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以来在丹阳地区牺牲的领导干部

典藏丹阳

      本文所指的丹阳地区是一个历史概念。
     大革命期间到现在，丹阳的区域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其时前后行政管理当局作出的小量村落地段划入划出外，在抗日战争时期，丹阳在地理范围之外，还有丹南、丹北根据地之分，名称也与现在的行政单位不尽一致。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建置      1939年始，根据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依据基层党组织设置情况，先后相应在丹阳铁路以南地区设立丹南、镇江、丹阳、镇丹、茅东、金坛、镇句等县；在铁路以北地区设立丹阳、镇江、山南、山北等县。行政上分属镇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苏南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江苏省仍划分为 9 个行政督察区，丹阳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中国共产党在丹阳铁路以南地区设有茅东、金坛、镇句 3 县；在铁路以北地区设有丹阳、镇江 2 县。
      铁路以南根据地政权设置情况：
      丹南县（1939.3—1940.6）：1938年7 月，成立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丹阳成立分会。翌年 3 月，过渡为半政权性质的领导机构，代行政府职能。6 月前后，丹阳地区的丹二、丹三区利用旧区建制建立区政权，并聘任、委任区长和部分乡保长。
      镇江县（1941.5—1941.8）：1941 年 5 月，苏南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金坛召开会议，宣布撤销四县抗敌总会，上属苏南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成立镇江县抗日民主政府。
      丹阳县（1941.9—1943.4）：原政权机构为四县抗敌总会，抗敌总会撤销后，所辖地区建立三个区，县政府上属专员公署领导。8 月，设立丹南行政办事处，1942 年 2 月改建为丹阳县抗日民主政府。4 月，县政府撤销，所属区域并入镇丹县管辖。丹南行政办事处始属苏南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后改属苏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丹阳县抗日民主政府上属苏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后属苏南区行政公署。
      镇丹县（1939.7—1940.6，1942.9—1943.11）：镇丹县第一次确定建制时，未建立政权组织，所辖区域直属四县抗敌总会管辖。1942年 9 月重建镇丹县委时，建立镇丹县政府和荻塘、练湖、党东、党西宝北五个区公所。之后，区公所略有调整。1943 年 4 月，丹阳县并入镇丹县，11 月，镇丹县撤销，原区域划归茅东县和镇句县管辖。镇丹县抗日民主政府始属苏南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1943 年 3 月改属苏南区行政公署。
      茅东县（1942.5—1945.9）：1942 年 5 月，建立茅东县（由镇江县改名）抗日民主政府。翌年 11 月，镇丹县撤销，丹阳地区的太平、丹三和九宝区政权组织划归茅东县管辖至**胜利后。1943 年 11 月，茅东县政府上属苏南行政区专员公署，1944 年 2 月改属苏南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丹金武行政办事处—金坛县（1941.7—1942.3，1942.3—1945.9）：1941 年 3 月，金坛、丹阳、武进、溧阳、宜兴五县在长滆地区儒林建立联合政府。丹阳地区未建区公所。7 月，建立丹金武行政办事处。9月，丹阳地区以集镇为中心，建立张堰、蒋墅、导墅、里庄、黄堰五个区公所。1942 年 3 月，丹金武行政办事处并入金坛县抗日民主政府，
      丹阳又新建立折里、新河（不久撤销并入张堰）区公所，增加了金东区公所，直至**胜利。丹金武行政办事处始属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1 年 10 月改属苏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金坛县政府上属苏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3 年 3 月改属苏南区行政公署，1944 年 1 月改属苏南第二行政专员公署。
      镇句县(1941.6—1941.9，1944.1—1945.9)：1941 年 6 月，在句容、镇江、丹阳三县交界地区建立中共镇丹句县委，行政区域属镇江县抗日民主政府管辖，下辖句容一区、丹阳二区、镇江三区、宝堰北区四个区。1943 年 11 月，镇丹县撤销。12 月，原辖丹阳一区和镇江三区划归镇句县管辖。1944 年 8 月，丹阳一区和镇江三区合并改建为镇丹区公所，一度划归茅东县管辖，直至**胜利。镇句县政府 1943 年 11 月上属苏南行政区公署，1944 年 2 月改属苏南第一行政专员公署，1945年 6 月划归苏中第五行政专员公署。
      铁路以北根据地政权设置情况：
      丹阳县（1941.1—3，1941.3—1945.9）：1940 年 4 月，丹北地区成立镇江、丹阳、武进、扬中四县抗敌委员会，代行政权职能。1941年 1 月，成立丹阳县政府，撤销抗敌会。丹阳县位于丹阳东北部，与武进、扬中毗邻。其范围东至奔牛、西夏墅、孟河一线，南自奔牛到辛丰运河以北，北濒长江，西至黄墟一带。3 月，更名为山南县，直至**胜利。山南县政府行政上始属镇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4 月改属苏南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丹阳县政府上属苏中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
      镇丹县—山北县—镇江县(1940.10—1941.3，1941.3—1949.5，1945.5—1945.9)：1940 年 10 月，从丹阳县划出丹八区和镇五区设立镇丹县，12 月成立县政府。范围为丹阳北部和东北部，东与武进县交界，南至水晶山、黄山山麓，西接镇江东部，北濒长江。大部为镇江地区，小部为丹阳地区。1941 年 3 月，更名为山北县。6 月对辖区作适当调整。1945 年 5 月，更名为镇江县。镇丹、山北县政府上属镇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1 年 4 月改属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镇江县政府上属苏中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上下洋溢在民族解放与和平统一的巨大喜悦之中。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之后，为了体现和平诚意，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任务与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决定将浙东、苏南、皖中、皖南等 8 个解放区的党政机关和武装部队从江南北撤。10 月 3 日起，苏浙军区 5 万余人经丹北地区渡江北撤。随后，地方党政干部和武装分批渡江北撤。
      10 月 5 日，中共苏浙区党委负责人金明、叶飞和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吴仲超在宜兴县张渚主持召开留守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苏浙皖特委，对外称新四军苏浙皖边区留守处。书记陈立平，委员熊兆仁、倪南山、孙章禄。边区武装由熊兆仁兼任司令员，陈立平兼任政委，倪南山兼任参谋长，下设中共茅山、太滆等 4 个工委。上旬，中共茅山工委成立，书记兼政委徐明，委员薛斌、张仲英。对外称新四军茅山留守处，主任薛斌。下辖溧阳、横山、溧高、句容、江宁、茅东 6 县。各县设立特派员和武工队，张仲英任中共茅东县特派员兼武工队长。10 月 16 日，丹北地区留守机关由原中共五地委改称中共丹北中心县委，书记陈云阁，组织部长康迪、军事部长高俊杰。中心县委对外称新四军江南留守处，主任陈云阁（兼），下设警卫大队。中心县委下辖原中共五地委所属的镇江、丹阳、镇句、武进、澄西、扬中6 个县，均设立特派员。中共镇江县特派员周忠（后增派镇江县负责人赵文豹）；中共丹阳县特派员宦德胜，丹阳县负责人张利群；中共镇句县特派员左冰（后改派王傲毅）；中共铁道特派员葛文英。
      新四军主力北撤后，丹阳地区仍分属 5 个县管辖。铁路以南的茅东、金坛两县，分属茅山工委和太滆工委领导，1945 年 12 月，金坛县划归茅山工委领导，特派员余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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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阳自古即为人文荟萃之地，经济发达之地，文明昌荣之地，是大革命时期江苏省中共组织建立最早的六个地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传播革命火种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形成了茅山革命根据地和丹北革命根据地的两大重要板块，是新四军贯彻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战略方针，实施集结、展开和转移的战略通道。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扼守国民党政治中心南京、经济中心上海联结的咽喉要冲地带。渡江战役胜利之后，总前委移驻丹阳，在这里决策指挥了对反动政权经济基础的最后一击。从丹阳建立党组织，到新中国成立，曾在丹阳地区任职的14位领导干部为了革命事业英勇献身，有1000余名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士为国捐躯。
      附表：解放前丹阳地区牺牲的主要领导干部一览表

