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视“史实”不可取，历史“真相”应还原----驳常州齐梁研究观点

云曲简丹

无视“史实”不可取，历史“真相”应还原

     ----评析常州齐梁研究观点



    最近，常州齐梁研究无视历史、不顾事实，为了达到独占齐梁故里的目的,不惜采取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且又自相矛盾的“极端”手段，固执地坚持他们“臆测”加“想象”得出的所谓“古武进与现丹阳完全无关联”、“丹阳南朝石刻墓主大都未定”、“建陵、修陵、泰安陵地点未明”、 “帝陵不在故里”、“丹阳东城里山是与武进万绥（东城）地名是统称”等等一系列“奇思妙想”的异常论点，进行自相矛盾的辩解。针对上述“妙论”，我们不仿来逐一加以“解破”：
一、常州观点：“古武进与现丹阳完全无关联”，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武进县“武德三年（620）以故兰陵县地置”，并依此断言古武进（原兰陵县地）“没有留一部分在曲阿”，与现丹阳“已无关联”。
        评析：且不说远隔武进复县达440多年之久的〈新唐书〉（1060年成书）编者欧阳修等人是否真的了解曾消亡多年的偏僻小县兰陵的真正区域范围，即使是“以故兰陵县地置”也不能就理解为“以故兰陵县全部区域重置”，再说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不是这回事！理由：
1、古武进县是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分丹徒、曲阿立”（《宋书．州郡志》），且丹徒、武进在南朝时曾同属南东海郡管辖（当时曲阿县属晋陵郡），两县直接接壤是必然的，且正史上也有明确记载（见《陈书．高祖纪》“丹徒、兰陵二县界遗山侧 ”），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丹徒与武进（今新北区）中间隔着丹阳市完全不接壤，查阅历史并无丹徒县将与武进接壤的这大块“中间地带”割让给丹阳的记载，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块“中间地带”（包含丹阳市埤城、胡桥、建山、访仙、窦庄、前艾、荆林、大泊等乡镇）是属于古武进县的地域（事实也正是如此）！
2、史书记载的丹阳境内属于古武进的遗存至今尚存，谁也无法否认：一是武进彭山，又名金牛山，即今丹阳水经山（见《南齐书-志第十 祥瑞》“武进县彭山，旧茔在焉”, 《南齐书 列传第一 皇后》高昭刘皇后“归葬宣帝墓侧，今泰安陵也”）；二是位于今丹阳水经山下的泰安陵、永安陵（见《南齐书-本纪第二 高帝下》：“窆武进泰安陵”）；三是武进东城里山及山下的修陵、建陵（在今丹阳东城村南“百墓山”）（见《梁书--列传第一》“郗氏…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陵曰修陵”， 《梁书．皇后传》太祖张皇后“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县同夏里舍，葬武进县东城里山”）。
3、在被常州人捧为论证齐梁故里“至宝”的《咸淳毗陵志.卷26 陵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泰安陵,在彭山,南齐高帝所葬,按南齐书高帝纪云:建元四年,窆武进泰安陵,即其地也。今隶丹阳县境，在武进之西”。这里清楚地表明了南朝时的古武进与唐以后的今武进地域范围的巨大变化及与今丹阳的密切关联，而绝非上面强断的所谓“与丹阳已无关联”，难道常州方面还能视若不见或又定为记载“失误”吗?！
4、再看《元和郡县志》中记载的“别置武进县于丹阳县东五十里”，也并不是说“从丹阳县东五十里划界成立武进县”,而只是说“在丹阳县东五十里设武进县城成立武进县”，因为现实的情况却是丹阳武进两县分界线离丹阳县城五十至六十里！假如按照常州方面提出的“古武进与丹阳无关”论来画古武进地图，则古武进县就只有今万绥以东以南的三四个乡镇的一小块区域，由于该县刘宋时与丹徒县一起隶属于治所在镇江的“南东海郡”，而夹在中间的曲阿县（丹阳）则隶属于晋陵郡，照这样划分武进县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南东海郡”的一块“飞地”，而其县城则是怪异地设在县域西部紧邻现丹阳边界甚至是跨县域设在了丹阳境内，请问有这样荒诞奇怪的县域区划吗？

