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随手抓拍公车私用 6年“解救”百余辆车

Christinamary

　“叻系区伯？”(粤语，你是区伯？记者注)在广州，你若跟60岁的区少坤一同逛街，会很有“面子”。因为这个常年穿衬衫、白西裤、头发花白的普通瘦老头，却几乎是一个“比市长还出名”的人物。

　　区少坤被广州人亲切地唤作“区伯”。他的出名，与他的两部手机密不可分：一部用来随手抓拍被私用的公车，然后把照片“晒”上微博；另一部照得更清晰些，兼回复网友留言。

　　6年来，共有100余部私用公车被他“解救”。在微博，他的认证是“公车私用监督达人”，有3万粉丝，胜过很多年轻人。

　　有人说他“有钱有闲”，但他每月只拿480元低保费，一家四口的租住房不足48平方米。有人质疑他“作秀”，但“6年来，经常被骂、被吐口水，几次被打，谁愿意作这样的秀？”有网友这样反问。

　　但被骂后，区伯脖子一挺，照样。他还立誓：“只要活着一天，我就监督下去。”

　　这脾气，用北方话形容叫“轴”，广东话形容叫“硬脖伯”。他却说：“谁都能监督‘三公’，哪怕他只是个吃低保的小人物，哪怕这是用手去抓带刺的仙人掌。”

　　在区伯看来：“我只是个较真的公民。”

　　“从公安、行政机关到大学的公车，我都监督。但辨认谁是公车？难。”

　　“啪、啪”几下，区伯的手机上立刻出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车牌为“粤O××××”的公车，一张是穿制服的男子坐在驾驶室里，身旁坐着背书包的小孩。

　　这是区伯在行动。他拍到的，是“公车接送小孩放学”的画面。

　　接下来，广州市纪委、公车所属单位的监察部门，乃至110报警平台，就会接到这个老伯的举报电话，“有图有真相”。同时，照片还会被晒上微博，接受众目睽睽的检验。

　　“从公安、行政机关到大学的公车，我都监督。但辨认谁是公车？难。”这是区伯谈及他6年的“监督史”，最先冒出的感触。

　　区伯对公车“情有独钟”，始自2005年底。

　　6年多前的一个傍晚，生病住院的区伯正在人行道上散步，忽听身后“嘟、嘟”喇叭作响。扭头一看，按喇叭的是辆警车，驾驶员还身穿制服，正要停在人行道旁的酒店门口。“公车私用！”他立马反应过来，不仅不避让，还用手机拨了110。一周后，广州市荔湾区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来电：“区少坤吗？经查，你的举报属实，已对当事民警作出处理，谢谢您的监督！”

　　首战告捷后，区伯才认真打量起“公车私用”这头“巨兽”来。

　　“一查不得了！国家一年的‘三公’消费(指公务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记者注)据说有9000个亿。其中，公车消费占了最大头。2011年，广州公车保有量至少20万辆，平均养一辆公车，每年至少要花2.5万元。”他指着媒体公开披露的数据，连连摇头。

　　“2.5万，这够多少贫困山区的小孩子上学、吃饭、买鞋穿？”区伯撇着嘴，脖子伸得老长，一副典型广东阿伯生气时的样子。

　　但他的监督之路“太难”，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公车，都像第一辆警车那么“好认”。

　　“车牌上写着‘粤O’、‘粤警’的，是公车；‘粤A’之后全是数字的，是公车；‘粤A’之后有英文字母的，可能也是公车，要分情况。”谈及监督心得，区伯不是有感于百余辆的成绩，而是遗憾于“公车标准仍含糊不清”，“有好多漏网之鱼”。

　　区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由于目前“谁是公车”没有明确的标志，即便是他，辨认起来都会“失手”，普通老百姓就算有心监督，恐怕也没处使力气。

　　“据我所知，为了避免招人瞩目，一些单位并不愿让公车看起来一副‘我是公车’的样子，而是想方设法隐藏。‘私车公用’、‘公车包用’……特别多，就像给公车穿上了迷彩衣，有时真是监督无门。”他叹道。

　　6年多来，放在挡风玻璃上的“政府公务车”牌子，刷在车门上的“执法车”字样，倒是屡屡帮过他的忙。区伯说，他希望有一天，政府能出台一项强制性规定：让车牌上统一呈现“粤O(公)”字样。

　　“有个(公)字，区伯就能从一个人，变成很多人。”

　　“接送小孩、买菜拉货、朋友聚餐……私用形式五花八门，借口也五花八门。”

　　“公务员同志，你公车私用了，你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区伯在拍下需要被“解救”的公车后，一般不会立刻走开，而是绕到司机跟前，很“轴”地说上这么一句。

　　多半，他拍下的公车，都有很明显的私用“证据”。

　　比如，区伯曾在路边看到一辆“粤O”公车，在上班时间，往家里卸大米、卸干货。“啪”。

　　比如，区伯曾看到一辆警用面包车里，堆满了水泥、地板砖和瓷砖等建材，把车厢和副驾驶座塞得满满的。“啪”。

　　比如，区伯曾在放学的车流中，看到一辆“粤O”在接孩子。“啪、啪”。

　　被拍下的公车司机，多半不愿“束手就擒”，于是区伯常常遭遇“带刺的仙人掌”。

　　“你干嘛？多管闲事。”被骂一句，算是轻的。有人威胁他“不删掉照片，小心你自己”。有人诅咒他、冲他吐口水，有人事后打电话让他“快转行”。

　　更有“被抓现行”的司机，慌忙中试图驾车离开时，把区伯碰得腿部流血。最近的一次，是左脚骨折，见到记者时，区伯走路还一颠一跛的。

　　“‘带刺的仙人掌’不怕，怕的是‘软钉子’。”区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每当自己拦下公车，要求检查“带了哪些私货”时，往往会被以“无权盘问、检查”为由，挡回去。

