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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肃中国足坛的声音已经持续很多年了,直到今天,中国足坛贪腐的盖子才算被一点一点掀开。其实,此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证据,早已昭然若揭。只不过那时候证据都不能算作证据,因为没有司法介入。
现在司法终于介入了,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说早就看不惯的那些事儿了。从下到上,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群体,就像周久耕戴名表抽“九五至尊”那样,足坛这群人身上刺目的特征实在是太多了。
反赌扫黑的风暴是顺藤摸瓜,从几支小球队和一群小喽啰身上开始的,那么就从他们说起。
足球食物链底层的没有底限
球员代表:杜斌、沈刘曦
特征:队中主力,带头大哥,没啥文化,追名逐利没有底限,最擅长别有用心的失误。
在中国足球肮脏的食物链中,球员处在最底层。虽然出现在反腐名单中的只是两个无名小子,但他们遭遇代表了这个群体的悲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就拿杜斌来说,他成长在青岛市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这个城市向来有足球之城的美誉。
对于一个踢球的孩子来说,杜斌成长在一个最好的年代,职业联赛看上去生机勃勃,青岛一直有顶级球队存在,他顺利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虽然远不如郝海东,但对于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孩子算是能赚大钱的人了。
可惜杜斌也成长在一个最坏的年代。没人把踢球当成一种事业,拜金的气氛始终在他们周围存在。刚进一队的小孩子就懂得去奢侈品店购买名牌,车子房子女子都要最好的,没有心灵滋养,没有职业操守,一切无非是为了活着。
杜斌挣到了今年一线职业球员的薪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不得不到同城中甲球队海利丰屈就,又很不幸地遇到了一个比他更喜欢金钱并且把足球当筹码的老板,杜斌成了老板手里一个卑微的棋子。
老板下了赌注,命令他往自家的球门里踢,杜斌只能去做。这个时候他已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为了生计,他不会去反抗,也无力反抗。
于是,杜斌的命运就这样随着这个足球的时代沉沦了。
在一个人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足球运动员作出了最坏的榜样。他们虚荣,每次集体出行都变成LV包大展示;他们好色,还记得安琦的拉链门和“深圳六君子”嫖娼吗?他们贪婪,再多的薪水都不够,所以把自己的球队变成赌球的工具;他们傲慢,拉帮结派自以为能控制一切;他们丑陋,世界上最低级的失误都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出来……所以,该被抓起来的又岂仅仅是杜斌和沈刘曦两人?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可能进去的球员很少,因为他们只是“小鱼”。而曾经的那群“鱼”正在渐渐从江湖退去,大多数人算得上是全身而退,并且可以享受着足球带给他们的丰厚物质基础。但是,当他们面对自己的儿子,或者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希望他们能想起“道德”、“追求”这样的词。
我们也只能向前看,珍惜更新的一代还依旧清纯的眼神,比如邓卓祥在要被替换下场时,对主帅高洪波作出恳求的手势:让我罚完这个任意球。他眼睛里诉说的,是真正属于足球的真情。
老板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老板代表:杜允琪、许宏涛、王珀
特征:腰缠万贯,假装神圣,善于包装,暗中渔利,肆无忌惮,最擅长的就是操纵比赛拿黑钱。
今年,篮管中心前主任李元伟出了一本书,在谈到运作男篮职业联赛的过程中,他说自己最担心的就是来路不正的投资者,因为貌似慷慨背后可能隐藏着阴谋,过度的热情说不定就是心怀叵测。
在足球圈里对钱从来都是不设防的,所以王珀才能靠着自己包装的老板身份行走足坛多年,毁了好几支队伍,成为祸害足坛的一大败类。
这个骗子其实没什么新鲜的路数,但也许足坛的人太爱钱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以才让他有了骗钱的广阔天地。
