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木材 于 2011-12-27 16:54 编辑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题很多,但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不清、道不明。浏览了端木赐香《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徐佩英《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等一系列东东,感到“传统文化”真是一个有能量的太阳,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热量与光辉。为什么举此两个呢?因为二者有着相反的观点、相对的激烈对决。前者,把传统文化解释得黑暗无比或是令人神伤,后者把传统文化赞美得如花似玉。不过,二者的所持,本人都不给予否定与赞同,而是他们着重了“传统文化的负面与正面”的介绍与罗列。
始终认为,传统文化有双面性,如同光的“波粒二象性”一样,在宏观情况下,“光彩的一面表现得强一些”,在微观情况下,“丑陋两面得强一些”,即精华与糟粕共生共存——一体的两面。
作为当代哲学人士黎明先生,对儒家的批判,不可谓不激烈、不可谓不真实,也不可谓不歇斯底里,但我们似乎还保持着某种不愿承认的态度,因为可能我们不敢面对自尊心的直视或是对自我的批判实施。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纲》也仅仅重点讨论了诸子百家等一些学说,其余基本上没有过多的论述。
通过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好像意是诸子百家、秦王朝之后,中国似乎已经没有了新鲜的文化再生出来。不过,我们不能忽视一股外国文化对中国的“侵略”,那意是佛家文化。自从汉朝,佛学从西方传来,开明的王朝有自信的态度与包容的胸怀,让佛家文化从此在炎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且没有结果。
即使到了程朱理学,也主要是继承或是再释了孔孟之道,同时加上自己的时代元素,成为岳麓山头的一块欺压女子的丰碑。不过,中国的文学却在后世取得了极大的辉煌。在诗经中,我们读到“氓”的背信异义,到了汉代,我们也看到了司马相如的见异思迁,在晋朝里我们也看到了绝代美女绿珠坠楼而香消玉粉,在唐朝里我们看到了李益背叛霍小玉的真实,在宋元时代里我也读到了“始乱终弃”的张生……其后,一直接重复着重复着。没有太多的进展,薄情寡义、玩世不恭的臭男子,钟情受伤被抛弃的迟暮红颜。我们的文化没有大的发展,只是到了明清交接之时,才有一些思想者开始为文化的发展祭出新的旗帜,只不过昙花一现,至今我们众多人还不清楚“君权民授”是那个时代是多么的可敬。
想想看,一提中国传统文化,张口就是“儒释道”,可是儒释道其核心思想是什么,想必言者明白,闻者清楚。通常人们这样概括, “强者尊儒,智者信道,慧者尚佛 ”,其实本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强者并不尊儒,只是希望别人尊儒,便于自己的管理与奴役;智者也不信道,智者只是虚无主义的自我拔高,冠以神秘主义之称的“道”;慧者对佛的认知,也仅是自我的救赎,对人世苦难与自身苦难不可自拔的安慰。在此,我们简要说一下,儒的核心是“仁”,下设“礼、智、信”,以个人出发达到家国天下;道的核心是“无为无不为、道法自然”,逍遥自在;释是解决“因果报应,超度来世”,让自己安身立命,宿命论的归程。
而此三家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磨灭,更不可替代。可是,如今回头去观察,发现问题多,它们最大的弊端就是“悟”的哲学,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想想看,半部《论语》治天下,能治得了吗?不过,我们还发现我们上了太多的当,许多过去的君王都主张“儒家治世”,可是宫庭的血腥、历代王朝的演变、争名夺利、官场倾扎,他们哪一个从心里认可了“儒”,他们杀兄弑父、逼妻灭友、夺妇灭门、横征暴敛、斩草除根……哪一点有儒家的作风与修行?哪一步不是步步惊心?哪一招不是阴险至极?没有底线,没有文明,没有绅士之风,没有贵族之气。他们只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身力行的就是男盗女娼而已。就是放眼如今,儒也仅是个幌子。 道与释在这种悲痛的重压之下,只有心中自我宽慰与祈求来世平安、宝贵,不再遭此人世劫难。
实话来讲,儒释道用来修修身、养养性、玩乐与玩味一下尚可,其余的真的没有现实意义了;决断式、独断式、总结式、玩味式的语言,永远地不能解释客观世界、精神世界与思维世界了。我们一再复辟,或者说什么复兴,其实光荣属于那个汉唐,我们只能“再造文明”了。在此举个小例子,“食色人之性”被我们广为引用,我们引用得对吗?光说这个“性”,不是一句两句所能解释,看看叔本华的《性爱论》、罗素的“婚姻论”,再看《性与宗教》、《性与艺术》、“力必多”……我相信许多国人并不理解2008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针对体育项目关于“性感”的论述。
在1924年,胡适先生写了篇文章,《影响中国进程的十二大人物》,他是针对一些报刊调查得出结论的修正,他讲得很中肯。他把“王国维”列上,许多人不理解,他作了解释:他影响的人可能少,但影响的人物大,那大人物受了影响,就影响面广了……我们对“王国维”素来以国学大师冠称,而如今我们也只能以“中国词研究”的大学者称谓,仅此而已;按照“儒释道”的标准来衡量,他算不上国学大师。就拿前几年去世的季羡林先生来讲,他根本就不是国学家,曾留学德国的他,主攻方向是梵语等;论人格,他也并不高尚,文革中他的表现我们知道一点,想想看他修了什么身、齐了什么家呢?如果说国学真的有的话,那100岁老人马寅初与客死他乡的陈演恪倒是有国学精神的风范。不过,本人又不同意这是国学的功力所致,这是人类良知与精神的致真追求者,维护布鲁诺“日心说”的伽利略、坚持血液是循环的且“舍生捍卫真理”的哈维依然有这种“格物致知”之追求。
回头观望,诸子百家及佛用,对于当今意义最大的且也可以引以为豪的应该是两家了,那就是法家、与墨家。一再与一些研究者交流,“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不是契约社会;自从文艺复兴后,现代文明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要求,我们也不离外;所以,我们要开始学会契约精神。”美国中将史迪威先生来华与蒋一道共同对付“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法西斯”,他就是玩不转或是适应中国的气候;当中国加入世贸之时,一帮金融精英来到上海,他们忙了一年,终于打道回府,得出一个结论:这里遍地是黄金,可不是我们这些人能赚得到的。想想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差距,表现看是经济规则、潜规则、人情世故、面子第一等,其实是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归根结底,就是文化环境的事。
我们的文化似乎还仅是“权利主义”“人斗哲学”,除此外加上修修身而已。尽管当年的法家与今不同,但要义是相同的,法的理念也可以更新内涵的,因为它着重了契约。关于社会契约,我们的左派思想家卢梭已经阐述得相当到位了,不容本人在这胡扯。墨家的“兼爱非攻”“科技进步”等理念,也对治世有太大的益处,我们都知道那个公输班(鲁班),可是墨家虽然倡导和平,但绝不怯懦,墨家积极地造战车等,发明新战争武器,把鲁班先生打败就是例子,真是做到了“尚和平兼尚武”,而不是儒家培养着“犬孺”与懦夫,道佛家培养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之汉奸哲学。
“新文化运动”并没有结束,“以金钱(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潮”还在猖行,这是对旧文化旧思潮的矫枉。放眼当下与以后,我们还在“中山路上”,还在胡适路上,还有新文化路上……
国学就是一个染缸,什么都可以朝里装;国学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修饰与打扮她;国学也是一个空架子,什么东西都可以附会。国学也可以是伟哥,可以让一部人壮阳,用来肆意蹂躏三陪女;国学也是痿哥,在众多的时候真的坚挺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