四岁时开始自修内典。十八岁（1914）时，到南京金陵刻经处的佛学研究部随欧阳竟无学佛学，这是他一生生命的重要转折点。

　　吕澂在二十二岁那年（1918），开始协助欧阳竟无在南京筹办支那内学院，四年后该院成立，他也专驻该院，以襄佐其师。到欧阳逝世后，吕澂曾先后出任该院的教务长及院长等职。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1961年，吕澂接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托，在南京开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他在该院所授的课程，后来被整理成书的有《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书。在1963年，他还编了一部《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这四部书加上若干篇论文，是他在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的所有著述成果。

       文革，似乎为吕澂的佛学著述活动划下休止符。文革之初，吕澂的年龄大约七十岁，这是人文学者思想趋于圆熟的年龄。加上他的身体还算健康，到九十一岁时还曾向访者自谓耳聪目明，可惜从那时开始即告封笔。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界的第一硕学，有二十余年不着一字，实在是学术界的一件憾事。  

       1991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吕澂佛学论著选集》，虽然不能尽收吕澂的毕生著述，但却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吕澂著述集中，内容最丰富的一部。  

       1994年，笔者因公赴南京刻经处，有幸购买到《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一套五本珍藏。  

　　吕澂研佛时间早，加上通晓英、日、梵、藏、巴利等多种文字，因此其学术工具之多与研究领域之广，在我国佛学界，无人堪与比拟。其著述在《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出版之前即已印行成书者，共有下列几种：

　　（一）译介类：《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佛典泛论》等三书。

      （二）印度佛学类：《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三）中国佛学类：《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四）西藏佛学类：《西藏佛学原论》。

　　（五）因明、声明类：《因明纲要》、《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声明略》。

      （六）目录学类：《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在上列诸书中，最具份量而且较能看出吕澂的功力的是《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二书。

　　从上列吕氏的著作表，可以看出其治学领域广泛地涵盖了印度（包含南传）、中国与西藏的三系佛学。事实上，他不祇深入这三系佛学的义理大海，而且对梵藏佛典的对勘与版本目录等文献学也极为精审。在因明学研究方面，他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启蒙大师。从他的佛学深度、广度、与语文来看，他是最有资格睥睨于当代国际佛学界的我国学人。  

　　吕澂的学术成就，可以从他本人所撰《内学院研究工作的总结和计划》一文中摘录出来。

　 （一）“在玄奘所译《瑜伽论》最后二十卷里，发现了引用全部《杂阿含经》本母──这是连玄奘本人也未尝知道的。因此明白了瑜伽一系学说的真正来源，并连带订正了翻译以后便弄紊乱的《杂阿含经》（《杂阿含经刊定记》）。”

    （二）“认清了梵藏本唯识论书的文义自成一系，跟玄奘所传的迥然不同，因而确定了唯识古今学说分歧之所在（详见《内学》第三辑所载《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引言）。”

　 （三）“汇萃汉藏梵文所有的数据，并参酌时人已得的结论，对于佛学纵面的思想源流彻底作了一番考订，著有《诸家戒本通论》、《佛学七宗源流十讲》等。这样刊定了印度时代佛学的实际地位和它们理论的确诂，而建立起学说史的标准。再据以返观我国所传的各说，就容易发现它们和印度原本的距离。其间更见出有相反的趋势，像流传很久的《起信论》、《楞严经》一类返本归元的思想，都决定是国人错解义理而伪托为佛家之言，部分学者们曾毫不容情地予以破斥（见《楞伽与起信》、《楞严百伪》等论文）。又由此一贯错误的思想影响到禅宗方面，构成‘本觉’异说，也都完全揭发它出来。（见《禅学述原》）还有西藏所传显密各宗学说之是非全盘的批判。（见《西藏佛学原论》、《略论西藏佛学之传承》、《藏密三书导言》等，这都是为要做到真正佛学的实践，而来扫除一切的障碍。）”

　 　综合地看，吕澂的学术地位及成就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衡量：

　　（一）对于十九世纪以来，欧美所盛行的新颖的佛学研究法（亦即以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等等各类学术方法及学术态度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吕澂有完整而深入的理解。他是将这种研究态度与方法介绍给中国佛学界，并且本身的成就也最大的中国学人。吕澂是这种新式佛教研究在中国的主要奠基者。

　  （二）吕澂的佛学研究，不唯功力深厚，而且所涉及的领域也至为广博。从他的著作来分类，他在佛书版本及辨伪、印度原典的研究与迻译、因明与声明、戒律、西藏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绩。在所有佛教研究领域里，如果综合起来衡量，在广度与深度上，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佛学界的第一人。

　　（三）在学术创见方面，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学术发现之外，吕澂的大部份论文，其实或多或少都有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之处。而综合性的创见与对中印佛学融贯疏解，则表现在他那两部讲稿（《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之中。尤其《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一书，更大体可以展示其一生主要佛学功力之所系。

　    吕澂先生的批判精神更多地表现在追溯佛法本源上，他的考订佛典，是由华译本而上溯藏译本与巴利本、梵本，欲求接近佛陀之“圣言量”，而后借“圣言量”作为改革佛教的思想泉源，因此复古背后的目的实亦涵摄了创新的成分。

       中国佛学的核心思想——有关心性方面的理论，虽然源自印度，但是从北魏以来，通过中国佛教思想家的变通、调和乃至别有用心的改造，终于生成与印度不同的理论体系。吕澂指出佛法即是世间。他认为大乘佛学的实践，本来是积极利益世间的，但传到中国后，却走上了超然自了的道路，改变了方向。因此要重新揭示大乘佛教的实质，就必须重新发挥大乘“为人”之精神。大乘的佛法立足于“性寂”上，这是佛法对世间的肯定之处。一切有情生存于世，只是沉沦流转，是此岸；佛法则循世间实相，从世间兴起，有所趋向，直往彼岸。而人们却不知此理，或只讲生死苦恼，引人厌世躲闪，“只剩有浑身自私自利的解数”；或只讲空，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由此引入向浮泛空虚，于佛法一无所得；或只纯任知解，一切从知解上去理会，虽顺口动听，但却离实际愈远，成为一场空话。“本净”是明净、寂净之意，是不与嚣动的烦恼同类，而“本觉”则是指自性具有智慧、真知而言。由此，就解脱成佛的角度讲，“本净”是“可能的”、“当然的”，而“本觉”则是“现实的”、“已然的”。吕澂力辨两者思想截然相异：“性寂”为“革新”；“性觉”为“返本”。前者以“境界依”，可以为道日进、以达解脱之圣域；后者误“情性为性觉”，扩充之即成标榜个我、反致沉沦之绝渊。吕澂当时已经强调性寂说的“革新”义：“鹄悬法界，穷际追求，而一转捩间，无住生涯，无穷开展，庶几位育，匪托空言。”充分表现出积极的个体超越和宗教淑世精神；而“返本”之说，则“才具足于己之心，便毕生委身情性，纵有安排，无非节文损益而已；等而下之，至于禅悦飘零，暗滋鄙吝，则其道亦既穷矣”。就佛教实践角度讲，印度佛学“本净说”必然主张革新，汉语佛学“本觉说”则提倡返本，两者在价值意向上是根本不同的。

       吕澂先生治学严谨，锐意创新，在佛学研究上造诣极深，是二十世纪中国佛学界的第一人。这种发展与创新的精神，也是丹阳城市文化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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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创新的精神，也是丹阳城市文化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