附：《咸淳毗陵志.卷26 陵墓》中有关“武进彭山”与丹阳“泰安陵”的记载







上一页:咸淳志-陵墓（卷26）-2　｜　下一页:咸淳志-陵墓（卷26）-4

[ 本帖最后由 云曲简丹 于 2009-9-23 23:09 编辑 ]

云曲简丹

再来说说<梁书>及其中记载的“修陵、建陵”。常州方面说〈梁书〉记书时距梁武帝“幸兰陵”（544年）已近百年，“建陵、修陵”是否移葬未经考证。真乃又一“奇思妙想”！其实〈梁书〉是姚察(533年—606年)和姚思廉（557—637年）父子共同完成，全书共50卷，其中26卷出自曾任陈朝秘书监的姚察，距离梁武帝晚年东巡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基本可算是记录“近现代史”，且作者作为朝廷“总秘书”，完全掌握梁朝遗留的全部朝廷记录，难道连梁武帝五十多年唯一的“回故乡谒陵”还会记录不清吗？那样也太不可思议了！关于梁武帝“幸兰陵”的过程，〈梁书〉及〈南史〉都有详尽明确的记载，在唐朝的〈建康实录〉中也有详细记载，这些记载都明确了梁武帝这次出巡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回故乡“谒陵”并感谢故乡父老、嘉奖陵园司职！纵观梁武帝的诏告家乡书，开篇即感叹“自违桑梓五十余载”，紧接着就为“展敬园陵”而“感恸”，再接着向周边闻讯赶来的“故乡老少”表示感谢，通篇反映的就是“故乡包含园陵，园陵即是故乡”深厚情感。从时间上看，“展敬园陵”（建陵、修陵）在三月十六、十七两天，然后三月十八在皇业寺设“法会”并在当天发出“诏书”，三月十九日嘉奖陵区工作人员，“诏园陵职司，恭事勤劳，并锡位一阶，并加赐赉。”并于当天在皇业寺作《还旧乡诗》、梁武帝在《舆驾东行记》里还亲自撰写天下闻名的故乡特产“曲阿美酒”神话传奇故事..；由此可见，梁武帝故乡就在“陵区周围”，而“陵区周围”也就是故乡！“自违桑梓”“故乡老少”恰恰就是在位于陵墓旁东城里的皇业寺里“诏告天下”的，而完全不是常州方面所说的“梁武帝讲“自违桑梓”不是在陵墓上讲的”!
    而说到“修陵、建陵”可能经历移葬，那更是无稽之谈，因为：
一是〈梁书〉明确记载“郗氏…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陵曰修陵”，即郗皇后在湖北襄阳死后就归葬到家乡东城里山（今丹阳东城村南小山）的“修陵”了，根本没动过身！
二是梁武帝父亲死后明确直接葬于“建陵”（见〈梁书〉），而其母亲则是先于其父葬于同样位于“东城里山”的“建陵”了（见《梁书》），其中梁武帝父母同墓的记载不仅见于〈丹阳县志〉，还见于〈常州府志〉“梁建陵，在东城里，梁武帝父文帝及献后张氏葬”，而作为皇陵规格的“建陵”也是现在地面石刻遗存最丰富最容易明确无误识别的齐梁帝陵！常州方面质疑建陵是梁武帝登基后迁葬、张皇后曾经分葬等，既没有任何正规历史记载依据，也与事实及常理也完全不符！再说梁武帝父亲死时还未登基,怎么可能将父亲与母亲(结发夫妻)分葬!而说到建陵与齐明帝兴安陵同在相近区域,则要搞清楚是先有梁武帝的母亲张氏早在刘宋时期就葬于此地(离兴安陵还有一段距离),才有兴安陵仓促选在此地,又是关系密切声势显赫的同宗族人,且齐明帝位置也在建陵以南,独居于良好位置!建陵后来又经过了扩建才形成了后来的规模!(即使假设“建陵”是后来重新选址移葬的,那也不会选在辈分比自己小的齐明帝“兴安陵”之北啊!)

