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群学霸的成功能作为教改样本吗

天行健dyjyj

    南方科技大学（下简称南科大）低调地为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校方没有通知媒体，还封锁了所有入口，任何人都要凭学生学号才可进入。据悉，南科大此次符合毕业条件的一共是28人，其中15名学生已经被牛津大学、耶鲁大学、伦敦大学、杜克大学、香港大学等世界名校录取。其余大部分学生也申请了国外高校，目前在等待录取通知。

　　曾记得，2010年下半年，没有正式揭牌的南科大自主招收了45名学生（后有4人陆续退学），而这次“大胆”招生的直接后果，就是让这群学生没有办法拿到教育部颁发的文凭。当时很多人担心，如果南科大的“实验”一旦不成功，这群学生该怎么办？如今看来，当初的种种担心都略显多余：毕业28人，有15人被世界名校录取，如果再加上之前已经提前毕业的2名学生，30名毕业生中，就有17人直接进入国外顶级大学继续深造，如此“成材率”恐怕与清华北大相比，也不遑多让。

　　由于南科大从2012年之后，所有学生的招生都纳入计划录取，所有学生毕业时，也都将授予国家统一承认的文凭，因此，这批2011年入学的学生，也就成了唯一一批由南科大自主招入并自主授予学位的人。可以说，这40余名学生从入学开始，便被看做是判断南科大这片“教改试验田”成色的样本。

　　于是，现在面对如此华丽的“教改成果”，舆论惊讶之余，“南科大模式”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又一次被提及。比如，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就提出：“（从现在的成绩看）这一改革的成果不错—学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没有影响培养质量，反而提高了培养水平—为何却不再推进？”

　　那么，这群学生的成功，是不是真的就能将其完全看做是“教改”产生的体制效应呢？至少在我看来，或许正因为这块“教改试验田”的条件实在太优秀、太特殊了，反而削弱了其示范意义。

　　我们不妨看看南科大创办之初的“能量”。从学生方面说，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南科大招入的这40余名孩子，可谓个个都“身怀绝艺”，要么是整体素质优秀，要么是某学科特别突出。更重要的是，当初敢于进入南科大，就这种眼光和勇气，可能就非其他同龄人可比。

　　再说教师阵容。南科大创立之初，有70余名教师，其中，中科院院士4人、国家级教学名师3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4人，七成教师具有海外名校执教和工作经历。这是什么概念呢？笔者的母校，一所国内还算有点知名度的211重点大学，只有1位院士（因为年龄原因，其实早已不给本科生上课），1位国家级教学名师。特别是，70比40的师生比，可能国内还没有哪所大学能有这么奢侈。南科大一门计算机课程，因为需要学四个模块的内容，其中有计算机基础、软件编程、硬件，三个内容就请了三个老师，第四个老师，则是中科院院士陈国良。

　　所以，笔者觉得，具有样本意义的教改，需要有普遍性。当没有这么牛的师资力量、学生资源，只是一群普普通通的老师和学生，最后能产生怎样的效果，更真正考验一个教改样本的价值。对这批学生成绩的过度解读，反而可能会掩盖南科大这些年在教改中遇到的阻力和问题。

　　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于首届学生的毕业，与南科大的低调态度相比，反倒是围观者兴奋不已。究其原因，在暮霭沉沉的现行高教体制下，人们或许实在太过期待出现一个开创性的样本。于是，公众几乎是一路围观，一路声援。直至如今开花结果，所有关注中国教改的人，似乎都产生了一种与有荣焉的代入感。公共舆论眼中的南科大，从某种意义上，就像一颗教育“卫星”。一所大学的命运，和公众情感捆绑如此之深，不知是幸与不幸。

　　去年年底，本报曾对南科大创始人朱清时有一个专访。其中给笔者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在他看来，“中国的教改要成功，可能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行。教育要多元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教育不可能一个模式。”

　　我们都知道，在朱清时担任校长的五年间，可谓阻力重重，他所倡导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几近全告失败，而去行政化改革，也因种种原因无疾而终。在整个教育体制的大环境下，南科大的单兵突进，所承受的压力和阻力可想而知。很多事情，单纯依靠理想主义的热情和勇气是难以完成的。因此，在我看来，首届毕业生的巨大成功，不等同于南科大模式的成功，因为，仅仅通过将优质生源、师资整合转化，继而形成的优势资源效应，并不是教改的价值所在。南科大教改难以轻言成功，甚至也应该慎言“成果”。这并不是一种悲观，而是一种清醒。所谓“南科大模式”，现在其实依然模糊不定。一个教改样本的形成，必然需要一个相对长的周期，也少不了一系列成熟指标的认证。

天行健dyjyj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紫玉金砂

还是要有好的师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