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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冰朋先生 于 2011-1-14 16:41 编辑
兵哥哥
原先在案头我摆放着一张着了色的照片:绿军装、红领章、红帽徽、满脸稚气的青年。为避免不必要的冗长而又累赘的解释,我把它收进了我的抽屉。这是我的心结——当个兵。从小就想当兵。在那个时代穿上一身绿军装是多么神气与英武,在那个时候,那身装束很多时候都与正直、奉献、善良密不可分的。更有甚者,报刊媒体宣传的英雄人物大多也是穿着这身军装的。
小时候,因父亲去世得早,家中较为清贫。亲戚中有当兵的璞哥,在遥远的北疆——牡丹江。那时的他已经是穿上了四个口袋的军装,是团警卫排的排长。在部队期间,省下件军装送给我家。我乐不可支,抢了来,穿在身上,才初中的我,里面虽然是棉袄,上面有两个口袋的小兵装依然肥肥大大长长的、空空荡荡地摆着。不管哥哥姐姐在后面的怎么大喊大叫,我一溜烟跑出家门,折过身向左一拐跑出院子大门,再向右窜进被大家成为夥巷的小弄,到玩伴玲 家显摆去了。她也催促我换下来,试试。、、、、、、没过几天,一行5个同学一起去了丹阳县城唯一的照相馆拍照。取了,看了,互换了各自的一吋的黑白的,“为什么不放大着色呢?!”营业员的话成就了一个永恒的定格。
璞哥哥探亲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丹棉女工芳姐。芳姐姐留着长辫子,皮肤白皙,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眼睛虽然小了点,却也是双眼皮,在我看了,很漂亮。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凤眼。妈妈与芳姐聊天,得知她是自己原来在丹棉工作时的一小姐妹的女儿。也许是因为璞哥家在农村,芳的母亲高低不愿芳与他处朋友。璞哥返回部队,理智而又委婉地跟芳姐提出分手。可是,芳姐就是爱上了璞哥。她偷偷来找我母亲,一番低语,几多唏嘘,两眼垂泪。我母亲心痛不已,再书信璞哥。两地鸿雁传书期间,为逼迫她就范放弃这份爱,芳姐还曾被她妈妈关在家里。再到过年,璞哥再回,芳姐偷偷拿了家里的户口本跟着璞哥去部队结婚了。经历过下岗,孩子的夭折,璞哥和芳姐一直彼此相携相扶着。
璞哥和芳姐的结合在我们几个心灵里种下了恩爱模式的种子。我们几个中只有玲嫁了一个军人,生了个丫头,在北京工作生活。(这是后话)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统只要是看到了红领章红帽徽身着绿军装的大都亲切地称为叔叔。宋祖英的一曲《兵哥哥》唱响了大江南北,但凡是个兵,都敢斗胆说自己是个兵哥。在现实生活中我遇到了和平年代、生活艰难时期的兵哥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表姐晔的丈夫海哥,听表姐说他当过空军。海哥全名倪玉海,长的高挑,身材匀称,白白净净的,平时说话面带微笑且声音不高,与我们谈天说地时也时常引经据典,我更觉得他颇有几分书卷气。好几次去晔姐家做客,海哥都会亲自下厨做他拿手的菜——清清爽爽,可谓色香味俱全。以前饭后的洗洗涮涮大都是晔姐包干,我们姐妹到了,海哥“呵呵呵”憨笑,喊表姐“晓晔同志,你陪她们聊天,剩下的,我来了。”
坐在一旁聊天的我们,都会笑着说晔姐幸运、幸福,找到这么个脾气好而又风度、还体贴的好男人。而这时的晔姐眼睛已是笑得眯成了缝,弯弯的眉在似乎在点着头,嘴里却说:“哪里哦,他是做给你们看的。坏呢。”还会列举她一次看到海哥话语不高,面部严肃冷峻处理工作中的细节来举证说明他的坏脾气。海哥转业后在公安局,当过刑警,现年过半百主要分管处理医患纠纷。末了,晔姐意味深长的歪歪嘴角:“我还头一次看他那样子,吓人呢。”