三是皇帝皇后移陵迁葬是史书上的重要事件，怎么可能毫无记载呢？再说古人讲究风水，皇家的墓葬更是全赖祖坟聚集“王气”，怎能无缘无故随便异地迁葬而破坏了已然形成的宝贵“王气”！
三、常州观点： “帝陵一般不在故里”
   评析：
　　说帝陵不在帝里只是“一般”情况下而已！一般之外必然还有“特殊”，而齐梁帝陵就属于这种“特殊”！齐梁帝陵之所以与众不同地葬在故里，是因为齐梁开国皇帝父母祖陵都在故里（这当然是“一般”规律了，朱元璋父母陵不在老家凤阳吗？！孙中山父母陵墓不在故里吗？!）--齐朝萧道成家“旧茔在武进彭山”（今胡桥水经山）梁朝萧衍家祖陵则在“武进东城里山”（今东城村“百墓山”），而巧合的是两朝开国帝的结发妻（后追封为皇后）都死于其丈夫开国登基前，并都归葬回故里父母祖陵墓区，所以两朝开国皇帝也全都顺理成章地选择了葬回丹阳故里。以梁武帝为例，其归葬故里有以下具体原因：
一是因为他父亲母亲早就葬在祖屋旁边。他母亲在武帝年仅六岁时就过世了，当时还是刘宋王朝宋明帝在位时期（泰始七年），他父亲只是一小县官，他母亲客死他乡（江宁同夏里）后叶落归根葬回丹阳老家--当时属武进的东城里旁边的山岗上；他父亲（没做过皇帝）死于齐朝永明九年（491年），死后也随亡妻归葬故里夫妻同坟，这显然是顺利成章的事情。（见《梁书-列传第一》“太祖献皇后张氏...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县同夏里舍，葬武进县东城里山”）
    二是梁武帝的原配妻子郗氏三十二岁就死于湖北襄阳了，当时武帝在湖北襄阳作雍州刺史，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改朝换代当上开国皇帝，他将妻子归葬故里祖坟也是爱妻子敬父母思故乡的一种表现。（见《梁书-列传第一》“高祖德皇后郗氏...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阳官舍，时年三十二。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
    三是梁武帝是一个非常孝顺的皇帝。他六岁时母亲就死了，当时他“水浆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过成人，内外亲党，咸加敬异”，父亲死时更是“气绝久之，每哭辄欧血数升。服内不复尝米，惟资大麦，日止二溢”，直到五十多年后公元５４４年八十一岁的武帝回故里祭扫父母祖陵时仍满怀悲痛“拜扫山陵，涕泪所洒，松草变色”。因此，他死后严格按孝仪礼节随父母及亡妻葬在离祖屋不远的故里山岗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梁武帝的儿子简文帝萧纲死后也按辈分葬在了梁武帝陵的北侧，从而形成了中国帝皇陵墓中罕见的祖孙三代陵墓（名称为建陵、修陵和庄陵）在相距500米范围内从南到北依次直线排列的历史奇观。

这里请常州学者注意：梁武帝家族陵墓安葬的规律是“儿子随父母葬（即使儿子是皇帝，父母是平民），丈夫随妻子葬（妻子先入葬）”，梁武帝父母陵墓“建陵”及妻子（后梁武帝也与其合葬）陵墓“修陵”均始建于梁武帝登基前，其登基后均按“帝陵轨制”进行过扩建，但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任何理由违反常理违逆孝义违背葬礼进行所谓的“异地移葬”！
这里请常州学者注意：梁武帝家族陵墓安葬的规律是“儿子随父母葬（即使儿子是皇帝，父母是平民），丈夫随妻子葬（妻子先入葬）”，梁武帝父母陵墓“建陵”及妻子（后梁武帝也与其合葬）陵墓“修陵”均始建于梁武帝登基前，其登基后均按“帝陵轨制”进行过扩建，但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任何理由违反常理违逆孝义违背葬礼进行所谓的“异地移葬”！
    四是陵墓所在地确实是风水很好的地方，西高东低，陵门朝阳，也朝向他们的祖居所在地--塘头村，陵前静静的萧梁河自北向南缓缓流过，并有支流连通祖屋塘头村。另外，齐朝的齐明帝萧鸾也选中了这片宝地，在梁武帝父亲陵墓“建陵”南侧建立了自己的陵墓“兴安陵”。

[[i] 本帖最后由 云曲简丹 于 2009-9-23 23:11 编辑 [/i]]

