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说“丹阳”地名！

齐梁君子

说“丹阳”地名
——作  者：杨  训
         唐前，很多地方称过“丹阳”。
      古代“丹阳”地名最早见于西周，在今湖北省秭归一带，时楚地都城，春秋为楚邑。战国时，今河南省淅水与丹水间三角地带称过“丹阳”。“丹阳”原意为古“丹水”之阳。丹水今名丹江，在河南、陕西两省之间。
      秦设中央集权郡县制。秦置“丹阳”在今安徽省当涂县小丹阳镇。此外，曾称过“丹阳郡”的地方还有今安徽宣城（汉时，也称过宛陵）、江苏南京（三国、西晋、南北朝、隋时，也称过扬州、金陵、建业等）、河南沈丘（北朝东魏时）、江苏镇江（唐天宝年间时，也称过润州、京口）。
      唐天宝元年，我市始称今名“丹阳”。
      唐天宝元年（742年）起，改曲阿县为“丹阳县”，时属丹阳郡，郡治今江苏镇江市。按：今镇江市唐时始称润州，武德二年置。天宝元年改为丹阳郡，乾元元年（758年）复置。唐天宝元年前的“丹阳”史料与我市风马牛不相及。
      为何改名“丹阳”？学者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三国时孙权二舅曾任丹阳太守，治所设在曲阿。孙坚战死，孙策与孙权扶父柩投奔二舅，葬孙坚于今我市司徒大坟，后曰“高陵”。我市是三国吴的发祥地，“丹阳”地名由此而来。其二，认为这是“习汉时郡、县同名”而来。汉时，郡、县同名常见。唐天宝元年，我地属丹阳郡，县与郡同名，改名为“丹阳县”。
      笔者认为：学者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我地秦时置“云阳县”，秦始皇南巡欲破“云阳”王气，“秦凿云阳北岗”“截直道使曲，故名曲阿。”但我地王气不绝，南北朝时，出了萧氏齐、梁两代帝王。丹者，红色，旭日东升也。吉祥，笔者比较认可第二种观点。
      我市没有称过“丹杨”
       以下分三方面来释疑。
      ○1“赤柳”、“赤杨”说不但是一种传说，而且仅是一种植物的生理现象，更非指杨柳树品种。
      目前网络中有《丹阳古今》一书中的一段文字，摘录如下。
      民国《丹阳县续志》载：“考《太平寰宇记》，丹阳以邑界杨柳生丹为名，故从木为称。”又：“唐天宝元年，改为丹阳县时有杨树生丹，故名。字从木非从阜……唐代从木之丹阳，即今从阜之丹阳也。”按上所述，丹阳（杨）名的缘起有二：一是因为地多赤柳而命名；二是丹阳县由秦时所置丹杨县迁变而来。
      以上，“按上所述”后的内容，是《丹阳古今》一书该段撰文者的个人推测见解，并非历史依据。笔者认为，此二说也值得商榷。考宋《太平寰宇记》知，文中涉我地有“杨柳生丹”和“有杨树生丹”，应指的是我地民间的一个传说。我的老师，丹阳市知名文史界前辈俞沛森先生曾对我说唐朝某一年丹阳境内有的杨柳树茎、叶泛变为紫红色，古人认为这是吉祥之兆，因此古县名曾有过为“丹杨”传说。如是说，“赤柳”、“赤杨”，也只是有部分杨柳树在外界环境条件变化下的一种植物生理现象，并非是我地的杨柳树品种是“赤柳”或“赤杨”，这是误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更何况“赤柳”、“赤杨”一说还只是个传说。
      ○2我市前辈已经考证，“所谓地多赤柳者”并非我地，而是张冠李戴所致。
      清光绪《丹阳县志•建置沿革》载：“丹阳凡数见，所以轇轕至今者，误认为宛陵（笔者注：今安徽省宣城）之丹阳为润（州）之丹阳耳。前志《星野》中所引之丹阳，皆今太平府（笔者注：此处应改为太平州。宋太平兴国二年置太平州，州治今安徽省当涂），所谓地多赤柳者也。今并《星野》与辨从木从阜处皆删”。我们的前辈已经过论证，在《县志》中清楚地告知：所谓地多赤柳者乃今安徽省当涂、芜湖一带，而非我地。
      ○3古时，“阳（陽）”、“杨（楊）”二字常通用。
      今人民公园内有唐中和钟，电子称重6025斤，至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在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口古代梵钟中，最为古老，享有“江南第一梵钟”的美称。因铸造于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故称为唐中和钟。《增一阿含经》说：“若打钟时，一切恶道诸苦并得停止。”有经咒的梵钟，每敲击一次，犹如诵经一次，梵钟是寺院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法器。因梵钟能使人脱苦得乐，普渡众生，因此铸造之人也是功德无量。该钟由唐中和三年信女王十四娘发起铸造，钟体刻的铭文及工整的文字，处处表露出善男信女对佛教信仰的追求和虔诚。