      从丹阳建立党组织，到新中国成立，曾在丹阳地区任职的14位领导干部为了革命事业英勇献身，有1000余名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士为国捐躯。

附表：解放前丹阳地区牺牲的主要领导干部一览表

组织名称	职务	姓名	牺牲时间（年）	牺牲时职务
中共丹阳独立支部	书记	黄竞西	1927	省委特派员
中共丹阳县委	书记	夏 霖	1927	省委巡视员
中共丹阳县委	书记	汤醒白	1932
中共丹阳县委	书记	陈作范	1929
中共丹阳县委	书记	颜辉	1931
中共丹阳县委	书记	张我华	1931
中共丹北县委	书记	周苏平	1941	沙洲县长
中共镇丹金县委	书记	强博	1942	江宁县长
中共金坛县委	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陈敏	1943	辖区为丹金武结合部，牺牲于丹阳里庄
山南县抗日政府	县长	吴翼	1946	澄西特派员
中共茅山工委	书记	徐明	1946
金坛县	特派员	余慎	1946	茅山工委代理书记
中共茅东县委	副书记	张仲英	1946	特派员
中共丹阳县委	组织部长	宦德胜	1948	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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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对非丹阳籍的相关烈士事迹作一介绍。

周苏平烈士(1909—1941)

    周苏平，生于江苏省溧阳县马垫乡一个贫农家庭。初中毕业后，他到南京一所矿业学校学习，因军阀混战而中途辍学，回乡教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苏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在白塔、山东头、汪洋圩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组织农民开展借米、借钱和抗租等斗争，并取得胜利。1933年他根据组织安排到周城小学任教，在张群仙等协助下建立穷人会，把周围几个乡农民团结越来，战胜旱灾蝗灾渡过荒年，受到当地农民的尊敬和爱戴。是年底，周苏平调到上海沪中区委工作，并于翌年春节后与共青团员宋琴芬扮成夫妻开展工作，先后到玻璃厂、鱼市场当工人，把工作直接做到工人中去。在他的帮助教育下，宋琴芬于1934年转为党员，任区委交通员，成为他工作中的助手，他的姐姐周秀英和妹妹周阿英也参加了革命活动。1935年春节，经组织批准，周苏平与宋琴芬正式结婚。

   1937年初夏，组织上决定周苏平担任西安至上海传送中央文件的政治交通员。年底，组织上又调他和宋琴芬去延安学习。学习期间，他在陕北公学十八大队兼任指导员。翌年，又奉调赴皖南。

    1938年10月，中北苏南特委决定周苏平以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民运科长的名义到丹北地区开展党的工作。他依靠当地骨干打开工作局面，拓宽党建工作范围。他常常走村串户，广泛开展社会调查，通过和村民拉家常了解情况，向群众揭露日本侵略者罪恶行径，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鼓励他们加入抗日队伍，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将一些骨干培养吸收为党员。1938年11月，大港进步青年赵文豹激于爱国热情，带着同村青年找到“挺纵”政治部主任郭猛要求参加新四军。周苏平当晚和赵文豹促膝谈心，并先后四次去赵文豹家进行热情细致的启发教育，帮助他不断提高对党的认识， 1939年3月，赵文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成长为一名地方抗日工作领导干部。

    周苏平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分别在冷家荡、姚桥镇、补粮洲、访仙桥等地建立起一批党支部。1939年2月25日，中共丹北特别支部成立，周苏平任书记。随着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党的队伍不断壮大，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是年7月1日，中共丹北县委成立，1940年3月，中共丹北中心县委成立，下辖武进、扬中县委和丹阳工委，周苏平任县委书记。

    周苏平在丹北地区工作期间，善于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他到老百姓家里，一进门就帮助主人做事，见什么干什么。遇到群众家庭纠纷，他就主动做调解工作。他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把青年和儿童组织起来成立青抗团，为新四军部队传递情报，做好当向导、站岗放哨、抬担架、保障军需用品运输等后勤服务工作。他还发动妇女组成妇抗会，开展为部队做军鞋，缝制被服，送慰劳品给部队等拥军活动。

    当时，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是，由于部分群众中存在着“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对吸收青年参军有一定阻力。为此，周苏平要求每个党员广泛做好群众工作，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一批批爱国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走上了抗日前线。

丹北地区的各种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周苏平初来乍到后，他深入调查群众疾苦，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并与社会各色人等结为朋友，为大力推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下基础。平昌区区长张励新和区自卫队长于长生，在与周苏平结识后，对周苏平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大港区区长朱舜耕、圌滨区区长徐铁城虽是国民党员，但拥护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周苏平多次上门拜访，彼此坦诚相待，推动他们为抗日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他还同迎江乡、滨江乡的乡长等头面人物结为朋友，工作开展的得心应手。姚桥乡的乡绅姚老五，曾把抗日政府为抗日募捐的行动污蔑为土匪、强盗手段，周苏平就派人将他教育了一番，对之严厉进行了警告。姚老五见势不好，连忙托人求情，并乖乖地交出了捐款。圌滨区区队长杜兴保，平时利用职权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当地群众恨之入骨。周苏平了解到杜兴保每天都要到武家桥附近的茶馆去吃茶，便派人在武家桥埋伏当场缴下他的手枪，又令他缴出暗藏的另外7支枪，打消了他的嚣张气焰。接着，又公开镇压了为非作歹的大港区自卫队扬绍玉及其同伙葛开柏，缴获了10支枪。平昌区自卫队长也赠送了几支枪。到年底，周苏平发展起一支30多人枪的基干武装队伍。1940年4月成立镇（江）丹（阳）武（进）扬（中）四抗会时，这支队伍改建为独立支队。   

在危急关头，周苏平总是挺身而出。1939年7月初，周苏平和一名新干部去苏南特委参加“七七”事变两周年纪念大会，拟将一支手枪上缴特委。那名新干部将武器携带在身，当他们走到陵口清阳浦附近时，走在前面的新干部突然发现前面铁路道口设有敌人检查站，心里一紧张，竟在路上停顿下来。周苏平随即向前一步，从新干部身上取下手枪藏进自己穿的长衫里，大摇大摇地继续赶路，一行二人顺利地通过了岗哨。周苏平勇敢机智、临危不惧的处事风格给那名新干部很深的印象。

    1940年4月8日，周苏平在武进仁星乡河北巷为我军筹款时被日伪军逮捕。敌人将他鞋袜脱去，颈脖挂上两箱子弹，边走边打。他实在走不动了，便踉踉跄跄地连人带子弹都摔倒在地。敌人又将他拖上卡车，用铅丝绳把他抽打得皮开肉绽。到了常州监狱，日本侵略军当即对他进行刑讯，用燃着的香烟熏烫他的皮肤，在炎热的夏天里不给他水喝。敌人在他身上耍尽了花招，周苏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周苏平在狱中伺机做通了挑粪人的工作，通过他两次带出纸条给妻子，第一次说“要坚强，不悲伤，我时刻准备牺牲。”第二次说“带好孩子，继续革命。”他被捕后，中共太滆工委通过与我方有联系的资本家，利用敌伪内部矛盾，花了一笔钱进行活动，时间一长，敌人逐渐放松了对周苏平的看管。内线同志设法为周苏平搞到一张“良民证”，在一次外出做苦工时，周苏平趁丰日军与监工不注意，避开敌人视线，悄悄越过火车，继而辗转脱险。