云曲简丹

-四、常州观点：丹阳东城里山是与武进万绥（东城）地名是“统称”。
   评析：
       常州方面自知无法否认史书记载的位于“武进县东城里山”的“修陵”"建陵"就是现在位于丹阳东城村南小山上的“修陵”"建陵"---这也是有现存地面遗存可以与正史中记载的““武进县东城里”相互映证仅有的“交集点”,又无任何依据可以说明该陵曾经移动过，于是开动脑筋祭出了反向操作的“绝招”—将丹阳的“东城里山”说成是与万绥（他们所说的“东城”）地名“统称”的延伸！真不愧是一种精妙的“莫须有”式历史论证手段！每当没有证据可用时,可以创造证据变无为有来论证。只是这种“联想”既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任何先例（同在丹阳的泰安陵、永安陵在《南齐书》和《南史》中明确记载为位于“武进彭山”），而作为记录这段历史的《梁书》作者陈朝姚察及其子唐朝姚思廉（再加上《南史》作者唐初的李延寿及其父亲南北朝的李大师）更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为了拍前朝皇帝梁武帝的“马屁”，而不顾历史真实原则擅自共同将修陵所在的丹阳小山名改随远隔30多里且又属“不同行政区域”（常州观点）的武进万绥的名称！否则历史不就乱了套了吗？！再说，按照以上逻辑，那葬在句容、江宁的梁朝王侯陵也该用家乡“武进东城里山”之统称名啊，怎么没见一个使用？
五、关于常州赖以论证的《咸淳毗陵志》
     评析：纵观常州方面论证齐梁故里在万绥的论据最多也是最早的几乎大都来自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5年）编的《咸淳毗陵志》，这本地方志出炉时距离齐梁两朝已过去了七、八百年时间，而在这之前有关万绥的记载几乎一片空白。常州提供的宋以后的方志杂史资料如《读史方舆》等也都是基本照抄了《咸淳毗陵志》的内容。作为一部地方志在记载本地的所谓齐梁古迹历史往往免不了攀龙附凤、牵强附会甚至张冠李戴，《咸淳毗陵志》中记载有关齐梁故里的遗迹可以说几乎全是“传说”“相传”之类，既没有给出任何正规史料的出处依据记载，也没有任何可作相互映证的地面实物遗存可言。不少遗迹解说甚至直接照搬照抄了《南齐书》、《梁书》等正史的片言只语记载，并没有任何其他记载，显出明显的牵强附会成分。究其根源，在于该志书的作者也与现代常州人一样混淆了唐前老武进与唐后新武进区域概念，将《南齐书》、《梁书》等齐梁正史上有关齐梁老武进的记载都想当然又毫无依据地嫁接安装到了新武进特别是唐后武进第一个县城万绥镇的头上，如什么“万岁也名东城”、“东城天子路”、“智宝寺相传为梁武帝舍宅为寺”等等均无任何历史依据，全凭想像加推测，见到史书上有“武进”二字就不加甄别地抄搬进来了。在《咸淳毗陵志》的有关记载中自相矛盾、张冠李戴、越界记载的内容还有不少，如：

一是距离上自相矛盾：如关于万岁镇到县府的距离记载就有以下四种：一是六十里“青城，在县西北六十里万嵗镇”；二是七十里“智寳禅院，在县北七十里万嵗镇”；三是八十里“兰陵城，在县北八十里，千秋乡万嵗镇西”；四是九十里“千秋乡，在县西北九十里。”

二是内容上张冠李戴：如将史书上记载齐高帝所登丹阳胡桥“金牛山”一事戴在奔牛“金牛台”头上，一字之差，谬已千里！将梁武帝天监年间捐旧宅建光宅寺（见《建康实录》）的事情移植到智宝寺头上（“梁武帝旧第，天监七年舍为院，名：慧炬。”---试问皇帝如此重要的积德善事难道正史都隐瞒不记，反倒要最800年后由地方乡志破天荒追记？！）。还有将齐黄门侍郎萧惠开在老家曲阿舍宅为其父萧思话建“禅乡寺”一事牵强附会记在八杆子打不着的奔牛“能仁禅寺”头上！--注意以上张冠李戴情况有的是原来毫无史料记载，仅仅是牵强附会的传说，有的则明明有准确的史料记载而在睁眼说瞎话。