　　形形色色的“私用借口”更让他无奈。

　　“比如卸米、卸干货的那辆公车，举报之后，单位却通报‘没有违反规定’。理由是那位公务员次日一早要出差，为了准时从单位出发，才用公车回家取行李，‘顺便’将暂放在单位的一些生活用品捎回家。”区伯拿出去年的一摞报纸，说给记者听，“再比如，那辆拉建材的面包车，理由是‘经过单位领导批准了’；接小孩的公车，理由是‘顺路，不浪费油钱’。”

　　但在区伯很“轴”的脑袋里，什么理由，他都不买账。

　　“领导批准了就能‘权大于法’？‘顺路’就能大大方方地接送小孩？纳税人的钱不是这么花的。”

　　“榆木脑袋”只有3次心软的时候。

　　其中一次，是在广州赤岗路，他抓拍到一辆警车，警察开车送穿睡衣的妻子去看病。“警察看到我用手机拍了照，很紧张，脸上直冒汗。他低着头，很诚恳地说：‘区伯我错了，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那次，区伯没有“较真”。“谁家都有急事，我不会举报你，但不能有下次。”在警察点头保证后，区伯按下了难得一用的“删除”键。

　　除此之外，区伯刀枪不入。

　　1年多前，为了“把照片拍得清晰点”，区伯又买了一部廉价手机。如今两部手机，随拍、随传、随删，还存着80多张照片。

　　从通报批评到定期公开公车情况，以卵击石也有“蝴蝶效应”

　　区伯被媒体称为“坚强公民”，但他不时有挫败感。

　　“最多的挫败感是刚刚监督时，接到的结果总是‘通报批评’。”他慨叹，“惩处力度那么低，公车私用何时了？”

　　区伯曾做过一个统计：在他举报的百余辆公车私用中，“顶格”的一次处罚是全单位通报，当事人作深刻检讨，并扣3个月奖金。“此外，不扣奖金的比较多，还有一部分单位，根本没反馈。”

　　有人不明白了：“区伯，你一次次鸡蛋碰石头，不也没结果？”但这个“硬脖伯”回答：“不要总说公务员做得差，这个‘差’里，也有你‘没负起公民责任’的因素。”

　　6年来，区伯以卵击石，终于引发了“蝴蝶效应”。

　　一开始，纪检监察部门接到他的电话“轰炸”，会苦笑着回应：“区伯，又是你？”现在，广州市纪委书记邀请他与市政协委员韩志鹏，一同参观专防公车被私用的北斗监控定位系统。广州8000多辆公车都“装载”一新，开到哪里将一目了然，书记还派发名片说：“区伯，一有意见，欢迎随时跟我提。”

　　以前，公车周六、周日出行算不算私用，还“另说”。现在，广州市政协主席苏志佳明确向区伯和韩志鹏表示：周六日公车不能动，专人专卡，一插卡，机器一响就知道。“一动就是私用，去哪里都是私用”。

　　以前，区伯的举报周期，一般是7天。今年4月8日，在指责一辆公车私用被骂后，5分钟内，区伯就接到了广州市纪检监察热线的反馈。当天下午，广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3次登门道歉，并责令对违规公务员严肃处理，要求各部门引以为戒、举一反三。

　　由于坚持不懈地“讨说法”，此后，广州相关部门计划把该市的公车运行情况，定期公示。

　　4月中旬，还有媒体曾抽查了公务员子女就读较多的两所小学，发现之前“停满大街的”公车，如今，基本销声匿迹。

　　没人能说清，这其中区伯的因素能占百分之几。一些曾骂过他的公务员，现在成了他的粉丝。微博上，有公务员留言说：“有时，我们没决心向自己开刀，有区伯在，支持！”

　　公民意识是理性与坚持，不是“硬碰硬”

　　6年“解救”100多辆公车，区伯走得不易。

　　尽管成了达人，区伯还在思考：安装北斗定位系统，怎么就能确定车是不是在私用？单位每月“内部公开”私用信息，威慑力能有多少？如果违规成本太低，一套实质性的处罚制度比如引咎辞职，该不该建立起来？

　　有人质疑他总跟公车过不去，是跟政府“有仇”。区伯立刻拿出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颁发的证书，说：“我是希望政府好。当你在行使公民权利时，不需要自证‘我是一个好人’。”

　　有人质疑，吃低保的他，是以“敲诈司机”为生。街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区伯在他们眼里，特立独行，他“赚钱”最多的一回，是有一次被打伤后，街道办送来的200元慰问金。

　　区伯不是没有退缩过。今年5月，他想了一晚上后，曾把微博一条条地删去。但网友立刻在下面“盖楼”：“区伯不能退。你的退，不是一个人的退。”

　　如今，这个脾气特“轴”的老头，还是瞎溜达。遇到需要“解救”的公车，他就掏出手机“啪”。车上人若围过来“理论”，他就说：“别打我，我是区伯。”听者往往一愣，自认倒霉，悻悻离去。

　　“在广州，‘区伯’是个代号。我想，公车私用的官员，怕的不是区伯，而是区伯背后的老百姓，和很多很多也想成为区伯的人。”广州市民徐志豪，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我知道广州有个区伯，但我当时想：不会那么巧吧？”一位曾被区伯抓拍的官员，后来打电话给他道歉，“以后，再不敢侥幸。”

　　“如果事事较真，这个国家会更好。”电话那头，区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