1941年春，周苏平任苏南第四行政公署秘书长，路东特委宣传部长。4月，兼任沙洲（现名张家港）县委书记。此时，敌顽加紧勾结，破坏苏南抗日根据地。8月，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周苏平率驻沙洲的部队和机关向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转移，开辟斗争新区。不久，他随警卫一团的两个连返回沙洲，开展反“清乡”斗争，建立了新的沙洲县委，并以沙洲为基地，打开澄锡虞地区工作局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工作，整顿和发展了地方党组织，中心县委、县委、区委都配备了特派员，建立了武工队，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还在敌人的“模范”区建立了小块根据地，粉碎了“江南已无新四军”的谎言。在完成了各项任务后，他们又突破敌人的包围，渡江到了苏中。   

1941年底，周苏平到上海执行任务，顺便探访在沪住院治疗的妻子宋琴芬，不料疝气发作，遂住院治疗。病愈归队前，他去亲友家道别。隔壁邻居是一名警察，在家中玩枪时不慎走火，子弹穿过板壁，击中周苏平大腿，因流血过多，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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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博烈士 (1918-1942)

强博，金坛县指前标乡庙圩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历任中共丹南县委书记、镇丹金县委书记、丹南行政办事处主任、江宁县县长等职。1942年3月31日，他在江宁县龙都乡开会时遭到日伪军包围，突围中壮烈牺牲。

    蒋文林出生在贫苦农民家中。父亲蒋继福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便以“文’字为儿辈排行，希冀他们知书识礼，将来有所作为。文林有6个兄弟，3个姐姐，子女众多的家庭全靠种几亩薄田维持生计，生活十分清苦。

    文林从小天资聪颖，求知欲强，再加上刻苦勤奋，上小学时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师丁文中器重。然而，家境艰难，读书难以为继下去。这时，多亏丁老师上门和强父做工作，表示愿意资助他读书，并允诺今后将女儿许配给文林。他读完小学，进入本县一所私立中学学习。1936年，又考入了吴江县乡村师范。这是一所开明进步的学校，陶行知先生及一些进步人士常去讲演，学生们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常在周末举行时政讨论会，抨击国民党政府“真**、假抗日”的政策，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伪冀东自治行政区的罪行。蒋文林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并在很多重要句段旁圈点和批注。从这里开始起步，他逐渐从一个沉默寡言、埋头读书的乡村少年，变成一个关心政治、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南沦陷。他满腔悲愤，辍学回家，先后在庙圩、城头小学教书。他白天教书，晚上在油灯下孜孜不倦地学习进步书籍。同时，向周围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宣传抗日救国，教唱抗日歌曲。

    1938年春，蒋文林和当地的许瑞森、万海鳌等进步青年一同奔赴南昌，经新四军办事处介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改名强博。同年夏，随新四军东进抗日先遣部队来到茅山地区。他和许瑞森、万海鳌等同志被派到金坛西南的社头地区开辟工作。在他们的宣传发动下，组织成立了“金坛县西南区抗敌委员会”，强博负责宣传工作。不久，委员会组建了一支武装，他东奔西走，募集活动经费，动员青年参军，武装很快发展到100多人。1939年2月21日下午，这支抗日武装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在指前标乡东浦村以北的九里湾伏击下乡“扫荡”的一小队日军，激战至天黑，日军仓惶逃窜。强博带领几个青年打扫战场时，还活捉到1名受伤的日军。胜利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增强了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年底，他和未婚妻丁押娣完婚。婚后在家只住了两三天，即匆匆返回战斗岗位。

1939年秋，强博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1940年春到1941年底，他先后担任中共丹南县委书记和中共镇丹金县委书记以及丹南行政办事处主任。丹南地处京沪铁路沿线，敌伪“扫荡”频繁，国民党顽固派则不断制造摩擦。面对严重的局势，强博全身心投入革命斗争，很少回家。妻子赶到延陵找他，直到第3天晚上，夫妻才见到面。五六天后，强博便动员妻子回家，安慰她说：“先有国才有家。我今年23岁，再有十年左右，革命就会胜利了。”父亲走了几十里路来看望儿子，劝强博跟他回去，说：“鬼子这么多，这么凶，凭你们就能打天下吗？”强博针对父亲的思想，打比方说：“老鼠在房里面闹得很凶，要是把门窗全关起来，捉一个少一个，怎么捉不尽呢？打日本鬼子也是这个道理！”父亲被儿子说服了，爽快地说：“你当你的主任吧，我以后不再叫你回家了。”

   1942年1月，强博去溧阳竹箦桥参加会议，途经庙圩村边没回家，后来只写了封信给家里，说不要望他回来过年，他要在外地过年了。不久，上级决定调他任江宁县县长．当肘，江宁县地处日伪军重兵盘踞的南京城郊，又是连结大江南北的通道，日伪政权把在这里坚持斗争的新四军视如在喉之鲠。国民党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日伪顽加紧勾结，时刻图谋消灭新四军及抗日民主政府，斗争极其形势艰险复杂。此时，江宁县第一任县长已经牺牲，第二任县长刚调回部队。有人对强博说：“去江宁危险啊！”强博坚定地说：“现在国难当头，越是艰险的地方越是要去，共产党员要经受住困难的考验。”

    他到江宁接任县长后，立即着手整顿县区行政机构、地方武装，依靠群众，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抗日活动，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3月30日，强博和县政府的军事科长兼警卫连长许治、指导员蔡子荣、秦淮区区长王齐贤等同志率领警卫连和区大队战士50人左右在秦淮区开会，夜宿龙都乡邹家村，不料被特务发现。第二天拂晓，日军70多人和伪自卫团30多人从秫陵出发，趁浓雾包围了三面环水的邹家村，待哨兵发觉为时已晚，大家便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行突围。当强博泅水游过村南面的“板凳跳”时，被埋伏在沟北坟堆里的伪军开枪击中背部，立即倒在血泊中。他忍着剧痛，用最后的力气，把随身带的文件塞进附近的烂泥下面。牺牲时年仅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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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烈士（1918—1943）

陈敏，1918年生于溧阳周城镇的一个贫民家庭。他从小就富有正义感，小学毕业后年方15岁，为生活所迫在周城镇一家粮行当学徒，因反对老板大秤进小秤出的巧取豪夺卑劣行径而被解雇。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敏参加了新四军的地下活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周城镇第一任支部委员、支书兼周城区委委员。1940年，调到丹金武办事处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后改建为中共丹金武县委。

1942年10月，丹金武县委与长滆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金坛县委，陈敏任金坛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敏十分重视对党员基础培训教育工作，到任后连续举办了十几期党员训练班，他为大家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共产党员应当如何保持革命气节等课题，以生动浅显，明白易懂深受党员欢迎。

1943年，陈敏投入到反“清乡”运动的对敌斗争中去。他秘密深入到敌人活动比较猖獗的金坛县敌据点武九区和嘉泽镇附近高车头等村，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积极扩大地方武装，开展烧竹篱笆、拆毁碉堡、镇压汉奸等活动。县委决定镇压山下桥伪自卫团反动分子王凤生，陈敏事先写好告帖列举罪状并对其同伙发出警告。短枪班处决王凤生后将告帖放在王的尸体上，敌人十分震惊，气焰顿时为之收敛。

1944年3月8日，陈敏赶到里庄区黄堰塘墩上村参加区委和民运工作队干部会议。会议刚刚开始，敌人就对该村进行“扫荡”。陈敏带领一部分同志，沿河堤冒着枪弹飞速冲出村庄向北突围。其他同志均已游过河去，脱离了险境，可是奔跑时陈敏的右腿不幸被敌人的机枪击中，他意识到自己身负重伤，势必难以脱身，便先将左轮手枪埋到泥里，又把党员名册塞进嘴里，嚼烂吞咽下去。陈敏被捕之后，当天夜里被秘密押到丹阳县导墅镇日本警备队队部。

