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什么行

jl联盟1988

中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仍有巨大空间

　　唱衰中国经济的观点没有说服力

　　吉姆·奥尼尔

　　2001年末，我第一次使用金砖国家（BRIC）这个概念来讨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快速发展。2003年，我与高盛公司的同事一起预测了2050年的世界经济格局，认为如果金砖国家和其他大的新兴经济体能够实现其预期增长目标，那将会是一个与当时的格局完全不同的世界。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中国经济奇迹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那两篇文章引发了人们对“金砖国家”这个新名词的关注。十几年后的今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来说，中国已经成为金砖四国中的佼佼者。到2014年末，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10万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它意味着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其他3个金砖国家经济总量之和的1.5倍，也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3国经济总量之和还要多；10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2倍，而在2003年的报告中，我们以为中国要到2015年才能达到日本的经济总量水平，更别提2倍了。

　　从经济总量和增长的角度来看，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中国在过去10年经济增长迅猛，其他3个金砖国家也表现优异，但中国是唯一一个增长超出我们预期的国家。由于中国的突出贡献，金砖国家很可能在十几年后成为与G7（七国集团）同样庞大的经济集团。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相对于GDP总量的增长，民众的个人财富才是影响他们生活的关键要素。但普遍认为，中国的人口已经基本稳定，那么人均GDP（衡量个人财富最简单的方式）的变动必然紧随GDP总量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均GDP已快速增长到7000多美元的水平，尽管一些测算指出中国的收入差距趋于扩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好几亿中国人在过去30多年实现了脱贫，为联合国实现2015年脱贫一半的千年计划作出了显著贡献。实际上，主要由于中国的成就，脱贫一半的目标在2010年就达成了，这使得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研究者开始考虑提高贫困线水平。毫无疑问，中国是为世界发展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国家。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依然看好

　　那么目前来看，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近年来，我与很多知名评论家进行过讨论，其中一些人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持怀疑态度。可能有些地方没有领会对方的要义，但我必须说其中的很多观点是不具有说服力的。我不赞同这些消极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城镇化。

　　根据官方的数据，现在有超过50%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与20年前相比是一个巨大进步。但这同发达经济体和富裕国家70%的城镇化水平相比，还是远远不足的。如果中国现在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70%，那么我也会对中国能否保持快速发展持部分怀疑态度。已经有大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英国工业革命的经验，城镇化绝对是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因为城市居民可以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各个方面拉动经济向积极的方面发展。OECD（经济合作组织）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支持了我的观点，报告认为城市占国土面积越大，对生产力提高的推动作用就越强。所以，仅从城镇化率这一个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就仍然有巨大发展空间。

　　中国目前应该优先关注的问题

　　目前，中国应该优先关注哪些问题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实施明确的计划使农民工享有和城里人同样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尽管我们可以预期到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会带来巨大挑战，但如果来自农村、居住在城市的人不能享有同等的待遇，那么城镇化带来的红利（从住房需求到家具购置再到耐用消费品购买）就会消减，进而会导致农民工的个人储蓄率居高不下，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获取城里人享有的资源，例如医疗和保险。中国正在这方面作出积极努力，例如提出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这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生活，而且会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我曾经与中国经济怀疑论者作过交流，他们认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上没有充足的男性劳动者参与到进一步的城镇化进程当中。如果这个忧虑是真的，那的确是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考虑，我认为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明智的。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由两个要素推动，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力的生产率。如果中国不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未来极有可能面对巨大的人口转型挑战。同时，有大量证据表明，当人们财富增加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的时候，往往倾向于生育较少的孩子。所以，一些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转变可能导致人口剧烈膨胀的担心是多余的，通过较为缓和的方式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合理的。

　　提出以上两个问题的背景是，我赞同中国政府扩大消费比重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努力。实际上，如果上述举措能够清晰、坚定地执行，它们将成为中国实现发展目标最关键的步骤。根据官方数据，消费占GDP的比重近年来逐渐攀升，2014年已经占GDP总量的51.2%。这个比重还应继续提高，虽然不至于提高到美国70%的消费率，但至少要达到55%。事实上，60%左右是很正常并且可持续的消费率水平。除了要帮助农民工享有城里人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建立可靠的社会保险、医疗体系以及完善养老金计划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而适度降低高储蓄率。

