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中穷女孩为何总被牺牲

糖包子

今年以来，笔者身边已经有第三个女孩被分手了。本是谈婚论嫁的时候，可男友却选择了条件比自己好很多的人。在爱情里，穷女孩被甩，似乎并不仅仅是个案，而是某种普遍性的现象。

不妨从赵薇执导的电影《致青春》说起。男主角陈孝正本来是个乖乖的穷学生，一心想努力学习，出人头地，压根没打算在大学谈恋爱。可硬是被郑微软磨硬泡追到了。两人正你侬我侬热恋时，陈孝正却抛弃了郑微，他准备出国留学去了。

严格意义上讲，郑微家境尚属小康，算不上穷女孩。但贫穷也可以是相对的。电影中，与郑微一起“竞争”陈孝正的，还有另一个人：校长的女儿曾毓。郑微的“穷”，是相对曾毓而言的，一方面是家境不如曾毓富裕，更重要的是，曾毓因校长的女儿这一身份，掌握并分配着诸多稀缺资源——比如出国留学名额，而陈孝正出国留学正与她有关。

面对郑微痛苦的质问和心碎的挽留时，陈孝正坚持与郑微分手，他说：“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大楼，所以我错不起，哪怕一厘米误差也不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首先要爱自己。”

直白点说，郑微被甩，是因为“穷”，是因为在陈孝正看来，她对自己一心想打造的大楼不仅没有什么帮助，还可能拖累自己。《致青春》这样的叙述方法遭到了主流媒体的批评。一篇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评论指出，现在不少青春片“把成长的代价等同于放弃爱情、梦想等一切美好的事物”，是因为独生子女一代是“温室里的花朵”，一旦走向社会，面对压力便承受不了，叫苦连天，这反映了一代人的成长局限。
可事实上，陈孝正是否是近十年来才有的人物？陈孝正的选择，是否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艺术虚构？

并非如此。比如，在路遥最具文学成就的中篇小说《人生》里，高加林可谓是陈孝正的前传。要知道，《人生》发表于1982年，而高加林也一直被视为反映时代的“典型人物”而被批评家们反复阐释。

与陈孝正一样，高加林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心比天高，始终认为自己“有文化、有知识”，应该离开农村，到更广阔的天地去。

高加林也与乡下穷姑娘巧珍恋爱了。两人一确认关系，高加林就后悔了：“一种懊悔的情绪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

在小说里，与巧珍一同“竞争”高加林的，还有黄亚萍。与巧珍只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不同，黄亚萍的父亲是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高加林心想，与穷姑娘在一起，就意味着他一生要被绑在小县城上，但与黄亚萍在一起，自己很可能就平步青云了。

因此，即便高加林心中爱的是巧珍，他还是抛弃了她。高加林这样说服自己：“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

“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与陈孝正的“人首先要爱自己”，简直就是一体两面，陈孝正活脱脱的翻版高加林。

从高加林到陈孝正，这是一个不绝如缕的人物谱系，是每个时代都有的“典型人物”。在苏有朋执导的《左耳》里，张漾虽然爱着黎吧啦，可还是与富家女蒋皎藕断丝连。为啥？张漾对黎吧啦说：“我的人生错不起。”

总而言之，这是高加林们的思维方式和选择：穷姑娘，是可以爱的，但却不适合在一起。人们常将高加林们冠以“负心汉”之称加以指责。话虽如此，但他们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他们穷怕了。因为穷，就意味着被欺负，高加林们都对此有过刻骨铭心的痛苦体验。

就像高加林，本来在学校安安稳稳地当代课老师。可高明楼仗着自己是大队书记，硬是将高加林拉下来，让自己高中刚毕业的儿子顶上去，高加林只得重新当农民。路遥这样剖析：“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有马占胜和高明楼这样的人。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毫不顾忌地给这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当头一棒，使他们对生活更加悲观。”

因此，穷姑娘常被抛弃，这不仅仅是爱情问题、道德问题，实际上还是个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当财富和权力具备非法攫取各种资源和利益的强大能力，当一无所有的穷人常常意味着被侮辱被损害，必然催生出无数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对财富和权力趋之若鹜，甚至无所不用其极，这是自私自利，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有钱有权的“高富帅”“白富美”自是非常抢手，穷女孩和穷男孩往往就是被抛弃的下场。

强者通吃一切，在这样的机制下，爱情便成为一种利益抉择。在我们这个时代，还会有源源不断的高加林和陈孝正，还会也有无数心碎的郑微和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