陈敏同志被捕后，敌人见他身背公文包，知道他是个干部，便立即派兵用门板将他抬着押往导墅日本警备队。

导墅是丹阳东南的一座古老秀丽的小镇，也是**时期金坛县委频繁活动的游击区。

    这一天，适逢导墅镇集场，四邻八乡的农民群众都到这儿来赶集，狭窄的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当一群荷枪实弹的鬼子和汉奸队伍簇拥着由4个伪军抬着的陈敏从西街向东街通过时，街上百姓顿时慌乱起来，有的悲愤地说：“唉，这群畜生，又在造孽了！” 有的惊讶地说：“呀，这是陈敏，是陈书记！”陈敏艰难地抬起头对群众说：“同胞们，不用怕，他们的日子不会长了，团结起来，把**进行到底！”这坚强的声音，犹如一股强劲东风，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云。敌人害怕极了，慌忙驱赶开人群向镇东河南赶去。

日本警备小队长和村从电话里得到捕获了一个新四军干部的消息，高兴得手舞足蹈，立即召开会议，策划对付陈敏的办法。

    当陈敏被抬进警备队时，和村亲自迎了出来。他那平时对中国人一贯气势汹汹的脸顿时幻变为一副笑脸，他操着中文说:“啊呀呀！陈先生，久仰久仰！”说罢，俯身观看陈敏的伤势，假惺惺地斥训手下：“八格！你们怎么敢误伤陈先生？军医快快的前来！”早已等候在一旁的军医立即赶到担架前来给陈敏包扎伤口。陈敏用未受伤的左腿拼命地将军医的手蹬开，“霍”地坐起身来：“滚开，我的伤口不用你们包扎！”说罢，挣扎着爬下担架。

    和村气得七窍生烟，但仍强抑肝火，皮笑肉不笑地说：“陈先生真是盖世英雄，当代关羽，伤而不痛，佩服佩服！”说着，毕恭毕敬地将陈敏迎进客厅。

    陈敏同志一眼识破了敌人的伪善面目，心里早已作好打算。他扫视了一下客厅里的布置和丰盛的酒席，冷笑一声：“和村，今天你是很高兴的。因为，你可以向上级报功了。不过，我明确地告诉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想从我身上打什么主意是办不到的！”和村听罢心中恼怒，却佯装恭敬地说：“不不不，不要误会。我们今天请你来只是谈谈，别无他意。”陈敏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与你们这帮吃人的豺狼无啥可谈，要杀要剐听便！”“哪里哪里，陈先生不必疑虑。我们久闻陈先生威名，钦佩之极。今日幸会，略备小酌，为陈先生接风。来来来，陈先生，请上座！”说罢，和村便死皮赖脸地硬扶陈敏入席。  

    陈敏顺手一甩，把没有提防的和村甩了个四脚朝天，又用力一掀桌子，将一席酒菜全部倾倒在地。和村气得哇哇直叫。但这个老奸巨猾的鬼子马上冷静下来，向身边的走狗汉奸队长束火林使了个眼色。汉奸顿时心领神会，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走上前来，说：“啊呀，何必呢？何必发脾气惹得太君生气？假如太君一翻眼，你这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不就完了？唉！人生在世，谁不贪图荣华富贵。你看我束某不也是中国人？只要为皇军卖力，吃香的喝辣的都有，何必跟共产党起哄……。”“呸！狗汉奸，瞎了你的眼，要我当叛徒，这是白日做梦！我陈敏为抗日正大光明，不像你那样卖国求荣！”说罢，一个巴掌扇过去，打得束火林两眼直冒金星。

    和村这时再也忍不住了，一挥手，从侧门进来几个杀气腾腾的打手，立时把陈敏架进了刑房。

    陈敏在被关押的3天中受尽种种残酷折磨，但他始终不向敌人低头，以绝食对待鬼子的残暴。和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钻进黑洞洞的牢房，令部下搬来床和凳子，亲自把热茶和饭菜端到陈敏面前，企图再次诱骗：“年轻人，这几天受苦了！”陈敏猛地转过头来把他端在手上的碗打翻在地，挣扎着站起来说：“饭，是你们搜刮来的，是老百姓的血汗，我不吃!床、凳，是你们这帮侵略者抢来的，我不坐，不睡！地，是我们祖国的大地，我躺在上面感到光荣！”和村见陈敏宁死不屈，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吼道：“厉害！死啦死啦的! ”   

    自从陈敏负伤被捕后，导墅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十分担心陈敏同志的安全，曾多方设法营救。但由于陈敏的身份已经公开暴露，日本鬼子戒备森严，一时难以成功营救。后来，通过内线关系，派了一个“白皮红心”的伪乡长以“劝降”为名探望陈敏。陈敏见组织上派人来，就象孩子见到了久别的母亲，深情而坚定地说：“请组织上放心，我陈敏决不会出卖组织、出卖一个同志，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同鬼子斗争到底！”

敌人眼看无法从陈敏口中捞到什么，便起了杀机。在行刑的前一天晚上，和村再次窜进牢房，妄图以死来恐吓陈敏。但陈敏却泰然一笑，说：“我早就料到你们有这一手了，你们不要拿死来吓唬我，动摇我。我若怕死，就不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村，你们要杀我，可以！但要依我三个条件：一、在杀我的时候要允许老百姓看，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磊落；二、在临刑之前，应该让我与老百姓讲几句话；三、我死后，尸体必须交给群众处理！”

1944年1月29日，穷凶极恶的鬼子和汉奸，将陈敏押上了刑场。

    陈敏临刑之际，敌人把他捆绑在门板上，抬到一片荒芜的田野里。陈敏同志看了看挖好的坑,从容而镇定地说：“坑太浅了，再挖深一点!”

陈敏泰然自若，迈着沉重而坚定的步伐，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他视死如归，坚定沉着地一步一步地向坑边走去，走去……

    陈敏英勇就义几天后，一个深夜，天下着毛毛细雨，导墅镇的3位群众在一名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的遗体抢运回来。

    1975年4月，中共丹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民政局、导墅公社党委在导墅集镇东首陈敏烈士英勇就义处，建造了一座雄伟壮观的烈士纪念塔，供后人千秋瞻仰，永远纪念这位抗日英雄。

典藏丹阳

吴翼烈士（1914—1946）

    吴翼，祖籍为武进县郑陆乡塘上村，1914年出生于江阴县篁村。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夏参加中国共产党。他相继在澄西、山南、扬中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历任党支部书记、区长、县长、县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县特派员等职。1946年10月2日，在武进县梧岗乡（今郑陆乡）章家头村与国民党自卫队遭遇战中牺牲，时年32岁。

    吴翼出生在小商家庭，父亲吴景馥在江阴璜土篁村开设“吴济生药堂”。吴翼是长子，8岁到武进县龙虎塘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常州辅华中学，初中二年级时因病辍学。病愈后，进私立常州中学初中部就读，1932年毕业。同年秋，吴翼考入上海国光职业中学，1935年毕业。毕业前夕，昆山地下党员、表兄陈剑雄为逃避国民党追捕来到上海，在吴翼处隐藏半个月，期间受益良多。毕业后，吴翼从上海回到家乡，到武进县魏村小学任教。1937年全面**爆发后，他团结进步青年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7月，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成立。工委为争取改造地方武装培训骨干，派工委委员吕平到与我党有联系的承寿根部举办青年训练班。吴翼闻讯后，立即赶去报名参加。学习期间，与同学到附近农村向群众宣传抗日，并随承部破袭公路、桥粱，打击日本侵略者。集训结束后，吴翼留在承部任政工人员。10月，承寿根在苏北泰兴被国民党江苏省义勇军第二路第一纵队司令张少华杀害，承部被缴械，吴翼突围而出，回到家乡篁村小学担任教务主任。