因此她选用了“赤柳”美好吉祥的传说之意，将“丹阳（陽）县”写成了“丹杨（楊）县”。“丹杨”、“丹凤朝阳”都是古人对自己家乡“丹阳”邑名的吉祥祈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市称过“丹杨”之说无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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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第一种 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和钟（唐）
      唐中和铜钟原悬挂于丹阳城内南大街朝阳寺，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信女王十四娘倡起捐款铸造，钟高2.19米，口径1.41米，厚0.11米，钟上铭文称重五千五百斤，实重6025斤，唇六曲，口沿铸以宽郭，钟体黝绿，钟上铸之兽纽，为双龙双角，相背连体，身被鳞片，撑足躬背，长舌下垂，造型雄健华美。它是传说中龙之第五子蒲牟的形象，因其生性好鸣爱吵闹，司职钟纽。它采用了我国传统的戴帽泥法，用四圈泥范套合戴帽，一次浇铸成型。它的内壁几乎没有缺陷，表面光滑严密；范缝细并经磨锉，浇铸水平很高。钟体祷有铭文，因年久剥蚀，大多模糊难辨。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丹阳知县罗良鉴捐资倡建丹阳公园，园址在乔家巷东端（今老中医院旧址）。民国3年(1914年)，知县胡为和又在南起乔家巷口，北至三板桥东，继续扩建公园，民国6年竣工。于是将梁文帝神道碑、石曼卿墓碑、陀罗尼经幢石柱、唐中和铜钟等文物迁入公园保存展览。文革动乱中，文管会负责人李惠生又将铜钟移到文化馆内保护起来（现交通银行后）。直到1984年11月初，常务副县长刘无忌、文管会杨再年、公园领导等实地勘察，研究决定将铜钟安家落户到人民公园内。据孙清远先生回忆：“（铜钟）拉到强华丝织厂后门处，我们决定将铜钟在地磅秤上称一下，结果实际重量为3012.5公斤。后来，铜钟顺利安全地被运到公园，唐主任出经费浇铸基础，建钟亭，又请知名书画家顾莲题词唐中和钟制匾挂在其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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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杨郡夫人强氏墓铭   
      2007年年7月，镇江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对我市开发区长湾村古墓葬区第42号墓进行发掘清理时，清理出一只北宋四系瓶和一方完整的墓志铭。墓志铭共有墓志盖和正文两部分，保存完好。志盖上写有“丹杨郡夫人强氏墓铭”九个行楷大字，字体遒劲有力。正文详细记载了强氏生平。标题为“故赠吏部尚书邵公夫人墓志铭并序”。从墓志可知墓主人的身份。经查阅清光绪版《丹阳县志》得知，这位吏部尚书是北宋时期的丹阳人邵亢。
      邵亢，字兴宗，丹阳人。幼时聪明过人，后被北宋名相范仲淹所赏识选拔。曾任颖州团练推官、国子监直讲、龙图阁直学士、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兵部员外郎、开封府尹等。邵亢遇事敏密，办事认真，在北宋仁宗、神宗时期多次忠言直谏，为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晚年“引疾求辞”，以资政殿学士知越州，历郑、郓、亳3州。死后追赠吏部尚书，谥安简。
      因邵亢夫妇墓早年被盗，墓地大部分被毁，所以出土文物很少，但这方完整的墓志指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墓志铭详细记载了邵亢夫人强氏的生平，同时也提到了邵亢及其子女，考古工作者核对史料和碑文后发现，墓志铭记载与史料记载不但完全吻合，而且还弥补了史料记载，填补了空白。据墓志铭记载，强氏是毗陵（今常州和我市部分地区）人士，父亲强弼是任嘉兴县主簿。强氏从小机警，嫁给邵亢后先后被封为晋阳县君、晋陵郡君、丹杨郡夫人。熙宁二年（1069年），强氏病死在邵亢任职的亳州（今属安徽省）官府内，享年57岁。仅仅66天后，邵亢也去世。其子扶柩归葬丹杨东边的耿岗（今长湾一带）。墓志铭不但道明了邵亢夫妇的去世时间，而且还指明了他们的墓葬地：“曲阿之东  耿岗之原 岿然高者 邵公之坟  附而藏者 公之夫人”。通过墓志铭和史料，可以推断出邵亢夫妇的生卒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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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翰牍九帖之六——丹阳帖（北宋 米芾）