三是区域上越界记载：将明明属于丹阳的山水名胜记在武进名下。如两次将建山的嘉山及嘉山龙潭记入武进名下“嘉山，在县北八十里，上有白龙潭，白龙居之，嵗旱祷雨辄应，绍兴中赐庙额曰“善利”云。”。将粱武帝“幸兰陵，谒建陵，有紫云荫陵上，食顷乃散，傍有枯泉，至是复涌”一事也记入武进名下。此外，将大部分属于丹阳的白鹤溪也记入武进名下。

[[i] 本帖最后由 云曲简丹 于 2009-9-23 23:12 编辑 [/i]]

云曲简丹

六、常州观点：齐梁两代帝王陵墓也不独在丹阳一地,目前地面也仅见陵前石刻,而且散布在江宁、句容、丹阳、武进、江阴等地。在常州西北万绥镇也有两处皇坟遗址,一在孔村,清光绪《武进阳湖县合志》记有齐高帝泰安陵在此,现尚存遗址;一在严桥村北,于1975年平整土地时皇坟遗址被挖毁,出土铜器二百余斤,因时在“文革”,遗物不存。万绥彭山墩可能就是史书上说的“武进彭山”。

   评析：常州方面提出的“帝陵不在故里”“泰安陵在万绥”两个论点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你既然主张“帝陵不在故里”，又说“泰安陵可能在皇帝故里万绥”，不在以“己之矛”攻了“己之盾”吗？可见这个论点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
     齐梁皇帝陵于齐梁王侯陵有显著的差异，帝陵前石兽用有角的天禄和麒麟，而侯陵前只能用无角的辟邪，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除特殊情况外（末代被废黜及客死他乡）齐梁几乎所有的帝陵均在丹阳，而江宁、句容等地则几乎都是王侯陵！说万绥有两处皇坟其中包括泰安陵，更是无稽之谈！泰安陵在丹阳金牛山早有定论，常州方面伪造泰安陵已被戳穿。
而说彭山墩可能就是武进彭山更是牵强附会。彭山墩只是一个高出地面2米的平原小土墩，周围一片平坦，与离最近的山也至少在十多里，根本与史书上彭山“岗阜相属数百里”的特征有天壤之别，更别说有后文所说的山“上有五色云气，有龙出焉”的山冈独有景色了！“武进彭山”就是丹阳水经山（金牛山），这不仅有陵墓实证、地貌山冈实证，更有正史连贯准确记载，甚至连七、八百年前的常州《咸淳毗陵志》面对这些无法磨灭的铁的事实证据就不得不如实作出了“武进彭山、泰安陵”在“武进县西丹阳县境内”的记载，而二十一世纪的某些常州人却不始终不愿面对这些历史事实，甚至有违法理地随意指定历史遗迹做出伪造泰安陵的事情来。
七、常州观点：郗皇后宗祠又名九龙禅寺,在武进孟河镇黄山。
   评析：这一段也是常州人“新造”的地方史，没有任何历史依据，仅凭现代历史学者屠寄所写毫无历史依据的碑文，什么“至梁武帝萧衍,崇信佛法,造寺兹山,供佛庇僧,名九龙寺。”就充当起郗皇后宗祠来了。史书上明明记载梁武帝六亲宗庙是建在都城南京的东城（此处的"东城"即指“宫城”，见《隋书》）以便于梁武帝每年数次的大小祭拜。常州人硬生生地"嫁接"概念,换成了武进万绥的所谓"东城"，还一一对应另外新“封”新造了什么太祖宗庙、皇后宗庙，真令人啼笑皆非！
八、常州观点：万绥也有皇业寺，就是智宝禅寺曾经也名皇业寺。
