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村村记忆》记住乡愁国内罕见 解放日报2月15日5000字特稿专门报道

无所住

丹阳《村村记忆》记住乡愁国内罕见   解放日报2月15日5000字特稿专门报道
  

无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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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住

                             乡村记忆
2015年02月15日   05 ：特稿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　王潇
　　在苏南这座因生产眼镜而闻名的小城里，双向四车道的柏油马路边，大型的百货公司开业在即。偶尔，几辆豪车穿梭而过，和别的都市并无太大差别。
　　79岁的张昌龄，每天早晨骑5分钟自行车到公交站台，再坐4站路，途经丹阳市这条最繁华的道路，抵达他30年来的工作地点——丹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他是《丹阳市志》的主编。
　　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另一块牌子——丹阳市《村村记忆》编纂办公室。
　　从2011年起，丹阳市开始为14个镇（区）、约200个行政村、3232个自然村编写“记忆”，计划到今年年底全部出版。如此规模的村志编纂，在国内尚属罕见。
　　“处处都是钢筋水泥房喽。”张昌龄虽从农村进入城市居住已多年，但仍留恋乡村生活。近年，由于工作，他常要下乡，眼见村落的消失、拆并。
　　他认为，新农村建设与抢救村庄历史文化可以并行。
　　“发展带来的改变不可避免，我们只是想正式地留一点故乡的记忆，记住乡愁，记住来时的路。”马文辉说。他是《村村记忆》项目组组长。

　　钱没问题，办公地点没问题，问题是找谁编纂
去年在某镇政府办公室，马文辉对着该镇的书记发了火：“市委市政府布置的其它事你们都做，为什么这一件就不做？”
　　马文辉曾担任丹阳市农林局副局长，退休后，于2007年进入编纂丹阳市志的团队，还是一如当年的直脾气。
　　为了推进该镇的《村村记忆》进程，他3年中上门的次数数不清，也没少拍过桌子，但就是没有进展。
　　终于，他撂下狠话——如果镇里再不解决办公地点和调配人员，他们市志办就再也不来了！
　　但镇上也有委屈。新任党委书记满面通红，赶紧表态：“钱没有问题，房子也没有问题，但人……”
　　人力并非该镇独有的问题。
　　丹阳市《村村记忆》编纂办公室有8人，各组有分管的镇（区）；每镇（区）由1名分管领导领头，宣传科负责人任项目责任人，再配主编1名，编辑3至5名；每个行政村，由村支部书记任项目领头人，组建信息员队伍，做到每个自然村都有1名信息员。
　　最初，不少镇派出村官来负责村志，虽然都号称“组建了班子”，但这些年轻村官各自有行政事务，“忙是忙得不得了”。
　　马文辉心里也明白：“他们不是不重视，但有的人经验不足，有的人是工作‘浮’，汇报时头头是道，可实实在在的事情却做得少！还有的人不长久，镇里流动多，一换人，又要耽搁……”
　　马文辉发现，人是关键问题，一方面要自己有做的愿望，能定下心做；另一方面要工作有方法。这样一看，有一定资历的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乡镇干部是不二人选。
　　陆克方，曾任丹阳市云阳镇纪委书记，退休后回到老家新桥镇居住。被邀请担任新桥镇《村村记忆》的主编之后，他很快组建班子调研，并号召不少当地的有影响人士一起落实，不但完成了任务，每个行政村也编纂出版了行政村志。
　　司徒镇的夏双泉，原本是该镇副镇长助理，主管文教，年龄临近退休。曾做过数学老师，人称司徒“活地图”。
　　2013年他担任主编后，给自己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在第二年年底完成。他规划了“六步走”——先用半年时间做全局的调研和信息搜集；将各村情况发于主笔，开始编写；初稿完成后，去每村召集村民尤其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过目，提意见；将修改意见告知主笔，再行改稿；将电子版终稿发给各个村委会，请各村干部过目，书记盖章签字；最后组织每个村的主笔，集体检校。
　　经过一年半，今年1月22日，夏双泉终于如愿实现最后一步——把主笔都叫过来做了最后一次检校。
　　“请大家仔细看看！我们这时候多看一次，就少一点遗憾！”他发话后，主笔们纷纷把老花镜戴上，细致校对。
　　这些人中，大多是退休的教师、医生、乡镇干部，以中高级职称为主，平均年龄60岁……夏双泉说，有的70多岁老人还骑摩托车去村里采访，想想都捏一把汗；他自己，由于不大会用电脑，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敲，有时从早晨6点敲到8点上班，结果一死机，全部白敲。“现在晓得了，要及时保存。”
　　会末，他给大家发了承诺的报酬——写一个行政村100元，一个自然村80元。