      《丹阳帖》是北宋书法家米芾的作品，为“翰牍九帖”之六，纸本，行草书，纵23.5厘米，横22.8厘米。此尺牍的书法风格，是追求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书札作风。书贴文作：“丹阳米甚贵，请一航载米百斛来，换玉笔架，如何早一报，恐他人先。芾顿首。”
      米芾 (1051~1107) 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初名黼，后改芾，字元章，号襄阳居士、海岳山人等。祖籍太原，后迁居湖北襄阳，长期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善诗，工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初师欧阳询、柳公权，结体紧结，笔画挺拔劲健，后转师王羲之、王献之，体势展拓，笔致浑厚爽劲，自谓“刷字”，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
      此帖文字较少，虽是行书，但全帖完整，显得净洁可爱。唐武德二年始置润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丹阳郡，乾元元年（758年）复置润州，“丹阳”作为唐代郡名只有16年左右的时间。此帖中称当时的镇江为“丹阳”。当时秋榖未登，青黄不接，米价必至踊贵，推测故此帖作于崇宁二年（1103年）夏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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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延陵地域考
——作 者：杨  训
      秦设延陵县，汉改毗陵县（今常州），而今丹阳市西南有延陵镇。古延陵地域在何处？学者一直存在争议。本文根据史料和有关谱牒作考。
      延陵为春秋吴延陵季子的采邑。春秋时期，最早的行政区郡县开始在楚、秦等国设置，战国已普遍建立郡县制度，秦统一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郡县制度，延至两汉。春秋句吴尚无建置，因此延陵应是一个地域的称呼。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分曲阿（今丹阳市）县延陵乡置延陵县”。（《宋书州郡志》）属毗陵郡，后改晋陵郡，时郡治京口○1。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废为镇，复归丹阳县。
      三国吴赤乌八年（245年），由孙权派校尉陈勋率领屯田兵士3万人凿破冈渎。破冈渎分水岭以西“下七埭”，入今南京江宁区境，分水岭以东“上七埭入延陵界”。○2这延陵指的是晋太康二年前的延陵。破冈渎与江南运河在今丹阳境内衔接水道是简渎河，简渎河南通延陵。
      据珥塘《荆氏宗谱》和光绪《丹阳县志》记载，荆氏本姓刘，始祖刘贾，系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堂兄。刘贾在战胜项羽战斗中屡建奇功，汉高祖六年（前201年）“以故东阳郡、彰郡、吴郡五十三城邑为荆国，封刘贾为荆王，曲阿（今丹阳市）隶属荆。”公元前196年7月，淮南王黥布（即英布）起兵谋反，荆王领兵征讨，战败身亡。遵照旨意，葬于润州京口（今镇江）北固山前，墓坐东朝西，墓前建有庙宇，供春秋祭祀，墓今存。
      汉文帝即位，刘贾长子刘文获列侯爵位，食采朱方（今丹徒）。刘文死后，弟刘武继承爵位，因兄弟屡遭吴王濞拘禁，刘武为避谋反兵寇追捕，隐居曲阿（今丹阳市）县皇塘珥塘村，以国号为姓，改刘氏为荆氏。
      《汉书荆燕吴传》载：“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
      “贾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填天下，乃下诏曰：‘将军刘贾有功，乃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贾与战，弗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   