　　我也非常赞同更加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是更文明的经济体和社会所需要的，也与减少污染和节约能源的目标相一致。只有追求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作者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范莎翻译）

　　

　　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充分利用了后发机遇

　　有效应对追赶式增长末期的挑战

　　德怀特·帕金斯

　　高收入国家在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技术和知识积累，后发追赶型国家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积累，实现高速增长。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充分利用了这些机遇。这说明，国家领导者的正确决策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自1978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30多年来，中国从封闭的计划经济稳健地转变为开放的市场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贡献了每年3%至5%的经济增长。当前，中国GDP增速放缓的首要原因是，过去带来生产率提高的那些变化不能成为未来生产率提高的源泉。继续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必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大多数情况下，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源自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未来，中国也会逐渐变成这样。为此，需要继续加强市场力量，包括将大多数国有企业置于市场竞争压力之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应减少并透明化等。同时，还需要继续完善法律体系，使得公司和个人在运用法律处理商业纠纷和其他领域的问题时，都认为其是公平、有效的。这些都是提高投资决策效率、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的有效举措。所有这些和其他必要改革都写入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如何突破既得利益的干扰，系统地实施它们。

　　即使这些改革措施都得到有效实施，中国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实现两位数的增长。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变革，就像日本、韩国等国家曾发生过的那样。首先，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去的时代已经结束，从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转移劳动力的急剧减少，将使中国的潜在GDP增长率降低1%左右。其次，驱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产业目前占GDP的比重已接近峰值，服务业占比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而服务业生产率提高要比工业慢。

　　也有观点认为高于最近的经济增长率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仍然很高。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很难做到。过去一个时期，中国投资增长最为迅猛的两大领域是交通运输和住房。短短一二十年，中国的交通和住房状况大大改善。城市住房建设掀起高潮，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大幅增加。交通投资的繁荣使中国拥有了一个足以和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相媲美的交通系统。当前，中国的交通和住房需求仍有上升空间，但未来交通运输业的大部分投资将会用于维护现有交通系统，住房建设投资快速增长的情况也不太可能再出现，因而它们对经济的贡献度将明显降低。

　　由于占GDP将近一半的投资不太可能和过去一样有效，现在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要找到一种方法降低投资比例，并用更多的消费主要是居民消费来代替投资。如果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60%，而不是现在的50%左右，那么占GDP25%到30%的投资就可以有效地为居民提供他们额外所需的消费产品。但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很困难的。降低居民储蓄比例，可以采取发展社会化养老、医保和社会福利等措施，但这需要时间，而且对储蓄的影响短期内不太突出。真正的问题不是高储蓄，而是居民收入只占GDP较小一部分。增加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关键是增加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希望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通过使工资增长快于GDP增长来提高居民消费比例。

　　综上，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将面临住房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下降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较低等问题的挑战。简单地扩大现有领域的生产规模并增加贸易顺差的做法已不可取，因为中国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已经很大，很难维持21世纪第一个10年那样的出口增长速度。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深化市场化改革、扭转投资效率低下的局面。工业和服务业企业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开发新产品，进而找到新的生产方式。鉴于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以及开发新产品和生产方式比借鉴他人或做一些简单的修改要困难得多，因而保持中高速增长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聂晶翻译）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由大变强的过程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

　　王一鸣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重要的是两个转变，一是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第一个转变已接近完成，但第二个转变明显滞后，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模式尚未完全形成。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与两个转变不同步有很大关系。延续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实现由大到强的质的飞跃。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起飞，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近年来，一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加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传统比较优势减弱，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靠高投入、高消耗驱动经济增长、偏重数量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进入新常态，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需要由数量和规模扩张为主转向质量和效益提高为主。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核心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全要素生产率。只有生产效率提高了，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保持稳定增长，经济才不会随要素投入增长放缓而明显减速。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需要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效增长，将提高效率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就是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跃升的过程，也是我国经济由大变强的过程。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必须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核心是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重点是发展高端装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必须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大幅增长，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总体上看，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还不强。如果说过去产业升级还可以依靠引进技术及其外溢效应来实现，那么，现在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外部条件的变化，产业升级对自主创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形成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难得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市场导向、推动有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更多地依靠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必须以深化改革为牵引。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最根本的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有利于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体制机制环境。创新需要市场充分竞争和千千万万市场主体在试错中找到创新方向，这就要求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强化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创新的引导作用，增强市场主体创新动力，促进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