    1939年8月，中共江阴七区区委书记张馥赓到篁村小学活动，发展吴翼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篁村成立支部，吴翼为第一任书记。同年秋，吴翼参加江阴七区抗日联合办事处民运股工作。办事处解散后，他坚持就地斗争。1940年7月，吴翼任江阴七区区公所民政助理，他募集军粮、寒衣，支援新四军，走访军烈属，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澄西正式成立中共领导下的县政府，吴翼担任六区区长。他根据上级部署，积极开展破路运动、春荒斗争、减租减息、动员参军，等等。一次，一位远亲找到区里，要求解决房产纠纷，并偷偷送给吴翼50元红包。他严肃地将红纸包推回去，细而有神的眼睛盯视着告状人道：“共产党政府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你这样做要不得。你是亲戚，有难处我要办；你不是亲戚，有难处，我也要办。”吴翼查明情况，很快公正地调解了此起纠纷。这个远亲逢人便赞：“共产党里出清官。”吴翼在澄西工作先后只有一年多，可是政绩斐然，有口皆碑。大家都说：“六区的太平同吴区长的卓越工作分不开。”

1942年3月，吴翼调任山南县县长。这时，正处于反“清乡”斗争前夕。山南地处我南北交通枢纽，上级要求保障我南北交通线畅通无阻的要求丝毫不得马虎。吴翼上任后，积极发动山南人民作好反“清乡”斗争的准备。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中，他保持着普通战士的革命本色，与警卫营战士吃、睡、行在一起。到了宿营地，将芦席摊在地上，做一个大铺就地与大家挤在一起。天冷了，公家发的2斤棉被难以御寒，他便把夹袍脱下，扎好袖管，套在脚上凑合着睡觉。一年发夏秋两套土布衣服，他就冷穿热拆，春天将夹袍翻成两件单衣，将就着穿；破了，自己动手补针缝线，省下的衣服让给其他同志。

吴翼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为了开展敌占区工作，他在山南县广收“徒弟”。按例“徒弟”要给先生递帖子献红包，逢年过节还要送礼品，可他从不沾染丝毫，全部上交公家。大家赞扬说“吴县长真是太老实了。”妻子徐瑛去探望他期间，他关心、体贴妻子，教育她绝对不能揩公家和百姓的油。还叫她为战士补洗衣服。有一天，徐瑛到群众家串门，吃了碗山芋干粥没付钱，吴翼发现了，批评她说：“这里老百姓生活很苦，常常吃不饱。吃饭不付钱是违反纪律的！”直至徐瑛送还一碗饭给那家百姓才作罢。一个起义投诚的汪伪士兵看此情景感慨不已：“我在旧军队干过多年了，从没见到‘县太爷’能象吴县长这样公私分明、克己奉公、艰苦朴素呢。”

同年12月初，在日伪即将向丹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清乡”之际，中共丹北中心县委计划转到新老洲（今属邗江县），建立丹北反“清乡”斗争后方基地，以保障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不受阻塞。中心县委把这一重任交给吴翼，任命他为新老洲交通工作组组长，前去进行开辟工作。他以做小贩为掩护，开展工作。之后，中心县委又派宣传部长陈云阁到新老洲加强领导，吴翼与陈云阁密切配合，积极做好基本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工作，并通过特别党员孙鹏的关系到施桥伪自卫团和高旻寺伪军中开展策反工作，一一取得了成效。不久，吴翼担任了江镇办事处主任。他领导“农抗会”、“妇抗会”和“青抗会”群众组织，与新老洲有名的地主汤伯万进行算帐和说理斗争，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使汤接受了减租减息政策，“二五减租减息”工作很快就在新老洲开展起来了。

新老洲的农民多半是从外地逃荒来的，无田无地，生活困苦。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激发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在他的主持下，政府把2万多亩柴滩田分配给贫苦农民开垦耕种。同时，动员农民搞副业，通过打芦席和编织柳器，大大地增加了群众的经济收入。发动农民围田筑堤达二三十里长，修路，栽树，改造了新老洲的自然环境面貌。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吴翼累得心力交瘁，虚火上升，剧烈的牙痛令他十分难受。为了不影响工作，他请牙医将盘牙拔除，本来瘦小的面庞更显得清癯了。群众都感动地说：“共产党干部真是舍命为人民啊。”老领导陈云阁回想到这些往事，总是动情地说：“吴翼当江镇办事处主任期间，新老洲的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党组织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吴翼和战友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把新老洲建设成丹北人民反“清乡”斗争的后方基地，还将新老洲建设成为沟通中共苏中五地委、一地委、淮南二师、路东特委以及新四军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在吴翼组织木船接应下，谭震林、王必成、陶勇、粟裕、叶飞等首长先后率部安全通过了新老洲。新老洲在**期间丹北地区最为困难的时期，发挥了极其独特的交通枢纽作用。

    1945年7月，吴翼调任中共扬中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政治委员。不久，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吴翼和县长施光前筹划建设扬中，把县政府设在三茅镇，办起培根简易师范学校，培养人才，着手治理战争创伤。

    1945年10月，遵照国共签订的《双十协定》，扬中县委、县政府党政人员随新四军渡江北撤到苏北兴化县，编在教导大队学习，吴翼任政治指导员，施光前任中队长。1946年2月底，苏中二地委派吴翼、施光前率一支由部分干部和一个武装排组成的小分队，南下扬中坚持斗争。这时，蒋介石在全国开始发动全面**，国民党扬中县地方武装已加紧对我党政军人员进行“清剿”。当小分队运动到村头坝时，即与国民党军派出的一个侦察连发生遭遇战。吴、施指挥分队一面阻击敌人，一面迅速组织突围。为了保存实力，寻机再战，他们在江边找到渡船后，率部返回苏北泰兴永安洲休整待命。

1946年4月，苏中二地委派吴翼到澄西任特派员。7月，陈云阁与他带领一支武装小分队渡江南下。甫到澄西，他首立即联系留守人员李顺之、郦琴、李汉平等，商量如何在澄西坚持斗争。同时，积极着手整理基层党组织，逐步恢复党的活动，并开展“支点户”（指我方人员可以在此落脚的可靠住户）和交通站工作。他把母亲姚桂芳、妻子徐瑛和弟媳都动员起来参加交通联络工作，他家在篁村开设的“吴济生药堂”就成了交通站。他还通过李顺之、陈元度与打入国民党武进县第五区任区长的我党特别党员潘石江取得了联系，布置了工作，并对留守的区级干部作了明确的分工。   

同年10月1日晚，吴翼因连日操劳而痔疮发作，病痛再次折磨着他。他带着警卫员王龙善和武工队员陈元度夜宿在武进县梧岗乡章家头村保长家。翌日拂晓，遭到去章家头催捐的国民党第五区自卫队袭击，吴翼不幸牺牲。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冒着生命危险把吴翼的遗体秘密抬回，安葬在他的老家——武进县郑陆乡塘上村南。

典藏丹阳

徐明烈士(1920—1946)

    徐明，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盐官镇一个贫民家庭。迫于生活，徐增祥少年时期就外出谋生，16岁到上海天主堂街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一家运输报关行学徒。

1935年，北平爱国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影响遍及全国，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活动非常活跃。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爱国民主人士于1936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年轻的徐增祥白天在报关行学徒，晚上在以李公朴任校长的量才夜校学习，经常聆听救国会领导人的演讲，受到抗日救亡思想的熏陶。“七君子”事件（南京**1936年11月23日上午，以"危害**"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7位救国会的领导人，将他们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由于7人都具有公认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后，徐增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华联同乐会”。在地下党的教育引导下，徐增祥成了抗日救亡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中共地下组织于1938年5月发展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改名为徐明，表明自己从此奔向了光明。   