      “荆王刘贾为布所杀”，“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赞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故虽疏属，以策为王，镇江、淮之间。刘泽发于田生，权激吕氏，然卒南面称孤者三世。”《汉书》所载与珥塘《荆氏宗谱》史料吻合，可信。
      ○1晋初立毗陵郡，治丹徒，后迁毗陵。……永嘉五年（311年），因改晋陵郡，仍徒治丹徒。义熙九年，复还治晋陵县（沈约《宋书》）。西晋义熙九年（413年）前，毗陵郡、晋陵郡治于丹徒及京口在百年以上，义熙九年后毗陵、晋陵之名为今常州专称。
      ○2《建康实录》（唐）许嵩  中华书局  1986年10月版。   光绪《丹阳县志水利》
      荆氏宗谱○1中有“汉高帝敕封文”。敕封文中有：“兹广虞帝亲爱之仁，仿周成“剪桐”之制，特封尔于延陵旧地，国号曰「荆」。”
      敕封文中有“延陵旧地”四字。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可供研讨。
      ○1秦设延陵县（今常州市），汉改毗陵县。诏书敕封文中的延陵应与毗陵县不相干。诏书中如指毗陵县，应写“特封尔于毗陵”，而不会写“特封尔于延陵旧地”。
      ○2秦设延陵县只延用了16年（前221－前206），汉即改毗陵县。毗者邻近也，地名更改，定有原因、程序，而下诏更改者就是汉高帝刘邦。笔者认为，敕封文中“延陵旧地”四字中特强调“旧地”二字，应有否定毗陵不是春秋“延陵旧地”之意？说明汉前另有古延陵城郭所在。汉时，必二者择其一，一处曰延陵，另一地重新命名。
      ○3汉代有荆城，古称荆城港。定址在今丹阳市里庄境内（《珥塘荆氏宗谱》）。刘贾次子刘武隐居的珥塘村就在今丹阳市皇塘镇境内，古荆城港附近。
      2007年10月12日，丹阳市珥陵葛村遗址的发掘，考证是西周中、晚延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句吴国城址，是迄今发掘最早的（句）吴国第一城（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当地人称“阖城”，少文化人误读为“黑城”，丹阳方言“阖”与“黑”、“城”与“村”同音。“阖城”或与早期“阖闾城”相关。该遗址和今荆城港、珥塘村、延陵镇毗邻，均在今丹阳市南与今金坛市交界处。说明汉时今延陵镇地域已称延陵。
      1954年，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烟墩山出土“宜侯夨簋” ○2，“虞侯夨 即宜侯夨，也即吴侯夨。” ○3唐兰认为即吴国君主周章，墓即周章墓。“宜”的地望应在今丹徒一带，“宜”当是东南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
      《汉书地理志》载，“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仲虞）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谓之虞，十二世为晋所灭”。出土文物“宜侯久一  簋”铭文与《汉书地理志》史书记载映证。早期吴国政治中心转移到宁镇地区以后，宁镇地区发达起来，文化上向北发展，向西开拓，奠定了吴国早期统一疆域范围，在吴国迁都苏州之前，宁镇地区一直是吴地政治、文化的中心○4。而今常州市长荡湖、滆湖、淹城至今无锡市一带当时尚是沼泽荒僻之地○5。
      笔者认为，“延”者，延续也；“陵”者句吴五世君主周章墓也。延陵，延续姬姓吴氏血脉之意也。古延陵地域在今丹阳市南，含武进、金坛与丹阳毗邻部分地域，中心在今丹阳市延陵镇。
      ○1第一次修谱时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
      ○2《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3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
      ○4《吴地文化通史吴地文化区的演变》高燮初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版
      ○5《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春秋 楚 吴 越（局部） 谭其骧主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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