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远不是404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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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天我们如何治理移动互联网？

我们说发展可以解决互联网的一些阶段性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互联网上影响公共利益甚至违法的问题，采取超然的态度。事实上，互联网上有些问题，通过发展可以得到解决，有些问题不是发展就可以解决的；有些问题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有关，是特有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同世界上其他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国家一样，是共同的难题；有些问题如果不加重视不予解决，不仅会影响互联网的发展，甚至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我们具体看看相比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解决了什么问题？

——移动互联网是大众互联网。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群众通过智能手机接入互联网，存在多年的“数字鸿沟”可望缩小。此事意义重大，刚刚下发的《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网络全覆盖。大力推动移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为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生产指导、就业服务、技能培训等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

——移动互联网是消费互联网。多年来偏于新闻和言论功能的互联网应用畸形，有望回归商业和生活的正道，互联网将更多地服务于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个人的现实生活。这既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也给互联网创业、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移动互联网是实名互联网。PC时代，网络用户的标识是IP地址，但虚拟的IP与现实中的人并不绑定；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个手机是专属的，网络行为与用户的真实身份强关联，“网络实名制”得以实现。实名是交易的前提，实名的互联网商业价值大幅提升，商业环境大幅改善。同时网上舆论生态也有可能趋于理性有序。

——移动互联网是可信互联网。面对信息的海洋，如同面对信息的沙漠，你同样不知道要看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熟人之间的分享，现实社会权威可信的信源，会平移到互联网上，政府机关和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账号受到网民的信任，迎来大发展的机遇。特别是在PC互联网时期受到剧烈冲击的传统媒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迎来“第二春”。

但是，PC互联网时期的一些旧的问题，在移动互联网时期并没有解决，有些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而且移动互联网还带来一些全新的难题。

——舆论规模再次陡然增大。一般来说，微博客时期的舆论规模，比门户网站时期大了100倍，如今微信为主的舆论规模再一次大了100倍。这对规范网上传播秩序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都带来极大的挑战。

——传播方式出现革命性变化。Web1.0的门户网站时期，网站提供信息，网民以接受信息为主；Web2.0时代，用户开始生产信息；Web 3.0时代，网民的信息生产呈爆发式增长，网民成为信息的主要生产源，所有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和消费者。在每天新产生的300多亿条信息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违法、有害、不良信息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清理，将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于网上有害信息的治理，依旧是互联网治理的重中之重。《意见》明确要求“严厉查处造谣诽谤、电信网络诈骗、攻击窃密、盗版侵权、非法售卖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清理赌博、传销、非法集资、淫秽色情、涉枪涉爆等违法违规信息”，还指出,坚决打击利用移动互联网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等违法犯罪活动。

——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空前挑战。与PC用户不同，移动智能终端用户与MSISDN、IMSI等具有身份属性的号码相捆绑，并具有独占性和随身性的特点。移动智能终端与用户身份的关联性更强，且承载大量的用户私密信息（例如号码薄、支付账户等）。由于存在个人信息泄露和恶意吸费等问题，移动智能终端的安全性要求比PC更高。同时，由于与用户身份的强关联性，移动智能终端用户一切行为所产生的信息数据（包括位置信息、上网轨迹、购物记录等）都与用户本人密切相关。这些信息数据可通过智能终端被电信运营商、应用平台提供商及浏览器提供商等第三方采集、留存、挖掘与分析，并利用这些信息数据为用户提供实时、个性化的业务，但同时也存在用户隐私泄露的风险。因此，《意见》强调，完善移动互联网用户信息保护制度，严格规范收集使用用户身份、地理位置、联系方式、通信内容、消费记录等个人信息行为，保障用户知情权、选择权和隐私权。加大对利用“伪基站”、非法网站、恶意软件等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和行业秩序。

——网络安全出现更大的威胁。目前智能终端的能力与PC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传统PC的安全防护手段部署在智能终端上尚有困难，例如目前智能终端的计算、存储能力尚难以支持重量级防病毒软件产品的运行，传统PC机的本地安装防病毒软件的模式很难适应移动互联网未来的发展，对恶意代码的防护效果难以达到要求。加上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不统一也为全局性安全防控措施的部署带来难度。可以预见，在短期内，移动互联网上木马病毒、黑客攻击等安全问题呈高发态势。所以，《意见》提出，坚持安全可控，全面排查、科学评估、有效防范和化解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带来的风险隐患，切实保障网络数据、技术、应用等安全。

此外，《意见》明确提出，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移动互联网发展管理工作还存在一些短板：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法治建设仍显滞后，政策扶持力度不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亟需突破，管理基础相对薄弱，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策略不完备等。这些问题已经制约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抓紧解决。

5. 互联网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是什么？

在互联网治理上，国际社会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理念。美国人认为，互联网是“民主的”、“自由的”、是“不需要管理的”，主张“确保网络信息自由流动”；中国人认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要“趋利避害”“依法管理”，“确保网络信息安全流动”。