1938年底，徐明经上海党组织派遣，到苏南东路地区参加抗日斗争。次年1月，中共无锡县委派他到驻扎东亭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三大队做策反工作，事泄后撤离。1939年7月，徐明担任中共常熟县董浜区委委员，1940年2月任肖陆区区委书记，7月调任苏州县委书记，同年冬兼任苏（州）常（州）太（湖）工委组织部长，不久任太湖县委书记兼太湖游击支队政委。期间，他大力培养地方干部，多次主持举办民运干部训练班，并亲自讲课辅导，为太湖地区的抗日斗争培养了骨干力量。1941年夏，徐明成功地领导了对洞庭西山地方实力派蔡三乐部的争取工作，扩大了地方武装。

1941年10月，徐明由东路地区调入茅山地区，任路西北特委、茅山地委宣传部长。1942年12月至抗日战争胜利，他先后担任了丹阳、句容、溧阳等县县委书记。茅山地区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的战斗足迹。

1943年，日伪在苏南西部地区进行“清乡”，在句容境内进行大规模的驻扎“扫荡”，环境非常险恶。担任句容县委书记的徐明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毫不畏惧，始终与全县抗日军民一起坚持原地斗争。同年7月，茅山专署通令嘉奖句容县北二区、四区等区乡干部和地方武装在反“清乡”斗争中的出色成绩，进一步鼓舞了句容人民坚持斗争的信心，将茅山地区反“清乡”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同年夏，徐明带领句容县委机关驻在南二区丁家边村东棚子里。当时，得知敌人第二天要出动“扫荡”。有的同志提出，这里是两个区的交界处，驻在这里比较安全，主张不要转移，而徐明则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在扑朔迷离的复杂形势下，对敌情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他立即带领县委机关转移到敌人刚“扫荡”过的三区隐蔽。第二天凌晨，日军兵分三路袭击丁家边，结果扑了个空。

1944年8月，徐明在担任溧阳县委书记时，率领县警卫营于西岗土山之间的大路两侧伏击伪军王腊子的反动武装。因叛徒告密，金坛、朱林、下新河等地的日伪军前来增援。在紧急情况下，徐明果断下令撤退。当途中与敌人遭遇时，他指挥掩护突围，组织火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使警卫营顺利地撤出了战斗。1945年3月，一架日军飞机迫降在溧阳西塘区唐王村附近，当地民兵将俘获的敌机飞行员送到县里时，徐明当即分析敌人可能会来寻找飞机，立即组织6个乡的地方武装和民兵作好准备。当晚，果然有一队伪军从朱林赶来，遭到了地方武装的迎头痛击。民兵们拆下飞机上的武器装备后，放火烧毁了这架飞机。

徐明在茅山地区各县担任县委书记时，除了领导当地的抗日武装斗争外，其他工作做得也很出色。徐明初到句容时，全县的减租减息工作已全面开展，但还存在一些死角。朱巷有4个王姓地主是堂兄弟，外号“四大王”。他们口头上拥护减租减息，暗地里却对佃户施加压力，强迫佃户如数交租。徐明来到这里后，向群众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全力支持农民与“四大王”开展说理斗争，迫使这些地主退出了多收的租子。他还根据句容丘陵山区的地理环境特点，带领农民群众开展修渠筑坝、植树造林等工作。徐明调到溧阳县工作期间，倡导在南渡等地办起了纺织合作社，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努力，生产的布匹除保证当地的供给外，还支援了主力部队，并在支援天目山反顽战斗中作出了显著成绩。

徐明平易近人，与群众打成一片。大家都愿意与他接近。他在工作中对己严，对同志总是热情相助。句容县委机关有位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由于身体原因完成任务不及时。每逢这种情况，徐明总是耐心的帮助督导他，让他的工作有了改观。有一位从上饶集中营突围出来的同志，由茅山地委分配到句容县抗日民主政府任秘书。由于他在“皖南事变”时曾被捕，突围后党籍问题仍然挂着，工作也受到影响。徐明既关心他、帮助他，又尊重他、信任他，鼓励他在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后来，这位同志在负责宁杭路以西句五区的开辟工作中作出了成绩，县委报请上级批准，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使这位同志在斗争中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主动撤离苏南等八个解放区。中共苏浙区党委决定，由徐明负责茅山地区的留守工作，任中共茅山工委书记兼新四军茅山留守处政委。他根据上级指示，布置各县留守人员趁国民党军队立足未稳之际，迅速充实武工队，积极联系新四军失散人员及未北撤的基层干部，挑选部分党员转入地下活动，进行单线联系。在徐明和全体留守人员共同努力下，各县武工队和秘密党组织很快建立起来，并迅速开展了工作。

10月，国民党王牌军第七十四师在茅山地区开始对新四军留守人员进行全面“清剿”。徐明组织留守人员坚持原地斗争，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周旋，伺机打击敌人。他带领工委武装多次机智地摆脱了反动军队的重兵包围，保存了有生力量。1945年11月23日，徐明率工委武装宿营于茅山东麓小王庄。拂晓前，国民党第五十七师一部包围了该庄，徐明迅速集合队伍，组织火力阻击敌人，带领茅山工委武装安全转移到茅山西麓。

徐明在坚持斗争中，还领导工委武装配合各县武工队，镇压了一批作恶多端、危害人民的伪乡保长及反动分子，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1946年1月，国共两党正式达成停战协定。此时，留守人员中产生了各种思想问题。由于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分割之中，工委不能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对于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缺乏方向，徐明遂亲自到苏北向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汇报请示工作。华中分局领导肯定了茅山工委的留守斗争，对今后的工作作出明确指示，鼓励徐明继续领导好茅山地区的留守工作。徐明当即表示，一定要把党交给的茅山留守斗争任务完成好。

徐明返回茅山地区后，立即向茅山工委及各县留守组织传达华中分局指示，布置下一阶段工作。他跑遍了茅山周围各县，一面传达上级指示精神；一面了解留守工作的情况，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做好留守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1946年4月16日，徐明率工委武装20余人到句容县活动。翌日凌晨，徐明率工委武装到达句容县武工队开会，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并针对当时复杂而恶劣的形势及斗争任务进行部署。下午会议结束后，徐明又利用晚上转移之前时间召集了当地的单线党组织负责人布置工作。

傍晚，同志们整理好行装准备转移。然而，敌人根据情报，已经悄悄包围了东山上这个偏僻的小村庄。

发现敌情后，茅山工委武装立即鸣枪报警。徐明当即指挥机枪手在大门口以火力压制敌人，同时派人上房顶侦察，发现东南北三面都有敌人的火力点。徐明当机立断，迅速组织突围，但数次突围均被敌人的火力压了回来，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时，徐明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要坚决突围，决不当俘虏，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接着，他布置茅山工委武装和句容县武工队依次突围，并约定突围后到杜甲村前的松树林里集中。突围开始时，徐明身先士卒，带领同志们冲出门外。在手榴弹爆炸的硝烟和密集的枪声中，工委武装和句容武工队的人员先后突出重围。当同志们来到松树林里集中时，但却迟迟不见徐明到来。原来，当战友们在撤退时，徐明被子弹击中，通讯员返回背他撤退时，他命令道：“你快走，这里危险！”“你快走，这是命令！”并说：“叫同志们放心，我决不做俘虏！”次日，战友们返回原地搜寻时，看到他的遗体倒在血泊之中，他那不屈的头颅竟被残暴凶狠的敌人割下后悬挂在句容城门上，战友们见状纷纷失声痛哭，沉痛哀悼徐明烈士。

    1952年7月，苏南行政公署民政局和句容县民政局在句容县北塘村东山烈士就义处，竖立了“前茅山地区留守工委书记徐明烈士”墓碑。墓碑巍巍，忠魂不朽。

典藏丹阳

余慎烈士(1910—1946)

