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南社成立100周年 热烈祝贺丹阳《南社姜氏兄弟文集（上编）》首发成功！

齐梁君子

为

纪念南社成立一百周年

纪念姜胎石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纪念姜可生逝世五十周年

丹阳之子奉献《姜胎石姜可生诗文选》

南社成立100周年时间： 2009-11-11
       在中国近代第一个以诗文宣扬革命的文学社团体南社成立100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夕，丹阳籍南社社员姜胎石、姜可生后裔精心整理的《姜胎石、姜可生诗文选》出版发行。7日上午，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在市委党校主办诗文选赠书仪式，姜氏后裔代表姜文猷、姜继延从上海来到丹阳，向市文 联、党校、图书馆、省丹中、吕叔湘中学等单位和学校赠书，中国南社研究会副会长、柳亚子外孙柳光辽为本书作序并出席了在丹举行的赠书仪式。
       姜胎石（1879-1944），1911年2月经同乡林立山介绍加入南社，曾先后任丹阳、兴化、安吉、奉化、海盐、鄞县、绍兴和嘉兴等县县长。姜可生（1893-1959），姜胎石胞弟，上海神州大学毕业，曾任《民国新闻》、《生活ribao》等报刊主笔，创办《大同周报》、丹阳正报》、《丹阳平报》等报刊，作《剑胆箫心》等小说。历任丹阳县县长、江苏建设厅代理厅长等职，曾任柳亚子的私人秘书，先后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和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齐梁君子

