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论革命》

云曲简丹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违禁词语-已隐藏-153}，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违禁词语-已隐藏-153}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GCD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GCD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

云曲简丹

韩寒前两天发的博文《论革命》在微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大佬们纷纷站出来，指责韩寒“毕竟还是书读得少啊！” 各种刻薄、讽刺莫衷一是。那些大佬们语重心长的背后透着终于有等到韩寒露怯的得意。

在我看来，韩寒的《论革命》如果把它当做学术论文来看，对概念的定义和逻辑并不严谨，但对中国现状的认识却仍然清晰透彻。

先把韩寒和反对方的论点摘录如下：

韩寒：

- 在目前中国，革命行不通。因为：1）缺乏共通的集体诉求，无法形成革命的合力，所以革命的条件不成熟；2）革命不能为中国带来民主自由，所以革命的结果不乐观；3）如果要在中国成功地发动一场革命，需要等到民众的素质和教育水平达到一定程度。

反方：

1）对革命的概念定义不清，革命除了暴力革命，还有社会革命，政治革命，革命是对自由的追求和实践。

2）如果说中国革命不现实，那天鹅绒革命、阿拉伯之春不是成功了吗？

3）素质决定论是大错特错。台湾实现民主前，民众的素质就很高吗？美国实现民主制度前，民众素质很高吗？

对于韩寒的观点，我赞同第一点，部分同意第二点，不同意第三点。

1）中国民众虽然对政府和政党彻底丧失了信心，但仍然达不到革命的条件。且不说既得利益阶层的庞大和稳固，中产阶层的压力虽然在增加，但总体生活在改善，而底层民众也没有到民不聊生的地步。其实，我们看看消费现象就能理解，中国的出境游和奢侈品消费的急剧增加就是生活水准的一个例证。在当前中国，革命还没有达到燃点。刘瑜在去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中也说过，““国进民退”，这个媒体上现在谈的很多，但说实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足够宏观数据支撑的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因为我读到过正反双方的数据。”


2）如果中国发生革命，也将是既得利益阶层之间的博弈和重新洗牌。这样的后果我无法判断。有两个现实教材摆在前面，一个是前苏联，苏联解体后，最终得益的仍然是寡头，人民生活变得更加困苦；另一个案例是台湾，当台湾开放党禁后，经济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既带来了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又实现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假设中国发生革命的话，能否带来自由民主，实未可知。




3）对于素质决定论，这一点是韩寒在逻辑上不严密。他只考虑到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实际上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起义）的确都是自下而上的），但他没有考虑另一个可能性，即自上而下，台湾的民主制度就是个典范。从一党制到多党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这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来看，都是少见的。大陆会不会有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回事，但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更不能在逻辑上把民众素质的提升当成是唯一要素。




再看反对派的观点：

其实反对派的观点都没有错误，尤其是第三点，我很赞同。但前面两点，却在逻辑上打偏了。第一点，没有和韩寒讲逻辑——到底在中国能不能发生革命，而是在纠结韩寒对革命的定义太狭隘了。就好比有人说，明天不会是阴天，你在那反驳，你对阴天的定义太狭隘了。其实，联系韩寒的上下文，不难理解韩寒说的革命就是指根本的、彻底的暴力革命，而且他反复强调，革命不可能，但改革是可行的。可反对派要么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说的“改革”这一点，要么给他扣了“改良派”这样一顶帽子。不从逻辑上反驳，在概念上沾沾自喜，你以为这是在“辩经”呐？一个个老学究式地在那摇头晃脑，趾高气扬地指手画脚，“韩寒，你可知革命的概念有几种？” 几你妹啊！

第二点，反对派大多在理论层面上在叫喊中国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却忽略了中国的现状，尤其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和民众心理的滞后。这点上，韩寒的认识比他们不知道实际、清醒多少倍！在理论上跟韩寒比看过多少书，当然会立于不败之地，但空有理论，却看不透现实，尤其是民众心理，这和魏晋时的清谈又有什么区别，难怪老话说“文人造反，三年不成”。