    余慎，浙江省永康县溪岸乡下徐店村人，1910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少年时读过3年私塾，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后在本村教师、中共党员王阿德的帮助下，复于溪岸培文小学读书，1929年毕业。读书期间，他受到了中共党员、教师徐英湖等同志的启蒙教育，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并为地下党的活动站岗放哨，递送情报。1929年夏，参加了共青团组织。1930年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永康农民秋收武装暴动。

    永康暴动失败后，领导这次暴动的县委书记徐英湖被国民党杀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员。余慎失去了党的领导，遂赴上海，在同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后，重返永康县坚持革命斗争。1931年初，中共永康县工委建立后，余慎任组织部长兼共青团永康县委书记，以前黄村小学教员身分作掩护，白天教书，夜间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组织。

1932年秋，余慎领导永康农民打土豪，发动几千农民斗争了八元坑的恶霸地主，拒交当年租粮，还分了地主粮仓里的陈粮。这次斗争，对全县影响很大。不久，他与工委书记徐阿保又带领党员、群众3人，夜间处决了国民党坐探、恶霸地主徐一多，为民除了一害，余慎也因此被捕入狱。他先后被关押在永康、金华及杭州国民党陆军军人监狱，受尽了种种严刑。他矢口否认“暗杀徐一多”的指控，亦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但仍被判处徒刑5年。在狱中，余慎一面认真读书，一面向难友们宣传，同时还不断地提出申诉，先后2次组织难友狠揍了伪装入狱的国民党特务分子。1936年夏，敌人因查无证据，提前将他释放出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余慎经组织审查恢复了党籍，以在小学任教作掩护，与党员李立倚一道进行党的秘密活动，参加了永康县抗敌后援会工作，宣传抗日救亡，劝募抗日物资和经费。   

1938年4月，中共永康县委建立，余慎任县委委员。翌年起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并兼任永康县抗日政治工作队队长、党支部书记。下半年，余慎接任了新的任务，担任了手推车运输队分队长。他手推小车，往返于浙江丽水、永康和安徽岩寺新四军兵站之间，传递机密文件情报，运输军需物资，并进行组织联络工作，被誉为出色的政治交通员。   

1940年，蒋介石加紧了反共磨擦。根据组织决定，凡面红的地方干部都要撤出原地。余慎被调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中共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党训班学习。

是年下半年，余慎被调到茅山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1940年11月，任中共武南县委副书记，一年后任书记。不久，转任中共金丹武县委书记。1942年3月，金丹武县委与长滆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金坛县委，余慎为第一任中共金坛县委书记。

余慎到金坛工作之时，茅山地区形势较好。根据上级指示，余慎抓住有利时机，领导大家巩固老区，开拓新区，扩大游击根据地，巩固政权，发展壮大党的组织，秋收期间，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减租减息，调整和加强了区乡行政领导机构，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为反“扫荡”、反“清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3年3月1日，日军集结3000兵力，梳篦式地对茅山地区大举扫荡，全面开展“清乡”。余慎时值身患疟疾，疲惫不堪。但他将个人安危置之于度外，强撑着病体召集干部研究对策，深入群众做好思想教育和组织发动工作。他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将全县干部和武装力量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一方面坚持原地领导群众斗争；另一方面派人插入敌占区，巧妙地利用地方人士及敌据点的内线关系，分化瓦解敌人，及时取得“清乡”行动情报。敌伪中塘桥据点区不仅成为我们的安全区，而且伪军白天将枪挂在墙上，夜间还借给我们使用。县委还抓紧有利时机，转入非“清乡”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锄奸肃特，巩固政权，加强交通站工作。余慎亲自带领一支精干武装，在敌“清乡”区内的白塔、里庄、皇塘、卜弋桥等敌伪据点之间，穿插活动，伺机袭击敌人。并组织群众以游击小组为骨干，多次拆毁金坛县境内的竹篱笆。6月15日，在中共苏皖区委的统一领导下，余慎组织发动了金坛县300余名干群参加全线统一行动，将敌伪在金坛境内苦心经营的竹篱笆一夜之间焚毁殆尽，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封锁线。8月，敌人在丹阳导士桥后面的大坝头设立据点，驻扎伪自卫团一个排，对我威胁很大，余慎决心拔除这个据点。经认真侦察，周密组织，在新四军五十一团一个班的配合下，我兵分两路南北夹攻，激战一个多小时，将伪军全部歼灭，缴获长枪30多支，摧毁了据点，扫除了南北交通障碍。

1944年至1945年的一年多时间里，余慎带领地方武装多次伏击下乡骚扰的小股敌伪军，智擒伪金坛自卫团团长王忠寿；勇闯敌导士据点，捣毁伪警察所，活捉伪镇长毛鸿飞；身入虎穴，巧斩敌特工队长窦德胜。在夏溪攻坚战中，余慎率领地方武装，配合苏浙军区第三纵队第一支队一个营，将龟缩在据点里的蒋兆藩（国民党顽军头目）、陈克之（伪丹阳县长）、张道（日军宪兵部尧塘服务大队队长）等为首的汉奸部队予以全歼，毙敌200余名，伤200余名，生俘700余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1945年8月19日，他率部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一举解放了金坛县城。

1945年10月，我江南新四军奉命北撤。中共苏南二地委(即太滆地委)决定余慎留守江南，任中共太滆工委委员、金坛县特派员(12月金坛划归茅山工委)。余慎毅然受命，认真安排北撤工作。在儒林乡塘头村，他见到了爱人鲁毅，说明了党中央决定我军北撤的战略意义，并通知鲁毅“马上出发！”，鲁问“你呢？”余笑盈盈而又坚定地回答：“留下坚持！”离别时，他再三叮嘱：“过江后好好工作，为革命要有自我牺牲精神，万一我牺牲，你不要难过，要坚持革命，奋斗终身。”尔后，余慎就忙于召集留守人员开会，学习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及党中央有关指示，建立了金坛县留守工作组织和武工队。带领留守人员，建立活动基点，团结群众，依靠地方干部，妥善处理大军北撤的未了事宜，保护伤病员和烈军属，教育和争取乡保长，镇压顽敌，保护人民利益。经过艰苦的斗争，很快打开了留守工作局面。

1946年1月，国民党顾祝同部以3个师的兵力开进茅山地区，在各地驻兵设卡，严密封锁交通要道，收买汉奸、地痞流氓充当特务，日夜搜捕我留守人员，实行全面“清剿”。国民党金坛县政府也出动军警，千方百计捕杀我革命人员，迫害和敲诈勒索我军政人员家属。4月，茅山工委书记徐明牺牲后，华中分局决定余慎代理工委书记。他撰写了《为制止破坏和平行动再向各界呼吁书》，以新四军苏南留守处的名义印发，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和平的罪恶事实，呼吁各界加以制止。但由于形势日益恶化，周围各县留守干部被迫撤离。余慎不畏艰险，坚持在金坛与敌周旋。他率领工委和县武工队，不时出现于相距三五十里的敌据点之间，寻机袭击敌人，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他们先后在大沙庄、官村、蒋庄等地战斗30多次。在大沙庄伏击战中，击溃敌保安队200余人，俘敌8人，缴获步枪10余支。8月份攻打厚余，仅用40分钟就结束战斗，俘敌30余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捷克式机枪1挺；接着又在白塔、蒋庄攻打了省保安团“清剿”部队，全歼敌2个排，缴获长短枪40余支、机枪1挺。从此，敌人再也不敢轻易下乡收捐派粮。10月底，国民党集结首都卫戍部队2个团、省保安团和丹阳、金坛两县保安队1万余兵力，对金坛发起大规模的全面“清剿”，到处贴出悬赏大米千担缉捕余慎的布告。留守队伍活动范围被迫逐步缩小，经常遭敌包围，昼不能行，夜不能眠，余慎仍矢志不懈，坚持斗争。敌金坛县保安队在“清剿”报告中哀叹“余匪利用人事地利关系，基层组织严密，行动飘忽靡定，动作迅速，化整为零，甚为完善，隐匿民中，运用自如，虽我军围剿，亦能脱包围圈……尤其匪军干部，抱必胜之信心，故有艰苦卓绝之精神”。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从各方面强化了对金坛的统治。余慎与茅山留守处主任薛斌失去联系，所率武装仅16人，而国民党部队分兵“围剿”，紧迫不放。11月7日晨，在句容磨盘山，余慎遭敌100余人包围。他率部浴血苦战，终于突出重围，但又牺牲了8名同志，他亦身负重伤。敌人穷追不舍，从九里、白塔、里庄、一直追至卜弋桥东夏庄，一天行军100多里，大小战斗16次，杀伤敌50多人。深夜，余慎等又转移至狼山。时已天明，又遭敌袭击，遂用船只渡过长荡湖，仍回到磨盘山，从而摆脱了敌人。   