　　“编村志有啥用？政府真是钱多得用不了”
　　自从开始修志，夏双泉就听过不少闲话——“编村志有啥用？政府真是钱多得用不了了。”但到了市一级层面，更多人会说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司徒镇北陵村的主笔，77岁的王鑫贵，说自己对参与这件事“感到自豪”。但有一次，当他费尽心思把村里一位老红军的材料编写好，送给其孙辈时，眼前的年轻人却只是翻了翻，回了一句：“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过去的历史都不用知道啦？！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哎！”他说得有些恼，但当时心想，“等他上了点年纪也许会懂”。
　　编村志究竟有什么用？
　　王鑫贵所在的北陵村现在尚未拆迁，但这些年已在发展，比如路面硬化了，路灯装上了，家家户户改厕了，篮球场也建了。他认为编村志至少是一种记录，因此郑重其事。他曾5次坐半小时的村镇公交去找夏双泉，只为修改一些字句。1月22日在镇里开过检校会后，他发现他记录北陵“许氏大祠堂”的一句话被删了——“丹阳周边包括润州、金坛、武进、句容多支许氏都以北陵为大宗”。他猜测是主编觉得容易引起争议所以删去，于是回家后拿上来源资料返镇，找到夏双泉论证。
　　而张昌龄更为心焦。在编市志的过程中，他已感到紧迫：很多村子如果现在不修志，很快就没了；再找人回忆，就难了。
　　2011年丹阳市志基本完成时，他与时任市史志办主任的李世华就发现，从1980年到2010年底，丹阳消失了211个自然村。例如界牌镇因为“新农村建设”，原有97个自然村，减少到32个自然村；云阳镇的“万顷良田”项目，拆迁了17个自然村。
　　“新农村建设与抢救村庄历史文化并不矛盾。”张昌龄说。经过反复论证，市史志办把要为每个村修志的想法，拟成项目计划，书面呈报给市委市政府。很快，得到了时任丹阳市委书记李茂川的批示和肯定。
　　2011年2月，丹阳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史志办联名发出关于开展该项目的实施意见。计划到2015年底，各镇（区）独立成卷，共出版14卷《村村记忆》，经费总投入550万元。
　　项目最终确定名字“村村记忆”——“村村”，取行政村和自然村。行政村即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则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记忆”目的是记住乡愁，记住传统文化，写作重点放在自然村，侧重乡音、乡风、乡情。
　　“这些东西现在还在我们的脑子里，如果我们不在了，谁来传承下去？”马文辉说。