美国人发明了互联网，引领着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方向，制定了互联网的游戏规则，也提出了一系列互联网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如同过去几十年所做的一样，美国人在国际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巩固自己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没错，美国人把互联网作为维护霸权的工具，尝试把美国的霸权地位从工业社会，延伸到信息社会，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在美国人的互联网理论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有两个，一个是“网络自由”，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是美国政治家提出来的，一个是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来的，两个理论其实说的是一个道理：互联网是不需要管理的。不看美国人怎么说，我们考察一下美国人对互联网的所作所为，轻易可以发现“虚伪”两个字。互联网是美国人发明的，互联网根服务器是由美国人控制的，美国人对互联网基本上是可以搞定的。美国政府故意虚化网络的国家主权概念，希望别国都不要管理互联网，哪怕火烧天也没关系，而自己却对境内、甚至对境外的互联网进行严密的监控。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是作为网络大国迅速崛起，中国在国际互联网领域话语权逐步增大，在互联网治理上“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引起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同。

网络主权：美国人对外否认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要“确保网络信息自由流动”，对内却不一样，2012年1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绝密的《第20号总统政策指令：美国网络行动政策》，明确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可靠运行、“关键资源”的控制权等,这是网络空间国家主权最明显的宣示。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高举“网络主权”的旗帜，与世界各国一道捍卫网络空间国家主权。2014年7月16日，习近平在巴西国会做演讲时说：“当今世界，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必须认真应对。虽然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国际社会要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通过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依法治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极大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成了各种乱象滋生的温床。不法者利用网络搞诈骗、传销、敲诈、勒索、剽窃知识产权；虚假信息、低俗广告、淫秽色情暴恐信息、极端言论等借助网络信息的碎片化大肆传播；网民个人信息被泄露、贩卖；网络黑客肆意攻击等等。网络世界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同样要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依法治网是我国党和政府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互联网领域的重要实践，更是我国互联网治理最重要的经验和成就。

正如前文所述，互联网在中国是“早产儿”，在中国国情诸多“不适应”中，法治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为了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局面，我国制定了世界上最多的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不过多为部门规章。我们曾经为这种低层级的立法感到“脸红”，可是从二十余年互联网发展的情况看，这种以部门规章为主“碎片化”立法的法治状况，竟与互联网快速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相匹配，成为“中国经验”的一部分。以行政规制为主的互联网治理，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灵活，二是精准，能较好地避免立法的滞后性。发展日新月异，问题不断变化，部门规章能做到相应的迅速迭代，该立新就立新，该纠正就纠正，该清理就清理，该调整就调整。否则，滞后的规制必然影响互联网的创新速度，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和新经济形态的出现。

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网络直播与“网红”经济等新业态上半年开始井喷式发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1月即出台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针对性地规范网络直播行业。这两年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标题规范管理规定(暂行)》等等，都是这种急用先行性质的部门规章，有效地回应了互联网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完善了互联网执法依据，也完善了以法治网的政策法律体系。

当然，依法治网也不能永远停留在部门规章的阶段，真正解决依法治网的问题，还需要上位法。2016年互联网治理最重大事件，就是《网络安全法》出台。历时两年三审，2016年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网络安全法》对于我国互联网领域法律体系的意义极为重要，它不仅填补了我国网络安全领域基础性法律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上位法，它将此前分散各处的相关法规条款整合成一体，并且为今后继续相关立法或制定相关管理条例细则等划定了较高的起跑线。严格意义上说，《网络安全法》实施，才真正让我国互联网步入“依法治理时代”。

《意见》对强化移动互联网法治保障做出了明确安排：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全面贯彻实施网络安全法,加快推进电子商务法等基础性立法,制定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完善司法解释和政策解读,推动现有法律法规延伸适用于移动互联网管理。建立健全网络数据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管理制度。完善移动互联网管理多部门执法协调机制,加快执法信息技术系统建设,提高对网络违法犯罪识别、取证、联动查处打击等能力。

系统治理：互联网的问题是社会性的，对互联网的治理必须是系统性的，以整个网络社会生态为对象，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祛邪”方面，对网上违法违规现象，依法治理；对违反社会风序良俗的现象，开展“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予以教育和引导。“扶正”方面，我国对互联网生态的系统性治理包括两个方向。一方面，多元共治，各类主体共同参与维护网络积极主流。近年来的舆论生态发生积极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主管部门积极扶植“三股力量”：政务新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和草根正能量自媒体。政务新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承担移动互联网舆论场“权威信息源”的角色，及时充分公开真实信息，积极回应和引导舆论，挤压负面和不实信息生存空间。以往作为“沉默大多数”的普通网民们，话语权意识和言论素养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地打破沉默、积极发声，主动维护主流价值观，自发在网上与危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言行开展舆论斗争。据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数据，仅2016年12月一个月，全国各地网信办、各网站就受理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共469.1万件。网民参与舆论生态治理的热情可见一斑。其次，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步明确权力和义务边界，加强自我监管和行业自律，落实平台主体责任。政府部门监管、互联网企业平台自律、网民监督，互联网治理长效机制建成，多元共治为互联网健康发展构筑积极向上的言论底色。

社会治理：中国对网络治理高明之处，在于将网络治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通过网络治理，促进社会经济更加健康发展；通过社会治理，为互联网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提升了我党的执政能力，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习总书记说：“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让我们顺应潮流，张开双臂，拥抱未来，迎接移动互联网的春天。（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