上面谈了他们争论的问题焦点，下面我想谈这次争论的风气。其实辩论本身不是问题，真理不是越辩越明嘛！而且韩寒的观点的确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我最不爽的是，那些所谓的大佬们一看到韩寒有出丑的机会，就迫不及待地先把自己变成跳梁小丑，带着苦口婆心、德高望重的面具，用伪善的道德口吻发着“诛心”之言，心里发出一阵阵冷笑，“小子，这回可让我抓住了吧！”如果这不是因为对韩寒比他们读书少却比他们影响力大的嫉妒的话，那就是彻底的无耻了！一次观点的辩论，何以变成这样？微博有个什么@一毛不拔大师，在那不停地冷嘲热讽，“好吧，这吗多人不明白，我就暂不钓鱼普及一下常识。” 普及你妹啊！这种人在这次辩论中的价值，除了增加物种多样性，没其它意义了。

我也不同意这篇文章是韩寒的一次滑铁卢。相反，我第一次看完这篇文章后，我觉得这是韩寒思想上的一次大的进步，他从批判社会现象转到了宏观的、更深层次的分析；如果说他原先的批判还在拿捏分寸、尽量不涉及党国的G点的话（你知道党国的G点在哪里），这次则是从根本上在发言了；以前还是在说他们做得有什么不好，现在则不是怎么让它变好的问题，而是怎么把它干掉的问题了。可怜哪些没胸无脑的大佬们，因为韩寒这次的言论不够激越，不能推波助澜，于是他们自己开始兴风作浪了。

云曲简丹

三篇文章看完，我才看清韩寒



李钟琴



一



2011年岁末，韩寒以《谈革命》、《说民主》两篇博文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韩寒被收买了，变成犬儒了，彻底堕落了，网上一片口诛笔伐之声。对于韩寒的两篇博文，我也有不同观点，但一直没形成文字。因为，我感觉韩寒这个系列文章起码是个“三部曲”，应该还要写篇《论自由》。



果然，今天在韩寒的博客上看到了他的新作，只是题目不是《论自由》，而是《要自由》。
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看，其思想脉络就很清晰了：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二



韩寒反对革命理由，是因为他认定和平演变式的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中国发生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的破坏性以及后果的不确定性，令人担忧。那么，韩寒凭什么说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呢？韩寒的论据是：“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原来如此！韩寒反对革命的理由，源于对中国人素质的极端绝望。他的各种推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劣等民族如果革命必然是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革命的果实必然被心狠手辣者窃取；低素质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如果实行民主，也必然是多数人的暴政。



这些论点其实并不新鲜。关于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发生过，最后还是革命取代了改良。在内忧外患频仍的清末，一开始谁都不愿流血革命，谁都希望渐进式的改良，谁都知道这样代价最小。最坚定的革命派孙中山最初也是个改良派，他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在吃了闭门羹后才立志推翻清朝的。



然而俗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专制体制之所以具有刚性和隋性，是因为这种体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官为本。掌权者充分体会到了权力的好处，又怎么会有革掉自己权力的动力？再说了，独裁者必然作恶多端，作恶越多，越需要紧握权杖来保护自己。历史和现实中虽然也有独裁者主动还权于民的特例，但更多的例子是紧握大权到最后一刻，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就不用列举了吧？



三



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其实都是手段，而非目的。革命或民主的目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正义的阳光普照，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所以，韩寒的第三篇博文主旨是“要自由”。韩寒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要自由）了。”



革命，是逼迫独裁者交出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民主，是通过人民的选举权、舆论监督权等等来限制政府权力滥用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又如何能得到你渴望的自由呢？须知，讨价还价，是要以双方实力相差不多为基础的。一方独大，你凭什么与人家讨价还价？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下令镇压，武汉革命军苦守弹丸之地，除了誓死抵抗，并没有与清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直到十八省陆续宣布反清或独立，清政府在袁世凯的要胁下，才不得不与南方谈判，才不得不宣布退位。我们都知道，在戊戌变法之前，大家就寄望于清政府改良，改了二十多年，只不过是在这也绝不那也绝不的前提下弄出个皇族内阁来愚弄国人。事实证明，统治者往往只听得懂枪声，而听不见乞求。



