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就是卖国 来自烟草业的干扰让人忧虑

Christinamary

“警惕烟草业干扰控烟”，这是5月31日世界第25个无烟日的主题。对于中国的控烟事业来说，这个主题相当贴切。

　　然而，自2005年中国加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简称《控烟公约》)以来，控烟形势并不乐观，甚至有越控制越严峻之势。

　　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控烟公约》在中国生效的第一年，全国卷烟产量为20218亿支，去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24474亿支，涨幅为21.05%。

　　从数据上看，我国的控烟形势严峻。5月31日前后，多家机构最新发布的“控烟报告”显示，烟草业至今未显露“夕阳行业”之态，反而全力谋求发展。

　　相关控烟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目前，世卫组织为协助各缔约国实现控烟承诺而提出的“逆转烟草流行六策”，在中国正遭受烟草业的强烈干扰，很多措施根本无法落实。

　　烟草业的干扰

　　“我对中国控烟的未来很忧虑。”6月3日，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简称新探健康)副主任吴宜群回到北京，3天前的“世界无烟日”，她受邀前往苏州做了一场关于控烟的讲座。

　　“主办方请我吃了一顿便饭，其间，地方上的人看到省里来人，二话没说，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吴宜群说。

　　此前，她还经历过另一件尴尬之事。东部沿海一家疾控中心曾迎来一个美国专家团，单位领导很重视，一迎专家进门就一人一包中华，“那些美国专家给烟拍了照，碰到我时还留了一个问题，中国是怎么宣传控烟的?”

　　在吴宜群看来，控烟之于中国，任重道远，斗争艰难，“中国是全球第77个缔约国，政府能够支持控烟公约，这是非常好的表现，但签约之后，高层政府的控烟意愿不够强烈，没有表达。”

　　5月24日下午，中国控烟协会、中华预防医学会、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三家联合召开“2012年世界无烟日主题报告发布会”，发布了中国烟草业对控烟工作的三种干扰方式：直接干扰政策制定，以科学策略欺骗消费者，以及通过促销赞助营造正面形象。

　　报告指出，2011年，烟草业销售总额达到10111.4亿元，实现工商税利7529亿元，上缴财政6001.18亿元。相较2010年，三者分别增长31.2%，24.6%和20.3%。

　　同时，中国烟草总公司已迅速成长为几乎“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2010年，其总资产从4年前的5566亿元“膨胀”至10095亿元，体量接近当时的中国建设银行。不仅如此，它还是全国最赚钱的公司之一，2010年的盈利高达1177亿元，日赚3.2亿元，超过了中国银行。

　　“今年受经济下行影响，国企的利润降幅超过10%，而烟草业丝毫未受波及，依旧红火。在其他领域增速放缓之际，烟草业或将是政府获利的重要来源之一。”一位不愿具名的烟草行业分析师告诉时代周报。

　　“中央财政对烟草业的依赖性很大，烟草行业中央税收占中央税总额的8.32%，就全国平均而言，地方财政对烟草行业的依赖性较小，但由于烟草行业的地域集中性，某些地区，如云南、湖南、贵州等地，地方财政对烟草行业的依赖性极高。”5月31日发布的《中国烟草业经济和财政效益再评估》这样说。

　　而该报告撰稿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晖进一步指出，烟草业对中国GDP的贡献不足2%，但对财政税收的贡献在8%以上。

　　这份“贡献”或许增强了烟草人的底气。早在参加世卫组织《控烟公约》谈判时，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位官员就曾指着卫生部官员大骂，“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是公务员，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

　　控烟界的阻击

　　事实上，早在2000年前后，当中国筹备参与世卫组织《控烟公约》文本讨论时，烟草业便发觉危机逼近，“公约的精神是减少烟草供求，而烟草业希望扩大产能，追求商业利益，两者的矛盾应运而生。”吴宜群说。

　　2008年，世卫组织在总结全球控烟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6项逆转烟草流行的系列政策“MPOWER”，包括，监测烟草使用，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与促销以及提高烟税。

　　“目前在中国，这些措施大多受到了烟草业的干扰，冲突激烈。”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告诉时代周报。她与吴宜群一样，是“单枪匹马怒对庞大的烟草业的退休老太太”。

　　而论及控烟局势，两人不约而同提及3月下旬第十五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的发言，“我们的敌人烟草行业已经变换面孔和策略。这匹狼不再披着羊皮，它已张开血盆大口。”

　　吴宜群和她领导的新探健康为“阻击”烟企的干扰已四处奔走多年。比如，2008年6月，广西桂林举行奥运圣火传递，第二位火炬手是广西中烟的一位总经理，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要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融入真龙(一种香烟，编者注)品牌的发展中，继续传递做大做强真龙品牌的激情。”

