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与江南文化发展

溪桥人家

梁武帝萧衍是南朝史上一位重要的皇帝，在他统治的将近半个世纪里，使梁朝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特别是他大力兴办学校，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这此方面都是值得肯定的。

梁朝时，江南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文坛上人才济济，呈现出了绚丽多采的局面。象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昭明太子的《文选》、沈约创立的声律，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私人修史的风气也很盛行，其中名著就有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等，这些文化上的成就，起了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大作用，并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些著作的产生，绝非偶然，与梁武帝鼓励发展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东晋、南朝以来，因为戎马倥偬，历代统治者对于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都无暇顾及或是漠不关心的，象东晋与宋两朝，虽创立过国学，但“不及十辄废之，其存亦文具而已”陈朝自天嘉以后，曾经设学官，“博延生徙，”但也是“成业盖孤寡”，没有什么成就，唯独梁武帝即位之初，就在都城建康设置国学，创立五馆就业的学生多达数百人。天监五年，边设立士林馆，延聘学者，由朱异、贺琛、孔子祛等递相讲学。不仅如此，梁武帝还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积极地发展地方教育事业，至于有些渊博的学者隐居山野，为了使他们的学术成就得以传播发扬，不致湮没，以及后继有人，则选学生登门求教，象南朝大儒何胤，栖居于会稽云门山，梁武帝就直接派学生到那里向他受业。这样以都城建康为中心，形成一个遍及江南内地的学校。皇太子，宣城王在“东宫宣猷堂及杨州廨开讲”。湘东王在江陵也设置学校，聘请名儒授课，“荆楚冠听者甚众”，致使文化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由于梁武帝大规模兴办学校，招纳后进，“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这样，在江南掀起了一个孜孜向学的高潮。

梁武帝不仅全力兴办学校，还很注意延聘学有专长的硕儒聚徙讲授，因而当时受业的学生数量很多。如严植之治凶礼，“生徙常百数”。太史叔明擅长老庄之学，兼精孝经、礼记，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精通左氏春秋的虞僧延，在讲学时“听者亦数百人”。梁武帝还鼓励各名家学者授课时，不同流派的学生都可以前往听讲，藉以切磋观摩，开阔视野，增进学业。如严值之讲凶礼，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这既有利于学生博采众长，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学术交流。同时梁武帝本人也亲自到国子学讲授，还策试学生。

由于梁朝境内学馆林立，受业的人数众多，从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材，促进了江南文化的迅速发展。甚至边批评梁朝政治最尖锐的郭祖深，也说梁武帝“昔岁尚学，置立五馆，行吟坐咏，诵声溢境，”这绝非一般的溢美之辞。

梁武帝鼓励讲学，对保存某些濒临毁灭的古代文化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来《周官》这部书，在江南失传，“多历年世”，梁武帝特派精通此书的沈峻，担任五经博士教授学生，致使“累世绝业，传于学者。”五经博士卞华兼精乐理，经过他的整理，在江南湮没已久的钟律之学，“至华乃通焉”，并得以传播开来。所以，梁武帝发展江南文化取得的显著成绩，是不应忽视的。

梁武帝奖掖著述，对促进江南文化发展，也是很有贡献的。史称梁武帝在处理政务之余，卷不辍手。他曾经亲自写作《周易讲疏》等200余卷，天监初年，他还命何佟之、明山宾等名儒尽力提携，只要是文章写得好，才华出众，或是“赐以金帛”给予重赏；或是破格迁升，加以高拨。在梁武帝大力劝奖下，出现了东晋以来江南文化空前活跃的局面。无怪史家论曰“自江左以来，年逾三百文化之盛，独美于兹。”（《南史》卷7《梁武帝本纪》这对梁武帝发展江南文化所作的重大贡献，是颇为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