《南社姜氏兄弟文集》序

柳光辽

        接到约我为南社姜胎石、姜可生两位先生的文集写序的要求，深感压力，以我的学养，以及对胎石和可生两位先生的了解，实在难以担此重任；但是，近40万字的书稿，是姜六驭兄弟从民国时期的报纸期刊上辛辛苦苦地一篇一篇收集来，再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电脑打印出来的，这份苦心，这份毅力，感人至深；况且，我还曾经和可生先生有过半年多对门而居的缘分，自然不应当推脱。
        根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安排，1950年9月11日，亚子先生从住了近10个月的北京饭店109号房搬进了北长街89号。新中国成立，实现了亚子先生毕生的革命理想；此时，又结束了十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有了一个安适的家。重重喜事，引发了亚子先生实现学术抱负的豪情。他为书房题名“籀史斋”，为居室题名“思旧庐”。他还在12月18日给柳无忌的信里概述了自己的计划：“续完《自传》，我也有此心愿，但大概须等明年下半年或后年再讲。我想写一部《后明史》，要明年上半年，把它搞成功，很紧张呢。（现在还没有开始，不过材料已不少了。）诗文全集，也正想编定。政务院答应替我请一个秘书。先抄起来再讲。讲印行，还是将来的事情吧！（他们想替我出诗集，但要出选集，不要出全集。我想，选集也好，但须抄全后始可以选，故第一步工作是抄，抄完诗集以后，再抄词集和文集好了。”当时，亚子先生早已年逾花甲，完成这么庞大的文字计划，需要助手协作。其实，1949年到北京后，他就有聘请秘书的想法，并且直接向毛主席提出过；但是，那时新中国还在筹建中，许多机构和规矩都没有建立，直到国庆周年之后，他的要求才得到有关部门首肯。乘10月中旬去上海的机会，亚子先生为计划中的文字工作做了些准备。他把失而复得的后明史料，以及《南社文库》和《革命文库》带到北京，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放在北图专门腾出来的房间里——以后就作为亚子先生的工作室；他还商定聘姜可生先生担任私人秘书，并请毛啸岑先生照拂姜先生的北上事宜。姜先生是南社的早期社员，和亚子先生有40年的交情，相处甚得。他曾赞誉姜氏昆仲：“谢家子弟森成列，冰雪聪明玉比洁。两到同时负盛名，双丁并世称材杰。”这次可生先生肯屈就秘书之任，亚子先生很是欢喜。
        1951年春，可生先生来到北京，我以姜先生称呼。北长街89号是典型的四合院结构，姜先生住在东厢房里，墙外隔着筒子河就是紫禁城城墙，南眺巍峨的西华门，北望风姿卓越的角楼，一派京都景色。我则住在西厢房里，与姜先生隔着天井对门而居。在我的印象中，姜先生中等身材，清癯，温文，但不苟言笑，内秀而不外露。姜先生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和誊抄亚子先生的诗文稿。当时，抗美援朝战事正烈，学校里的政治活动很多，反对崇美、恐美，动员参军、参干……，我一般清晨6点多离家去学校，午餐在学校附近的小摊上吃点馄饨烙饼，要傍黑才回到家，往往只能在晚饭时见到姜先生，因此很少有机会向姜先生请教，只有姜先生的勤勉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年以后，亚子先生一直为脑病苦恼。所谓脑病，医学上称为神经衰弱，它的症状，亚子先生在《南社纪略》和《八年回忆》里都谈到过，就是精神经常兴奋与麻木交替。“在短时期中，神经兴奋，象火一般的狂热，甚么事情都高兴做”；“在长时期中却神经麻木，象冰一般的奇冷，甚么事情也不高兴做”。1950年秋，以搬进北长街新居为契机，亚子先生的精神进入兴奋期；到1951年春，又渐渐转入麻木期。他在1951年2月21日给朱荫隆的信里说：“弟近来脑病复发，情况低沈；而文史馆事至今未见正式发表，闻中间颇多曲折，令人头痛。”在这个背景下，姜先生便逐步结束誊抄诗文的工作，1951年秋，离京南返。
        南社活跃于20世纪初叶。其时，在西方列强军事、经济、文化入侵的冲击下，夜郎自大的满清皇朝不堪一击，土崩瓦解，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一群有民主意识的爱国士子，继承复社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统，力图以文字播风潮，抱着重振中华的理想，组建起民间的文社。在政治上，南社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号召，反对封建专制的清帝国，倡言民主共和，和同盟会的军事斗争构成犄角之势。在思想上，南社成员虽然自幼受传统文化浸润，但是敢于挑战礼教的积弊，对于西方的先进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倡言弃旧布新，移风易俗。