    评析：你这个“也名皇业寺”绝非历史书上记载的皇业寺，因为中国同名的寺庙太多了，再说你这个“也名”根本没有具体的年份和演变过程的记载，传说牵强的成分占了重头。而丹阳的“皇业寺”则是正宗的正史所记载的“南朝名寺”！它从建立起就有历史记载，到梁武帝"幸兰陵"亲临该寺设法会，再到唐朝因讳皇帝名改“皇业”，再到南宋大诗人陆游特地造访该寺考察考证并留下日记，千百年来除元朝短暂改别名为“戒珠院”外一直沿用“皇业”的本名，一直香火不断，真实性不容置疑！“皇基”--皇帝根基，“皇业”--“皇帝基业,王业所基”，从丹阳皇业寺所处的地理位置--丹阳东城村旁也侧面证明了东城村齐梁故里不可动摇的地位！
九、常州观点:“上旧乡天子路”就是万绥“东城天子路”，丹阳“小辛道”及秦始皇到丹阳无历史记载，“小辛道”王气已破，萧梁皇室祖先不会选“小辛”作“故乡”。
    评析：丹阳的天子路“小辛弛道”早在齐梁之前的《汉书》、《三国志》、《越绝书》等正史中就有明确记载，且曲阿的地名也是这么来的！而所谓的万绥天子路只是仅见于常州的地方小志中，而且这些志书中也均标明是民间传说而已，可见其一开始就是牵强附会的讹传，以后则纯粹是以讹传讹！再从天子路的走向看，秦始皇从苏州沿江南运河的走向经丹阳奔南京龙潭过江，难道要舍近求远绕道到非驿站非必经之路又偏僻荒芜的孟河荒山脚下，且专门造起一条短短的断头“天子路”？至于说到该“天子路”“也可能是孙氏（即孙权）所留”，那也只能更加证明该路是在丹阳了！因为丹阳是孙吴的发祥地、祖坟地和第二故乡，孙权在丹阳留下了无数难以磨灭的踪迹和历史故事！而孟河当时则也许一片荒滩，历史上也没有丝毫关于孙权到过孟河（含万绥）且留下踪迹的记载！
再从该路的形态来看，“上旧乡有大道”明显指的是一条乡间大道，这里的“帝乡”也不仅仅指东城村，还包括周边邻近乡村！根本不是常州方面所指的所谓“武进古城之东城内”“可能砖铺的”短短的断头“城内道路”！而丹阳东城村村旁由东南向西北经大泊小辛一直通往丹徒的“小辛大道”正是这条历史闻名的“天子路”！
而说到秦始皇到过丹阳的历史记载，可以看《越绝书》，其中有“奏（走）曲阿、句容，度（渡）牛诸”的记载。
    至于说萧梁皇室祖先当年过江不会选已被破坏了“王气”的丹阳“小辛”作“故乡”，则更另人啼笑皆非了。其一，东晋时，齐梁皇室祖先萧整是以“难民”的身份被迫逃到江南的，难道他当时就预测到一百多年后，自己的后代会当皇帝，要选一个有“王气”的地方居住？其二，“小辛道”并不只有小辛村一段，即使小辛的王气被破坏了，但丹阳其他地方王气依然存在并且还很足，事实也终于得到应验，东汉末年丹阳西门司徒镇果然出了东吴开国大帝孙权，孙权的父母祖陵也全葬在丹阳司徒，东晋的萧整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实，因此他选择了小辛道东南延伸方向的丹阳胡桥东城里作为家乡，他的后代又选择了东城里北几公里王气十足的丹阳胡桥彭山作为“祖茔”所在地，再后来萧氏家族终于出了两朝15个皇帝。
十、常州观点：武进东城里的位置不能仅凭《咸淳毗陵志》的"按语"推定丹阳东城村就是“武进东城里”，“东城里”就是“东城”就是“万绥”。
       评析：
       (1)《咸淳毗陵志》中关于东城村在万岁寺西30里的“按语”（“寺西去萧梁祖宅东城村三十里，初名皇基，更名皇业。寺后百七十五步即其城”）是该志书中为数不多十分难得也十分客观的有准确出处的齐梁故里位置特征记载，它来源于距离齐梁时间较近的五代时期，又是寺庙的碑刻，比地方志书中所载的传说、相传之类“古事”具有更高更可靠的可信度。并且在常州的志书中记载古迹大多采取“模糊”记载手法，如记载“兰陵城”一般笼统地注写城北万绥镇西或西南，而不讲万绥镇西去究竟多少里，该按语终于道出了“天机”。