　　看到报道后，吴宜群立即给北京奥组委写去长信，认为这是变相的烟草广告，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但无人理睬。于是，她又马上求助于世卫组织，此后，在后者的干预下，类似的文章再未见诸报端。

　　吴宜群的“盟友”许桂华团队亦有成功的记录。2009年7月，在她的呼吁下，上海世博局退回了烟企对中国馆的2亿元捐赠;同年10月，也是在她的努力下，第十一届全运会退还了所有来自烟企的捐款。不过，更多时候，这些控烟人不得不无奈地面对现实。

　　譬如，2010年7月，北京卷烟厂与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共同举办了一项长跑助学活动。这与《控烟公约》的精神相悖，吴宜群于是不断写信反对，并准备进行公益诉讼，而结果却让她大跌眼镜。

　　“这项活动最后遭到了处罚，因为主办方竖了几块大牌子，上面出现了烟企的名字，这被工商部门认定为未经批准投放烟草广告。但罚谁呢?最终竟罚了那个制作广告的公司。”

　　最让吴宜群无奈的是，有记者就此事追问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其答复称，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拒绝这样的爱心。

　　“在他们眼里，《控烟公约》被直接无视了。”回忆起这场“胜利”，吴宜群没有丝毫兴奋，甚至有些苦涩。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如何才能抵制烟企的干扰?

　　许桂华的意见或许代表了不少控烟人的想法：尽快调整中国的控烟履约机制;尽快实行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的政企分离;尽快出台符合《控烟公约》要求的国家烟草控制规划。

　　2006年1月，《控烟公约》在中国生效。而6年后，国家层面的控烟规划仍未出台，今年两会，面对质疑，工信部部长苗圩承认“控烟不力”，并坦言“规划仍在制定之中”。

　　而据知情人士对时代周报披露，致使规划“搁浅”的关键之一在于，卫生部坚决要求写入“警示图形上烟包”这一条，而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一队人马两块牌子”的国家烟草专卖局执意不肯。

　　事实上，按照规定，《控烟公约》生效3年后，所有卷烟制品的包装上都应有“宜占可见部分的50%或以上，但不应少于30%”，并且“轮换使用”，同时能够“准确说明使用烟草后的有害后果”的健康警语，最好有警示图片。

　　然而，你有政策，我有对策。2006年，国家烟草专卖局组织课题组编写了《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一书。这成为烟企应对控烟的策略总汇。

　　而有关“烟包警语”，该书指出，我国不采取图片或象形图警示;警语内容应结合国情，不可采取欧盟、加拿大等地过于偏激的用语;建议警语面积达到30%的底线即可，最好放置在侧面;建议轮换周期最低为1年，周期太短不利于企业生产，亦不利于消费者辨别真伪。

　　如此的博弈反复上演，比如烟草广告。根据《控烟公约》，履约5年后的中国应杜绝所有烟草广告。“这几年，每年两会都有超过30人签名的提案，要求尽快修订广告法第18条，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卫生部和工商管理总局亦表示支持，但到了烟草专卖总局却被挡了回来。他们说，目前的广告法已足够完善，不需要修订。”吴宜群回忆称。

　　目前，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主管单位为工信部，而“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也是工信部，成员包括卫生部等8个部委。同时，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国家烟草专卖局政企合而为一。

　　这一怪象可以从姜成康的三个身份上窥见，目前，他既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又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还是工信部党组成员。

　　“管理烟草生产的部门承担烟草控制的职能，这是我国控烟最大的障碍之一。当务之急是改换控烟履约机制，把国家烟草专卖局从履约小组中请出去。此外，烟草业的政企分离也很迫切，尤其在控烟的问题上。”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此前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

　　“其实，烟企给政府释放的信息具有误导性，似乎这些控烟措施一上，吸烟率马上就会下来百分之几十，政府的税收便将大幅滑坡。其实不然，即便落实目前所有的控烟策略，中国吸烟率的降速也会非常缓慢。因为，第一，在中国，吸烟仍是合法行为;第二，烟草是成瘾性产品，我们目前的自主戒烟率只有3%，故而，只有经历较长期限之后，人群对烟草的需求才会逐渐减少。”

　　在吴宜群看来，这段过渡期正好为烟草业实现产业转型提供了时间，“履约6年半来，没有控烟计划，也没有转产规划，这才让人忧心。”

　　而顶层设计的缺失，或许是控烟界最大的担心之一。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曾建议：“国家领导人应当像关注艾滋病问题一样关注控烟，希望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能研究控烟工作。”

　　“控烟考虑的不仅是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利益，同时也包括烟农和烟草从业人员的利益。烟草业转产是控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烟农转而种植其他更具经济收益的农作物，让烟草从业人员转而从事其他更具前景的行业，这才是为他们的长远利益考虑的规划。”许桂华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