在文学上，提倡写真情，强调论诗论文要和时、世、人相结合。胡朴安在《南社诗集·序》中说：“文章不在乎工拙，而真者为佳；所谓真者，各受其环境之感触而流露于自然者也。有时代之环境，亦有个人之环境”，“南社文章，不失为时代之产物，为工为拙，吾不得而知。惟南社时代，应有合于南社时代之文章，……发个人之性情，起时代之衰颓。于思想言，为革命之前驱，有骤然不可阻挡之气势；于文艺言，开解放之先路，有肆然不受拘束之情形。前乎此者，不能有此种文章之发生，后乎此者，不容有此种文章之摹拟；即与南社同时代之人，而无南社个人之性情者，亦不能为南社之文章。”因此，南社以其时代特色和个性特色，以其强劲的战斗性，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支文化方面军；南社文学承接旧文学的余绪而发扬光大；鼓动思想的新旧交替而为新文学开路，真实地折射出清末民初的历史性巨变，为推翻封建帝制推动社会进步立下汗马功劳。20多年后，在1936年的南社纪念会上，曹聚仁先生回忆说：“我们可以说：南社的诗文，活泼淋漓，有少壮朝气，在暗示中华民族的更生。那时年轻人爱读南社诗文，就因为她是前进的、革命的、富有民族意识的。”20世纪上半叶的神州大地，社会在巨变中，南社的成员也经历着嬗变。变化的时代，必然是过渡的时代，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与变化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强烈地影响着南社的群体和个人。南社是动态的，经历过酝酿、摧残和堕落，意见分歧不断，内讧蜂起；南社社员也是动态的，鱼龙混杂，在政治风云中走过了各异的曲折的人生路。矛盾和变化自然也成为南社文学的时代特色之一，使它具有多元性和历史厚重感。
今年是南社百年纪念，南社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只能通过文字遗存去了解南社，了解南社文化，《南社姜氏兄弟文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文本。笔者学养有限，做不出中肯的评介，只能谈几点粗浅而零散的读后感想。
        昔人曾称誉南社是同盟会的宣传部。何以有此说法？原因之一是南社社员活跃于新闻界，他们以报刊为战场，以诗词、政论为炮弹，口诛笔伐，锋芒直指封建帝制、袁逆国贼、反动军阀、纲常名教，“战绩”辉煌，出了叶楚伧、汪精卫、范鸿仙等一大批写政论文章的高手。叶元先生曾经提出：如果“要把我父亲（南社重要成员叶楚伧）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在学术上予以科学评价，那末，他的政论文章就是一个万万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了”。我以为此论甚是，我们要了解南社，也不能忽略它的政论文章。然而，按《南社十八条》的规定，南社的内部刊物《南社丛刻》，“寄稿限于文学一部”，这就把政论文章给排除在外了。除柳亚子生前把自己的政论汇聚抄录，编入《磨剑室文集》，得以传世；大多数南社社员手定的文集中，政论文字往往都告阙如，即或有一点，也是凤毛麟角。如近日问世的《陈去病诗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其中自选的《巢南文集》便是如此；《革命其可免乎》、《论戏剧之有益》、《能镕新旧于一炉乎》等政论代表作，都是柳亚子后来抄编成《巢南集外文》补入的。《高旭集》、《高燮集》、《姚光集》、《丽白楼遗集》等都有这种现象，使后人对南社的了解，缺失了一个重要方面。而本书的《可生文选》里，收录了可生先生1912年任《民国新闻》编辑时写的大量“时评”，这些文章使用当时的白话语体，通俗易懂。文章抨击“德人之觊觎我东鲁”；向人们警示，日俄联手，“满蒙危矣”；怒斥“黎元洪之怙恶不悛”，“蹂躏《大江报》”，勾结袁世凯残杀忠良……由此得窥南社宣传业绩之一斑；并可以了解到，可生先生十分关注国际时事的特点。“时评”和“政论”确实有时效性；但它们不只是作者个人的见解，还代表着当时的民意，是时代的回响，有其不凡的历史价值。从时评中读到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迥异于历史教科书里干巴巴的结语。不久前，曾在某小有名气的杂志上读到一位教授的作文，该文惋惜西太后死得太早，否则，按照懿旨中的立宪“预案”，中国的老百姓早就享受到宪政民主了。就连当年立宪派的大佬梁启超都明白，盼西太后变法，就好像盼乌龟长毛，兔子生角，是违背物性的妄想。把西太后当成宪政英模，南社先贤们岂不都是些乱世的枭雄了吗？看来，重温当年南社的论战文章，仍旧有现实意义，近代史教育还真是马虎不得，近代史史料的梳理更是不应轻视。