11月24日，余慎率武工队党总支书记范林森等6人，夜间乘小船拟向苏浙边区转移。他们穿过几道封锁线，来到了距金坛城8华里的大荒田，在四面环水仅有一条小道进出的桃园里小草棚宿营。不料为军统特务、伪保长姚志铎探悉而告密。25日下午1时半，国民党军统特务组长雷霖率县保安队100多人分三路包围上来。我哨兵因过度疲劳打盹，惊醒后敌已沿岸包围布阵，用机枪封锁了河道出路。余慎等6人只有短枪6支。在这生死关头，余慎一面指挥战友杀敌突围，一面冷静地处理机密材料。他在烧毁文件、印信、党和交通站组织名单后，只身掩护同志突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6岁。

余慎牺牲后，国民党金坛县军政当局一面飞报“南京国府”请功领赏，一面将余慎遗体移入城内中山公园旁曝尸示众，妄图恫吓我留守干部和革命人民。但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暴行，更激起人们的切齿痛恨，也加深了人们对革命烈士的深切悼念。

1950年10月，中共金坛县委、县人民政府及各界代表300余人举行余慎烈士追悼会，将灵柩安葬于中山公园，并立碑纪念。1964年，烈士遗柩移葬于县烈士陵园。   

典藏丹阳

张仲英（1920—1946）

在新四军茅山抗日斗争历史陈列馆里，有一幅看上去文质彬彬、但却十分刚毅的青年烈士遗象，他就是张仲英。

张仲英，祖籍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邬隘乡后洋村小张家，1920年春生于上海市杨树浦路长安里15号。父亲是一个勤劳的汽车司机，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张仲英3岁时，父亲与世长辞。从此，家庭生活的重担便落到了张仲英母亲的身上。母亲为了养活婆母和两个孩子，不得不到一家纱厂当女工，靠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生活。

    1927年，张仲英得到老家亲戚的资助进入小学读书，取了学名张文治。他勤奋好学，常常秉烛夜读，放学后还帮助亲戚家放牛、种地，6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读完了高小。为了分担母亲的生活重担，张仲英15岁就到上海大名路公兴昌五金店当学徒。有限的几个月规钱，只够他个人理发、洗澡。一次，他瞒着老板，为一家需要五金器材的用户代购了商品，以便多赚几个佣金贴补家用。不料被老板发觉，受到了严厉的斥责。他一气之下，愤然离开五金店，来到表弟王祺庆做童工的厂子干杂活，亲友们都说他是个倔强而有志气的青年。

1937年秋，上海沦陷不久，满怀救国热情的张仲英由表弟王祺庆介绍，参加了难民所的抗日工作。这个难民所收容了难民2000余人，他在难民所里担任文化教员，负责青壮年难民的教育。他刻苦钻研，只花了3个星期时间，就掌握了阅读和拼写拉丁文的本领。他经常向难民们宣讲**的意义，教唱进步歌曲，运用拉丁文字开展识字教育。由于他工作勤谨，生活朴素，作风正派，因而深得难民的信任，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教育培养下，他于1938年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是年冬，张仲英根据上海地下党的指示，组织带领一批难民青年到苏州、常州一带，参加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开展敌后武装斗争。他以李新民、李仲彦，张更生等化名，活跃在常熟唐市的儒浜、滃上和梅南（淼泉）等地开展民运工作，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日队伍。

1941年底，日军在苏南地区分期分批“扫荡”，妄图用竭泽而渔的办法逐块蚕食抗日根据地，消灭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这时，张仲英奉命来到茅山地区，先后在茅东、句容、丹阳、镇丹等县委担任领导职务，并两度任茅东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在艰难岁月里，张仲英始终坚持在茅山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县委根据苏南东路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和复杂环境下对敌斗争的需要，在全县建立了公开和秘密的两套组织系统。张仲英分工负责秘密工作。他组织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在一些重点地区发展秘密党员，建立秘密党支部，实行单线领导，选派忠实可靠的骨干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控制敌伪政权，开展合法斗争，配合公开的游击战，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了维护国内和平，实现“和平**”的正义主张，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中共中央确定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据此，毛主席在重庆谈判中主动提出，中共方面让出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以及苏北、皖北集中。9月下旬，茅东县委根据苏浙皖区党委的指示北撤，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仲英奉命留守坚持。期间，茅山一地委改称茅山工委，张仲英任工委委员、茅东县特派员兼武工队长。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支持下，急不可耐地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新四军尚在撤退中，国民党军队就对我留守人员进行“清剿”，并渐次向东南推进。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乘机捕杀我方人员，哄抢财物，茅山地区的形势急剧逆转。张仲英等不畏强暴，不怕艰险，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持在茅山地区执行留守任务。他们积极宣传新四军北撤的重要意义，动员“面红”（已公开）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疏散隐蔽；对未暴露的党员和党组织，逐步整顿清理，建立单线联系；保护烈军属和抗日有功人员，武装惩处坏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及时处理大军北撤后的各种善后问题，工作卓有成效。国民党军大兵压境后，在茅山地区各地相继建立“保安团”、“自卫队”，设置情报网，强化反动统治，逼迫我农会、游击小组干部登记自首。少数不坚定分子投敌叛变，环境愈加恶劣。有人为张仲英的安全着想，劝他到山区、太湖暂时避一避风头。他却坚定地说：“党要我留守茅东，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离开战斗岗位！”他临危不惧、坚定沉着的革命意志，鼓舞了不少同志继续坚持斗争的坚定信心。

1946年2月20日，张仲英和警卫员王小照、短枪排长蒋龙保宿营在云林乡武巷村眭文连家中，被坏人告密，当夜遭到国民党绥靖督导团珥陵纠察小组的逮捕，从珥陵押解到丹阳，又转到无锡，先后被关在第一缓靖区司令部禁闭室（老城隍庙）和管训所（丽新纱厂），受尽敌人的折磨。张仲英不仅保持了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本色，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和规劝难友保持革命气节。他对王小照说：“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守党的秘密，宁愿皮肉吃苦也要咬紧牙关，绝不能在敌人面前示弱。”不久，王小照获准保释。当王小照在丽新纱厂会见张仲英时，张仲英自知敌人不会放过他，语重心长地对王小照说：“你出去后，要千方百计找到党组织，接上关系，防止敌人暗害。回去养好身体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按共产党员的要求去做，绝不能丝毫泄露党的秘密。”并要他带信给党组织说：他是工人阶级的儿子，是党培养长大的，请党放心，绝不会辜负党对他的信任，并请党相信，在敌人的法庭上他会经受住任何考验的。

是年10月，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北迁，张仲英被押解到常州，不久就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26岁。

典藏丹阳

人民英雄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