　　记住乡愁不是不发展，而是记得来时的路
　　高和顺曾是新桥镇长春村的村支书，从1955年在村委会工作，如今早已退休。他指着一条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说：“这是我原来老家的地方，腰沟村。”
　　但高和顺没有太多落寞的感觉。他也感慨村子在成批消失，但这不意味着就要停滞发展，“现在修村志、写记忆，就是要记得来时的路”。
　　他对当年村子的穷记忆深刻——逢内涝时，村民颗粒无收，只能撑着大木盆，在水里抢一点稻穗做稻种；为求生计，村民劈篾加工席子，春末夏初时拿到上海等地去卖。后来村民开始尝试村办企业，纽扣厂、门把手厂、汽摩配件厂……经济渐渐挣脱了窘困。
　　还有一次，他和村里的年轻人感怀新桥镇上的“三沟五渠”都是人工挖出的时候，年轻人大呼“不可能！”——
　　解放前，新桥地区地势低洼，水系混乱，河、沟、塘、坝纵横交错，断断续续，引排不当。一场大雨即成内涝，如遇大潮，漫过江堤便一片汪洋。
　　解放后，加固江港河堤、抢修桥梁水洞的“修修补补”过于分散，也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20世纪70年代，全国号召“农业学大寨”，新桥也掀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当时摸清水情、地情后，确认南北向为“科学向”，自1972年起的6年中，镇里动员全镇6千余男女劳动力齐挖河道。
　　当时，每开一条河流，都以誓师大会、擂台赛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6千人，几乎是挑灯夜战，你追我赶，10天内就可以开挖3公里长的河道。
　　他把这些历史讲给后辈听，也记载在《村村记忆》中。
　　马文辉说：“为什么取‘记忆’，而不是‘村志’，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村志，目的是记住乡愁，记住传统文化。”
　　“而且，‘记忆’并不一定都是陈年往事，也可以是现在的事。现在的文化，以后也会成为记忆。”张昌龄接过话说。
　　照着这样的思路，《村村记忆》因此比一般志书好看得多。
　　他们还成立了图片与影视资料拍摄工作队，采录了各地的原生态方言，也把老建筑、老的生活生产工具等以照片的形式放进书中，照片集的标题就取“为了忘却的记忆”。
　　新桥镇《村村记忆》的主编陆克方想拍出鸟瞰的图片，苦于没有“航拍”设备，就叫自己儿子爬上一座铁塔去拍。
　　美国人是没有什么故乡情结的，他们跟着工作走，但是在中国，我们有乡愁
　　几年前，张昌龄曾去探望住在美国的小女儿。
　　本来打算呆满半年，结果3个半月就“逃”回来了。
　　他说，刚去时很新鲜，环境美，又干净。女儿女婿看着他的书稿，为他这把年纪还在奔波而心疼，“你就住在我们这里，要多少钱我们给你，不要做了……”
　　但一段时间后，张昌龄感到寂寞。小女儿居住在费城郊区，沿街都是别墅，一户三五百平方米，有花园草坪。“邻居是一户美国本土人家，对面一户来自印度，平时很少往来，最多偶尔有个PARTY……”
　　寂寞不是张昌龄一人的感受。他儿子曾经的高中同学，已在美国发展多年，见到张老，频问国内生活、工作待遇；他家中的电视，锁定华语频道。
　　整理史志的同时，张昌龄也在思考，中国和美国的村庄有什么不同。他总结：“美国人是没有什么故乡情结的，他们跟着工作走，如果换了工作，就把原来的房子卖掉，今天在这住，很可能明天就换地方。但是在中国，我们是有乡愁的。那些老房子、村庄，有些有几百年历史。”
　　他举例新桥镇陆家自然村的老宅“九十九间半”（2007年被丹阳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清朝同治年间，老宅主人的祖辈靠磨豆腐起家，老宅内部墙面的雕刻极为考究，所雕图案有历史典故、飞鸟走兽，以及寓意吉祥的福禄寿喜。“在美国，能有多少这样的宝贝？”
　　还有中国特色的乡风乡情：在村口拉拉家常；在祠堂里办喜丧；自发捐钱修路，并在亭子里刻上所有捐钱者的名字以及捐的数目……
　　他故而也更能理解如今村民的纠结——既想达到城里人的生活条件，但又舍不得这份乡情。
　　丹阳当地一个常见现象是，不少村民在城里都有房，但却空置，因为还是多半往乡下跑。王鑫贵女儿的房子买在城里，但她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放弃“钱”途光明的证券行业，选择回乡办企业，她就跟着儿子住在乡下。她反而劝父亲偶尔去自己城里的家住，但王鑫贵当然不会去。
　　实际上，从内部改善居住环境以保留村落外观也是不少地区探索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部分。王鑫贵现在的房子条件并不比城里差。家里早已用上抽水马桶，液化气一个电话送上门，村镇公交就在家门口……

　　听老一辈讲讲过去的事情
“你的老家是哪个村？村庄有多少年历史？村里有什么传统？……”马文辉说，这些问题，许多出生在城镇里的年轻人根本答不上来。
　　去年暑假，几位已经考上大学的高中生在镇上的图书阅览室叽叽喳喳。
　　新桥镇一位参与镇志编写的老干部突发奇想，“你们马上要踏入大学校门，哪天我来给你们上我们镇的历史课吧！”
　　几个孩子一听觉得有趣，便约定时间。老同志郑重其事地带来了已编好的镇志给学生们讲解，孩子们直呼：“不知道原来自己镇上还有这样的历史！”
　　一位在村里教了几十年书的老教师说，我们的课本不包括村史，“我们的孩子，对自己的村子一点都不了解。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是不是很可悲？”
　　张昌龄也说，现在，多数孩子已经不会丹阳话了。比如“腰餐”是指早餐午饭之间加的食物，“慢茶”是指午、晚饭之间的加餐。
　　而对于老一辈来说，“人到了这把年纪，回顾自己的一生，总想留下点什么，好像如果不把自己知道的历史、经历的事，记录下来，这辈子就有点缺憾。”张昌龄说。
　　曾为《上海通志》副总纂的王孝俭认为，村落的消失速度在历史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迅速，如此大规模修“记忆”是村民迫切希望留存传统文化的体现。
　　丹阳市区，在红绿灯等待区，史志办的夏炳忠把车窗摇下，和邻车的驾驶者打了个招呼，聊了两句。
　　他介绍说，那是他的朋友。那种神情，就与在乡间路遇一位乡邻一样自然。
　　这大概是一座小城，在城镇化之中还保留着的，少有的乡村印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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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有源，人有根。记住乡愁不忘本，才能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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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为3232个自然村修志 如今已为576个村留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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