[ 本帖最后由 齐梁君子 于 2009-11-11 23:53 编辑 ]

齐梁君子

（接上文）
        如前所述，《南社丛刻》有“寄稿限于文学一部”的规定，但是在它的文录中却见不到小说。实际上，《小说林》、《小说月报》等早期小说名刊的主编，都是南社社员；社员里更不乏小说名家，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似乎是要做点弥补吧，1917年，以《南社丛刻》增刊的名义，编了一本《南社小说集》。可生先生也是写小说的好手，《南社姜氏兄弟文集》的“下编”，就收录了他的近25万字的小说。姜氏兄弟还积极参与戏剧改革，是陈去病先生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的撰稿人，《文选》中收录了各个时期的剧评，他们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边。各种文学体裁中，“旧文学皇冠”，非诗词莫属，小说则是旧时的名士们所不屑为的；而“新文学皇冠”却是戴在小说头上的，它拥有最广泛的读者。至于在戏剧和曲艺的观众里，更有着许多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的平民百姓。在南社后期因唐诗宋诗之争引发的分裂活动中，对柳亚子的诟病之一是捧戏子，把陆子美、冯春航、姚民哀等艺人拉进南社，降低了南社的格调。其实正好相反。这是对艺人的社会地位的尊重，是对他们改编新剧宣传革命的肯定，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艺术评论方式，是移风易俗平等待人的创举。说白了，那是现代的追星族的先驱。所以，放到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中，对南社的文学活动作动态的分析，可以从中观察到，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过渡，士绅文化向市民文化的转化，文化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演变，看到由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嬗变，从中体察南社对新文化所起的喝道开路作用。
        《南社姜氏兄弟文集》的上述特色，对拓宽南社研究，无疑会起积极作用。
         南社有个领导班子——实际是事务班子，没有基础组织，对社员没有什么硬性约束，一年两次的“组织生活”——雅集，也是谁爱来就来，不来拉倒。但是，这么一个松散的组织，却显示出很强的向心力。到“五四运动”前后，南社渐趋沉寂，淡出历史，内部定期的雅集和不定期的社刊都先后终止。虽然如此，社员的心却没有散，屡屡响起恢复南社的呼声，于是，有新南社，有南社湘集，有1935年的南社纪念会。1936年的南社纪念会第二次聚餐，到会者竟达155人，规模空前。至于社员间的书简来往，诗词酬唱，追怀往事，更是绵延不绝。如胎石先生的《水调歌头·寿佩忍六十》，可生先生的《海上晤陶遗，因怀亚子、刘三、朗西》、《力子书来赋此却寄，并柬右任、季陶、布雷、楚伧、亨颐、耿光》，以及亚子先生的《次韵和姜慧禅送其犹子姜龙参军一首》等等，在社员的诗作中，几乎俯拾皆是。这个现象，我称之为南社情结。是什么因素造成如此强烈的亲和力，使社员们久久不能忘怀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传统士子的文化心理，固然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恐怕在于南社的志向纯正和它的包容性。南社成员因爱国使命感而聚合，矢志反清、反袁、反军阀，南社的政治倾向勿容置疑，但是它不参与辛亥后的利益分配和权力争夺，不谋本社团的私利，因此襟怀坦荡，正气浩然；南社崇尚气节，在这个大前提下，求同存异，“一民主义”、“二民主义”、“三民主义”共济一堂，容纳的空间大；见解不同发生争执，脸红脖子粗，乃至闹意气，登报绝交，但决不搞下三烂的“引蛇出洞”；一句话，互以真性情相待，因此为社员们珍惜。如再细察之，对南社怀有深情者，多为“闲云野鹤”；一旦进入名利场，则也有被权或利腐蚀，守不住道德底线的，汪精卫就是例子。我以为，南社的精彩，在布衣时期的南社；而南社的菁华，在南社中的布衣。一管之见，姑妄言之，以求抛砖引玉吧。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南社情结的“遗传性”：在南社研究队伍里，有一个南社后裔的群体。20年前，南社研究刚起步的时候，柳无忌先生指出，“做学问的第一个条件，为材料的汇集整理和公开流传”，为抢救南社史料，他带头组编《国际南社丛书》。20年来，南社材料的汇集成绩可观，其中，南社后裔们功不可没。他们不但拿出家传孤本，付出精力，还要承担出版经费；不少后裔并不以文史为专业，整理先人诗词，近乎另修一门学问。《南社姜氏兄弟文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个中艰辛，自是说来话长，然而却仍乐此不疲。在抢救南社史料的过程中，后裔们曾经得到许多专业研究者的无私帮助，如《编者的话》里提到的郭长海教授。长海先生长期发掘南社史料，《高旭集·后记》里，记录了他的“艰与辛，酸与痛，愁与苦”，他的学术品格和职业操守值得尊敬，更希望有识者能鼎力相助，使他穷毕生精力搜集的资料得以印行传世。
        南社情结为什么会有“遗传性”？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南社姜氏兄弟文集》里，我读到胎石先生写的《前邑侯沧珊公哀辞》和《挽前邑侯查公文清》，也读到可生先生写的《前邑侯沧珊公哀辞并序》和《挽前邑侯查公文清》。前此，我曾在《南社张素诗文集》里读过《辛卯教案始末纪》和《前县令查公沧珊追悼文》。查文清，浙江海宁人，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祖父，清末曾经担任丹阳县令。三位南社社员，三位丹阳的名士耆老，为什么要联袂著文哀悼查文清前邑侯的逝世呢？因为查县令在辛卯教案中，“抗强邻之责言，抵上官之严檄，挺然不挠”，力主正义，保护了一方百姓。张素先生在《追悼文》中评论说，“窃闻查公沧珊之治吾丹阳也，非有他术，惟念念不忘吾丹阳之民，以真性情相洽。”“爱民者，民恒爱之。”把这段话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民本思想。无巧不成书，辛卯教案后13年，胎石先生“分发浙江候补”，任职县知事前后达15年；这期间，张素先生也曾两次去绍兴和嘉兴辅佐。所以，胎石先生的挽联有曰：“以名进士宰古曲阿，记童年竹马争迎，弃职保闾阎，四境都为循吏哭；当己未秋摄武原篆，奉函谕邮鸿喜便，无缘亲仗履，一朝忽闻噩音来。”15年之久的县知事任职，胎石先生在《六十自述诗附词六阕》里有详细的注疏。他的政绩，可以用注疏里的一个故事说明：一次，胎石先生的长子嘉猷在绍兴遭绑票，阖家惊恐，次日清晨，嘉猷却平安回来了。原来绑票者里有一少年，其父兄以前被奉化的某匪魁所杀，胎石先生任奉化县知事时，将此匪魁“获案伏诛”，为报恩，该少年私放了嘉猷。真是好人好报，“爱民者，民恒爱之”。在注疏里，胎石先生用案例说明他的的施政心得，读来既生动又实在。海盐县荒草地之争和绍、萧婴堂沙田之争中的调解息讼；任职安吉、奉化、绍兴时的保境安民，处处都体现了民本思想，对今日中国的维持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很有借鉴意义，胎石先生的《六十自述诗附词六阕》是一篇好读物。“德治”，是有中国特色的施政理念，官品来自人品，南社社员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底，自幼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精神熏陶，铸就良好的道德基础，胎石先生担任基层官吏的人生历程，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内容。南社的作品多姿多彩，就拿这三篇哀悼查文清前县令的文章来说，张素先生理性，把辛卯教案交待得清清楚楚，着重剖析丹阳人民感念查公的原因：“公当日爱民之政，诚、公、仁、宽入人深，而感人切”；胎石先生有与查公类似的从政经历，多从切身实感来表达哀思；可生先生则以写时评的笔法，借查公事例抨击时政，义正词严。风格迥异，各有千秋。就我的体会，读南社的诗文，重在读史，读人，就像是在和南社先辈对话，了解他们在艰难时世里的奋斗，领略他们的道德风范，有一种文化充电和精神盛餐的感觉，意味无尽。这或许就是南社情结的遗传性的来由之一？又是个姑妄言之的一管之见。
        20世纪初叶的南社，处于从政治层面振兴中华的社会转型期；21世纪初叶的中国，正处于从经济层面振兴中华的社会转型期。“历史是继续前进的基础，也是开创未来的启迪。”南社先辈们面对过的中西文化冲撞，他们的社会实践，他们的思想历程，功业与局限，经验与教训，对于当前所面临的文化道德建设，都有可供借鉴之处。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南社研究应当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9年4月于南京

