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戴伯韬先生一样学陶

静轩

                                                                                          像戴伯韬先生一样学陶
                                                                                                   丹阳新区实小  邹红梅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戴伯韬先生是“陶行知的十三个大弟子”之一。他传承并践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矢志不渝地为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耕耘、播种、服务着。尤其是在教科书的编写上更是苦心孤诣，彰显生活教育思想。
      什么是生活教育？在陶行知先生看来，真正的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的，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与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教育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陶行知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他提倡用书，认为书本只是工具之一。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平时研究学问，也着重在实践上去用工夫。陶先生善言传，更重身教。同时，也可看出他对教科书的要求——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一流的教科书，要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引导人思想的力量、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
戴伯韬先生认为陶先生对教科书的认识是正确的。他认识到：我们的一切教材，都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向理想提高。它必须含有引导人去动作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它必须要有改变人思想的力量，它必须化思想为力量，因而使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产生新价值的力量。这样的教科书正是当时所需要的。
      戴伯韬先生对陶行知先生的主张十分认同，并积极践行。1931年春，陶行知先生提出，“要把科学变得和日光、空气一样普遍，人人都能享受”。伯韬先生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随后组织成立的“自然科学团” 中，伯韬先生是最活跃的成员。“自然科学团”成立后开始着手编写一套包含近代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各方面知识的儿童科学丛书。这套丛书的编写思想，就是探索如何有效地向少年儿童进行科学技术的启蒙教育，强调在指导儿童动手做实验上下足功夫，儿童科学丛书第一批编了100本，伯韬先生一人就编写了50本。这为他后来编写教材累积了经验。
      1954年戴伯韬同志被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当时叶圣陶任社长，戴伯韬任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在他们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一套新中国的通用教材陆续编成并在全国中小学使用，这对统一全国中小学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1958年，根据上级指示，戴伯韬明确提出中小学教材内容要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结合生产实际，结合学生实际的编写原则，又领导编写了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新教材，1963年后全国陆续使用。
　　在编写教材中，戴伯韬要求事先要作调查研究，编后要试教，对课文后的科学实验和习题，编辑要先做一次，从中不难看出借鉴了当年编儿童科学丛书的做法。戴伯韬自己曾在一所乡村中学和一所乡村小学调查一月，取得约15万字的资料。
       从1960年到1966年，为适应新的教学改革的需要，兼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戴伯韬，又编成两套中小学新教材：一套是供十二年制学校使用的，另一套是供试验十年制学校使用的。这两套教材，无论在思想性方面，还是在科学性方面，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伯韬先生一生所发表的文章言论中，“通过动手实验求得知识”是其一脉相承、贯穿始终的教育思想。他不愧是“陶行知的十三个大弟子”之一，他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 戴伯韬一生追随陶行知，是生活教育的践行者，胸中有志向，心中有大爱。有创新的精神和实践的勇气。强调教育的科学性，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从他的教育人生及教育言论可以感知他核心教育思想——热爱教育，崇尚科学、遵循规律、注重实践。
      我校在学陶过程中，知行合一，学思结合，将学习、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做中学，做中教，在大师教育思想引领下，广大教师坚持“读书、交流、研讨、合作、反思、展示”。立足校情，盘活资源，关注学情，编写古诗、艺术、生活力等校本教材。与时俱进，探索出一条切合实际的校本教研新途径，形成“在反思中成长，在互动中提升，在实践中发展”的校本教研的新局面，从而有效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