与虎谋皮可以，前提是你有了把老虎打死的能力。



四



说到民主，韩寒又唱起了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老调。



这里，韩寒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悖论。试问韩寒：您是中国人吗？如果您是中国人中的一员，那么您的素质是高还是低？如果您认为自己素质高而别的中国人素质低，那么您应该特别说明：中国人并不包括我韩寒；或者应该特别说明：除韩寒之外的中国人素质低。如果您与普通中国人一样素质低，那么您也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那么，您凭什么“要自由”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所谓国民素质低，不是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而恰恰是不民主的结果。如果说人民的素质低就不能有民主，那么不民主将导致人民的素质更低。难道指望专制制度和愚民政策来提高人民的素质吗？



五



韩寒想要的自由并不过分，甚至有些卑微——“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看完他的第三篇文章，我不禁哑然失笑。韩寒其实并没有“堕落”，但也没有成熟。他的乞求有些幼稚，有些搞笑。



韩寒写道：“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我忽然想起了被西门庆差点踹死的武大郎。武大伤重卧床，对潘金莲道：“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



瞧瞧，武大郎在向潘金莲承诺“不清算，向前看”时，尚且知道抬出武松。如果没有武松的武力作后盾，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武大郎有资格向潘金莲、西门庆承诺“不清算，向前看”吗？



而韩寒先否定武松，即而开始乞求，居然又以胜利者的姿态作出了宽容大度的承诺，却不知这乞求是何等的卑微无力，这承诺又是何等的滑稽可笑！



六



最可笑的，是韩寒捣起了“党即人民”、“人民就是体制”的浆糊。



他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乍看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这就如同将政府、国家、祖国混为一谈一样，很容易混淆视听。



且不说八千万党员和三亿党员亲属是否能代表十几亿中国人，即使是全民皆党，人民与党也不能混为一谈。



其实，从来就没有哪个党员认为自己代表党、自己就是党。中国人都有自谦的传统，只有在吹捧别人时才谀词如潮。如果哪个人时时处处吹捧自己“伟大光荣正确”，高呼自己“万岁”，不被人视为精神病才怪。文革之时，全国人民都胸戴毛像章、手挥毛语录、高呼毛万岁，唯独毛自己不戴自己的像章、不举自己的语录、不喊自己万岁。大概毛也知道，肉麻地自吹自擂是可耻的。而党员可以毫不脸红地赞颂党，说明大家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就是党，所以也歌颂起来就不以为耻。韩寒却说党“就是人民本身”，恐怕认可的人不多吧？



不用说人民不能代表党，就连党的总书记，也代表不了党。那么，党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党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躯壳。谁能掌握这个工具，谁能操控这个躯壳，谁就能代表党。而普通党员，什么都不是！



如果把体制比作一条大船，那么入党就相当于拿到了一张挤进体制的船票。有了船票的乘客，不见得就能代表这条大船，不见得能够左右大船的航向。掌握航向的是船长以及掌控关键部位的少数人。如果大船偏离了航向，或撞到了冰山，那么，乘客也是受害者，对事故或沉船是没有责任的。而韩寒的逻辑是，既然人人有船票、人人在船上，那么人人都是船本身，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船出了事故，乘客都有责任。这不是捣浆糊是什么？当你认为“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的时候，胡作非为的船长们正在偷着乐呢！



七



当然，韩寒的文章绝非一无是处。我也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改良实现人的自由。我更认同韩寒所说的“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但是，我并不一味地反对革命，也并不痴心寄希望于改良。如果改良能够进行，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革命。革命从来都是逼出来的。所以，当人们开始谈论革命的时候，往往是改良无望之时。时机不到，早来也会夭折；时机成熟，该来的总会到来！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韩寒大概把知识分子定位为“文人”了，他说：“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这番高论，更是莫名其妙！“文人”既然有自己的正义，当然要有自己的立场。既不能做依附强权的墙头草，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做“反向墙头草”，“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难道眼看卡扎菲不行了，就必须转头倒向卡扎菲么？



韩寒的三篇系列文章，其实反映了韩寒思想的困惑和迷失。我认为这是由于韩寒思想的不成熟，而不相信这代表着一代青年才俊向犬儒的堕落。毕竟，韩寒的名言曾让我视作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不能为高墙添砖！”愿韩寒能够遵守自己的这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