序言作者：柳光辽生于1937年，为柳亚子之女柳无垢所生，在“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的日子里，柳亚子为外孙起名光辽，铭记收复河山之志。柳光辽高中毕业后，正逢国家工业化，当时的抱负就是改造社会，而留苏是最先进的，可惜他没轮上。其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到中学招生。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最当红的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说去军事学校，柳光辽当然愿意。
　　柳亚子知道之后，把柳光辽叫到房里，询问报考情况。“你是不是打算到哈尔滨去。你母亲身体不好，你这么走了是不是……”但柳光辽还是希望北上。柳亚子的话就到此为止，他没有再说什么，议柳光辽自已去决定今后的生活道路。柳亚子曾经公开讲过：“我对儿童教育，是主张放任自由的。” 　　柳光辽现在是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和党总支书记，专业是枪炮设计制造。“我基本上也让他们自由发展。大学毕业后，今后的路怎么走，我一概不管。”当时执意北上的柳光辽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和柳亚子的观点一样。柳光辽的大儿子柳松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毕业后，就读次美国孟非斯大学计算机系，现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通讯器材公司工作。小儿子柳杨在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到美国印第安那波利斯分校，从毒物学硕士转到计算机硕士，现在是该学校的科研助理。两个儿子都在美国成家立业了。

[ 本帖最后由 齐梁君子 于 2009-11-11 23:5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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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胎石姜可生诗文选》作者简介

  
    姜胎石（1879-1944）江苏丹阳人，谱名鸿宝，曾用名、字、号和别署有：若、胎石、参兰、证禅、枕仙等。己酉拔贡生。南社早期社员。从事地方行政多年，曾先后任丹阳、兴化、安吉、奉化、海盐、鄞县、绍兴和嘉兴等县县长。参与创办绍兴大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姜可生（1893-1959）胎石胞弟，谱名鸿纬，曾用名、字、号、别号、别署和室（斋）名有：仑、可、梦菊、君西、俊兮、军西、杏痴、二痴、泪杏，杏二、不自生生、更生、红雪、红雪楼主、红雪词人、海棠、阿棠、沈园、彗炬、慧禅、慧可、丹杨客人、嬾啼猿馆、龙瘦盦（龛）主、龙驯室、五十三参堪、挥戈、无适无莫簃、无适、适观、老可等。南社早期社员。上海神州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曾任《民国新闻》、《生活日报》、《礼拜六》、《锡报》和《镇丹金溧扬联合月刊》等报刊主笔；并创办《大同周报》、《丹阳正报》、《丹阳平报》和《长途月刊》等报刊。作《剑胆箫心》等小说。历任江苏丹阳县县长，江苏建设厅代理厅长，农矿部参事等职；创办与经营镇丹金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丹阳肇明电气公司。1949年作为“特邀代表”，出席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柳亚子的私人秘书。1953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59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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