第一招,把自己暧昧地说成是有路子的人,这其中江湖传说包括和某王姓大领导是亲戚,是某大领导的干孙子,手里有的是钱,人脉通天,负责搞定一切。所以才被那些缺钱的俱乐部当成了救世主。
第二招,把自己说成是有追求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足球的热爱,以一颗赤诚的心投身到这伟大的事业中。
第三招,把自己搞成绝对权威,以严肃队伍纪律为名,一进俱乐部就大搞整风、清除异己,其实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先控制球队再控制比赛,把球队变成渔利的工具。
老板比球员坏,最坏的是在于他们的欺骗性更大,他们给自己戴的帽子更高,不少人成为一个城市的知名人物,成为领导的座上宾,只因为他们“热爱足球,愿意为足球事业做贡献”,更有人借投身文体事业为名,在当地还获得了政策支持。
但这些人制造出了最恶劣的比赛,比如匪夷所思的海利丰“吊射门”。这些人制造了最坏的社会影响,比如陕西球迷就曾“跪求”王珀别再祸害陕西足球。这些人制造了最坏的国际影响,比如国力洋帅卡洛斯就是被王珀一手挤走的,这个外教至今都难以忘记王珀给他造成的伤害。在这些所谓老板的一手策划下,足球失去了公平和正义,只剩下虚假和无耻。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好在法律面前没有游戏可言,只有冷冰冰的铁窗、手铐还有未知的幽闭岁月,来惩治他们曾经的狂妄和伪善。
“黑衣法官”原来约等于黑暗
裁判代表:陆俊
特征:身穿黑衣,貌似威严,吃喝拿要,来者不拒,沽名钓誉,最擅长的是在球场上乱断葫芦案。
想操纵比赛,收买裁判是最可靠的途径之一,等陆俊进去了之后,大家才发现,原来所谓的金哨,早被金钱给腐蚀了,连灵魂都跟着腐烂了。
在中国足坛,裁判是个肥缺,这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比如在一个寻常的饭局上,一群人提到某位已经退役的裁判,其中一个人漫不经心地说,他那些年可是赚了不少钱。其他人会说,那可不是,这小子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这些人谈论的“好时候”,其实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从有职业联赛的那一天起,围绕着冠军和升降级,都会有不少场决定性的比赛,胜负牵扯着生死存亡金钱名誉,裁判在其中能发挥的作用可想而知。
关于陆俊,有他劣迹的记录从1998年就开始了。1998年3月24日,《羊城体育》报道了当年3月22日甲A联赛第一轮广州松日队主场对大连万达队的比赛。文章称:对比赛中大连队得到的那个点球,松日俱乐部赛后一直耿耿于怀。俱乐部副总经理利彪希望记者在文章中反映此球是裁判的误判,并揭露称“赛前这位主裁判收了客队20万元现金,希望新闻界予以曝光”。文中所说的这位主裁判,就是陆俊。
另据媒体报道,到2004年12月,陆俊共主哨甲A联赛158场,中超联赛12场,加上1991年和1992年的甲A场数以及全运会、足球锦标赛、中国足协杯赛,陆俊在中国足球顶级赛事中担任主裁判的场次肯定超过200场。这么多场次的比赛,铸就出了中国的一个金哨,更铸造出了一个贪婪的蛀虫,一个身价千万的大富豪。
陆俊的故事,就好像是一种畸形的传奇,一个精明的人在乱世中靠着所谓的技巧,在心照不宣的哨声中找到了最好的生存之道,他一点儿都没有浪费自己的资质,上能维护好领导,哨能吹得“外行人看不出猫儿腻”。不仅能帮俱乐部办事,也能按照领导的既定方针定胜负。吃喝的脚步遍布祖国各地,还捎带着走出国门混进了亚足联,还吹了次世界杯决赛圈比赛,这样的“奇葩”也真多亏了他脚下那片独具特色的绿茵场,在这里足球真规则都是瞎掰,靠得住的是金钱关系人情交易种种见不得光的潜规则。
结果也是必然,他从此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知何时才能重新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沐浴明媚的阳光。
中层干部变成了黑社会混混
代表人物:蔚少辉、李冬生、张健强、范广鸣
特征:国家干部,徇私枉法,傲慢张扬,吃喝拿要,雁过拔毛,最擅长的是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
继续顺着食物链向上,到了领导层面了。说起来也真好笑,你听说过人称“四哥”的领导么?
确实有一个人在江湖上被称为“四哥”,那就是香港著名的演员谢贤大叔,可人家是个演员,人家演了很多很符合“四哥”这个称呼的角色。可是一个堂堂的国家干部,经常要带着国足的将士们外出征战,却被“四哥”、“四哥”地叫来叫去,这是什么做派?这是黑社会的做派。难道蔚少辉真的觉得自己是江湖老大吗?