      （2）从南朝顾野王《舆地志》中记载的“泰安陵..在故兰陵东北金牛山。其中邱埭西为齐梁二代陵。隧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夹道。有亭，有营户守典之。四时公卿行陵，乘舴艋自方山由此入兰陵，升安车，轺传驿置以至陵所。”可证明：（一）故兰陵城在金牛山（丹阳水经山）偏西南方向；（二）到兰陵城由陵口（丹阳陵口）经萧梁河进入。这个位置正好证明胡桥东城村的位置就是故兰陵的位置。也与前述“碑刻按语”吻合。
     （3）丹阳方面也只是将该证据作为证明丹阳胡桥东城村是齐梁故里“证据链”外的佐证，而并非孤证！胡桥东城村是齐梁故里“证据链”还包括“古武进东城里—修陵—建陵--东城里山--塘头村--皇基--皇基寺-皇业寺”等一系列完整且相互映证的证据！其中：修陵建陵所在的“武进县东城里山”更是迄今为止权威正史中唯一可以找到的与齐梁故里“武进县东城里”相同地望且至今仍有地面遗存作相互迎证之实证的“铁证”，这是不容置疑也无法篡改的历史事实！
    （4）至于“塘头村梁武帝旧宅”，常州方面质疑“东城里”对不上号，其实只要实地了解“塘头村”的地理位置就可看到：塘头村在修陵所在的“东城里”正东一公里处，萧梁从村旁流过，离“东城里”（东城村）也就不足2公里距离，按古代“乡”“保”“里”的行政划分，“塘头村”与“东城村”也应该属于是同一个“里”，梁武帝与齐高帝虽说共一个祖宗萧整，但到梁武帝是已经是第六代了，兄弟分家另择相邻旺垦种居住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寻常事情，更何况“塘头村”所在地地处平原（东城村属低丘陵）地貌条件等确实胜于“东城村”。
       反观常州方面“东城里”就是“东城”就是“万绥”的论断：
       一是毫无历史依据及地面有效实物遗存做为支撑，仅凭自己的地方志《咸淳毗陵志》中“也名东城”这一“自制的孤证”（其后的志书都是照搬照抄该志为多）就断定万绥就是“东城”就是“东城里”，不是太苍白了吗？
       二是在最权威的齐梁正史《南齐书》、《梁书》、《南史》中从未出现过“武进县东城”的字眼，只有“东城里”、“东城村”，可见“武进县东城里”就是“武进县东城村”，是一个村级单位而非县城！
       三是万绥有可能也叫过“东城”，也有可能未叫过，因为具体位置并没有准确记载，即使是常州志书上也是模糊记载，方位、距离众说纷纭，更没有如何实物佐证和专门考证，不能想当然地按照史书上记载的“丹阳县东五十里”到地图上量一下刚好万绥在线上，就确定是万绥。丹阳县东五十里的地方有很多，吕城就是其中之一（镇江支中也有在吕城的记载）。再说这个里程也只是个“约数”，起点哪里，途中经水路还是陆路？历史变迁，难免偏差，只能简单地用现代尺度丈量确定？并且如常州方面评析中所言叫“东城”名的地方有很多，即使叫过“东城”，然此“东城”不等于彼“东城”，更不能想当然轻率地与正史上的齐梁故里“武进东城里”（东城村）划等号！
       四是常州提到的《魏书》记载东晋是“以武进之东城为兰陵郡县”及《咸淳毗陵志》中记载“《纪》特叙帝祖居，必不差”并不能证明“东城”就是万绥，就是“上所居东城村”，因为，为数作为北朝史书记载南朝限于演变存在很大的地域局限性，且在同期的南朝史书中并无如此记载，其权威性准确性无疑要大打折扣，再说这里及时提到了东城也不能确定就在万绥。而《咸淳毗陵志》中的所谓“必不差”显然志书作者是主观判断性语言而已，并无其他实证含义，甚至也可理解为对《南齐书》记载字面本身无误的含义。