还有一个被我戏称阿春哥,圆头大脑袋,肤色黝黑黝黑,粗胳膊粗腿,敦实得很。与海哥哥相反,阿春哥声音粗狂浑厚,豪放的笑声有时让人觉得有点那么肆无忌惮的。偶尔粗口之后,眉宇间会有露出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尴尬神情,这样的神态让人不由自主地从心底原谅他。他与海哥聊天时,说起当年初中毕业的他作为老大,本该留在城里,底下是二弟、妹妹和三弟。因二弟年幼就体弱。于是,才十七岁他毫不犹豫去了农村,在那里像农民一样地干活。因为年龄小,生产队只肯记给他一半的工分。于是他与当地人打赌,挑一担河泥不歇脚到河堤,成了,以后不管是什么分工计全分。年轻气盛的他,那时也不过是瘦小的,憋红着脸,颤颤巍巍将那担河泥挑了上去。事后,有人埋怨那个提议的人,也有人说要是闪了腰,他可是毁了、、、、、、
父亲因为是走资派被关押,妈妈因为是地主的女儿,虽然参加红小鬼又嫁给了当年的土改解放军,在那样的时候,也免不了被批斗。阿春哥从打赌那时开始起劲地干活,夏天晚上蚊子多别人不愿看稻场,他抱着被窝去了,一天挣两天的工分。也是在那里,与下乡的那帮小青年学会了抽烟。身为老军人的父亲对他管得是很严的,阿春哥记得有次他的父亲去看望他,他刚点燃烟,背对着门。此时,听得有人喊:阿春,你爸爸来了哦!赶紧哆嗦得悄悄扔了烟。也许是父亲看到了,没有多说,只是将带去的一茶缸腌菜放在的锅灶上,眼角扫了他一下。或许是父亲也看到了他一直到大腿的泥还没有洗净。弟妹们在一起,打开话匣子,总会说起下乡的第一年年终,阿春哥用小板车拉回了一麻袋大米还有一条大鱼,、、、、、
五年后的冬天,二弟和小弟分别高中和初中毕业,阿春哥报名参军,这样作为军属,弟弟妹妹就不必下放了。拿了发的军服和鞋子回到家,那时被关押的父亲也被放回来了,看到他提着的翻毛黄色大头军靴,看着他轻轻地说:“儿子,你要出关了。”
在闷罐的火车上,带领他们的一位领导介绍说他们是空军后勤部队,就在机场工作。有人喊道:“那么我们能够看到飞机吗?”“在机场怎么会看不到飞机呢?!”那个时代看飞机是多么荣幸和不易的事啊。一听这话,大伙儿可乐坏了,耐着性子期盼着赶快到达目的地。下了火车,他们上了汽车,沿路见到的是那厚厚的皑皑白雪,作为南方人不免大呼小叫。在汽车从河面的冰层上驶过时,大伙儿将心提到了嗓子眼。到了军营,由于长路漫漫路途劳顿,大家赶紧休息。第二天,积雪映照着屋子,亮亮的,大伙儿也就醒了,穿上衣服,戴上护耳帽,奔出房去,见到一群扑楞楞四处觅食的鸡,哈哈戏言道:飞鸡嘞。
在这里,阿春和大部分伙伴一起被送去学驾驶,开那十轮大卡。他的教练是朝鲜族的老兵,特别对他们严厉。假如手臂没有按照时钟的十点和四点的位置把握方向盘,他就会用扳手敲过去,轻者一块紫,重者随即红肿起来,连续几天动弹不利索。这样,也真让让新兵长了记性。他们几个把教练说的条条框框谙熟于心。而西安的老兵师傅会在解放牌卡车前面的保险杠上放着一碗水,起步、倒车,水要是从碗里洒出来,那他们当时的话来说,谁就倒霉了。也正是凭借这样的严格,他和师弟在积雪厚厚的弯弯绕的山道上,遇到了迎面而来的大马车,靠着技术,避免了车毁人亡。也是因为严格,平时争强好胜的他,在驾驶车辆的时候,无论别人怎么样的超车,按喇叭,他都会不愠不怒,极其淡定。他始终记得师傅的话——方向盘掌握着的不仅是自己的命,还有他人的性命。
听他们讲当兵的年代:随着他们吃“钢丝面”——粗粗的硬硬的玉米面条,与他们一起啃黄黄硬硬的窝窝头;随着他们去挖土方扩机场;在铁打的盘营南方兵和北方兵彼此不服,经历打架关禁闭之后几年的生活,这些“流水的兵”早已情同手足,分别时的男儿泪感动着我;跟着他们看妇人用脚踩柿子、去蹲那栓根红布条的茅厕、、、、、过我当兵的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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