也许是权力让人忘形,蔚少辉真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甚至比那个香港“四哥”更像一个演员,他戴着一样昂贵的手表,穿着一样昂贵的名牌,做事前呼后拥,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个人物,说话咋咋呼呼,生怕人家不晓得他还有点思想。更好笑的是他演出的戏码比电影还精彩,自从他进去之后,网上到处流传着他把国脚带到机场的高级名表店,把一块相中的手表戴在手腕上要人家给他买的故事。这其中有多少演义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起码有一点:“四哥”戴的名表穿的名牌,肯定不是拿他的工资买的,他家里那成堆的LV包包,只能证明这个人品位的低下和足球圈购物视野的狭窄。
很多年前就有人瞅不惯蔚少辉秃头风衣墨镜以及鼻孔朝天的扮相,也早有人断定这个“四哥”迟早得进去。据说在南勇和杨一民被抓之后,蔚少辉瘦了很多,见到记者就打探着相关消息,已经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程度。他被抓的时候可能连他自己都舒一口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剩下的无非就是交代问题而已。
蔚少辉的问题肯定不仅仅是向国脚索贿那么简单,作为国足的领队,关于他带领国脚搞走教练杜伊的事外界早有耳闻,最令人感到愤怒的,是这个人穿着国家队的队服却从来没把国家的利益当作一回事,他的胆子未免太大作风也未免太嚣张了。
蔚少辉,嚣张的国足领队;张健强、李冬生,掌握裁判大权的人;范广鸣,假球的牵线人。所谓的中层干部,已经完全把足坛当成了江湖,把权力当成了满足私欲的工具,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了吃喝玩乐吹吹拍拍,把搞足球变成了搞钱,是谁纵容了他们,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足协领导谁比谁更黑
代表人物:谢亚龙、南勇、杨一民
特征:国家干部,业务差劲,作风野蛮,出手豪阔,为所欲为,最擅长公开胡说八道暗地猛赚黑钱。
很多细节都在证明这个领导层的堕落。
有一个朋友坐火车回老家安徽,在软卧的车厢里遇到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梳着背头态度倨傲高昂着头颅。与众不同的是,在封闭的属于四个人的车厢里,这位男子竟然毫不顾忌地抽起了香烟,完全无视车厢里还有其他人的存在。
我的朋友后来终于想起来,这个男人是足协的副主席杨一民。
基本修养缺乏是足球圈普遍的毛病,即使这位副主席戴着眼镜,在北京体育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一开始也算是有为青年,但屁股决定脑袋,权力改变了一切。
权力改变了南勇,并给予他胡说八道的勇气。2009年的12月12日,他在接受央视中国足球反赌专题节目采访中说:“现在打赌反假的行动,实际上是治标,我们还要治本,从根上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仅要解决表面上的问题,还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今年1月5日,他还高调宣称:“远离假赌黑,只要参与早晚被发现,首恶必除。”而现在关于他的传说包括随身携带600万的信用卡、南家菜馆、莫名其妙被蒸发的几千万爱福克斯赞助费。
权力改变了谢亚龙,他的堕落是从昏庸开始的,这个对足球一知半解的人,却勇于做出最不可思议的判断,闪电般更换国字号的教练,使得外战成绩一塌糊涂。“叉腰肌”的发明成为国人皆知的大笑话,在下课的怒吼声中眨巴着眼睛强作威严。一个昏官伴随着失败的耻辱被一次次定格。而现在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他的贪婪,当初谢亚龙是开着普及版家庭轿车来足协上班的,最后却开着豪华越野车走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坊间最新消息称,谢亚龙的事儿很大,大得让办案人员都吃惊,这是我们听到的。到底这个小眼睛男人都有什么大手笔,现在还不得而知。
在谢亚龙被抓之后,一位足球工作者愤怒地说道:“他从来对中国足球都没有感情,始终不在乎中国足球的未来。”
中国足球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其实早已经被这样一个贪婪的群体毁掉了。
当一个又一个足球工作者陷落,当不知道还有哪位足球工作者将陷落的时候,回顾这一切,作为一个旁观者所感到的只能是痛心二字,其实这些人的身上,都有着显著的不正常特征,球迷和媒体也早就发出了愤怒的声讨,可惜在漫长的10多年里,司法介入一次又一次与足坛擦肩而过,导致这个群体向着更黑的深渊。
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机会,我们失去的还有应该属于绿茵场的公平正义。我们享受不到真正的胜利,却品尝到了最痛楚的失败。
所以,耻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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