       结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齐梁帝王故里就在丹阳市胡桥东城村，唐朝以前的古武进包括丹阳东北部一大块区域隋朝以后又并回丹阳，古“武进县东城里（东城村）”就是现在的“胡桥东城村”， “武进县东城里山”就是现在胡桥东城村南修陵建陵所在俗称“百墓山”的山冈，这些论述既有权威翔实的正史记载，又有齐梁以来一直保存至今的唯一宝贵地面遗存--陵墓石刻及古皇业寺、周边河流地貌、村名、各级地方志书连贯记载等一系列“证据链”相互映证，古今对应，环环相扣，脉脉相承，是不容置疑也是不容篡改的历史事实真相！武进万绥只是唐朝以后继承了“武进”的名号，因而在后来的常州志书（最早是《咸淳毗陵志》）中将本属于丹阳的齐梁故里遗迹被当作“合理遗产”想当然地“移植”到了新武进第一个县城“万绥”的头上，这种被掩盖的真相一直延续至今，并影响到现代某些辞书的编撰。我们呼吁还原历史真相，我们期待弘扬齐梁文化，我们更渴望摒弃争议共同开发共创古兰陵新辉煌！

[[i] 本帖最后由 云曲简丹 于 2009-9-23 23:13 编辑 [/i]]

云曲简丹

--------------------------------------

[ 本帖最后由 云曲简丹 于 2009-9-6 09:07 编辑 ]

云曲简丹

----------------------------------------

[ 本帖最后由 云曲简丹 于 2009-9-6 09:08 编辑 ]

云曲简丹

-------------------------------



东飞伯劳歌   萧衍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
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发艳照里闾。
南窗北牖挂明光，罗帷绮箔脂粉香。
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
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

[ 本帖最后由 云曲简丹 于 2009-9-9 20:54 编辑 ]

云曲简丹

丹阳的齐梁故里遗存不仅仅是十几处堪比中国同时期"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艺术"的国宝级文物"丹阳齐梁帝王陵墓石刻"，还有历经一千五百多年一直香火不断传承下来并保持“皇名”不变的皇业寺，以及东城村、东城里山、东城路、塘头村、旧宅老井、梨枣树、萧塘河(萧梁河)、萧塘桥、萧郭桥、唐朝萧氏宗祠、饮马池、梁宝寺、梁碑巍然、沉碑萧塘典故、没木建寺典故、皇业寺暗设机关传说、建陵遁兔传说、建陵城遗址、故兰陵遗址、金牛山、金牛洞、彭山、武帝幸兰陵“展敬园陵”《诏告天下书》、《还旧乡诗》、梁武帝《舆驾东行记》（亲自撰写的“曲阿美酒”神话传奇）..等等“活生生”的齐梁故里遗存！齐梁文化在丹阳可以说无处不在！

云曲简丹

    齐梁帝王“世居于此地（丹阳）”当然不可能仅仅是指墓地！是先有活人世居地（阳宅），后有死人祖坟地（阴宅）！
       “阳宅”---活人世居地在东城里（古武进县东城里，现丹阳胡桥东城村），后来历经变迁梁武帝家旧宅又迁到离东城村不远（三华里）的塘头村。
       而“阴宅”---死人祖坟地并不象常州人说的与阳宅混居，而是分成了两处，即（1）齐帝萧道成家祖坟地（包括齐朝大部分帝陵）在离东城里东北10华里的武进彭山（金牛山，今丹阳水经山）；（2）梁朝梁武帝家祖坟地（包括梁朝祖陵建陵、帝陵修陵、庄陵及齐朝帝陵兴安陵）则在位于东城里南2华里的东城里山（今丹阳云阳镇俗称“百幕山”），这里离梁武帝家旧宅则有3华里，也根本不能算阴阳混居！
       更何况建祖坟时两家都只能算小官吏级别，祖坟阴宅离活人阳宅几里路已经很好了！不是吗？哪个村、哪座城旁边角落没有坟墓阴宅呢？（帝王故里一样要死人的），即使在古代再讲究也要看条件限制的，南朝初期老百姓颠沛流离战乱频仍并不富裕，这点讲究就已经不错了！

       至于常州人讲的齐梁文化辐射常州多的问题，这到确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我们丹阳这里也有句“老人家古话”（谚语）叫做：“茅山菩萨，照远不照近”！常州离齐梁故里远反而在齐梁文化辐射熏陶下得到较多回馈成果，而丹阳身为齐梁文化故里，身在“福”中不知“福”，取得的成果反而不如常州！当然也不是一直不如的，如在唐代，丹阳所出的较有名气的诗人就远远多于常州，如：许浑、皇甫冉、皇甫曾、张祜（寓居丹阳）、储光羲、包融、包佶、包何、丁仙芝、储嗣宗等等，这在全国县一级区域内算是很多的了！可见，当时的丹阳就是受到了发源于故里丹阳的齐梁文化的很好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