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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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５日电　５月２５日凌晨，１０５岁的杨绛先生走了。

　　杨绛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正直敦厚，正如她评价自己译作《吉尔·布拉斯》的著者勒萨日一样：“一身傲骨，不肯迎合风气，不肯依附贵人。他敢于攻击时下的弊端，不怕得罪当道。他不求名位，一生只靠写作谋生。”

      论做人：努力做一个不媚上、不欺下，谨守忠恕之道的正直诚恳的人

　　杨绛先生１９１１年７月１７日出生于北京，取名杨季康，是家中第四个女儿。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历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刚正不阿、浩然正气，对她性格的养成影响很大。杨绛曾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也一直努力做一个不媚上、不欺下，谨守忠恕之道的正直诚恳的人”。读大学第二年分科时，老师们都认为杨绛有条件学理科，她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她不放心：“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吗？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在父亲的指点下，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在文理之间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文科。学成后杨绛毕生从事创作和翻译，这也离不开父亲曾经的熏陶，因为父亲对她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

      论读书：学得失意勿灰心，得意勿忘形

　　杨绛先生从小热爱文学，一星期不看书，就觉得“一星期都白活了”。哪怕文革的时候被批判“读书追求精神享受”，也从未让她放下书本。杨绛先生觉得读书好比“隐身”的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翻开书面就闯入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来，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找高明跟他对质。还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如果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声关上大门，就是说合上书，谁也不会嗔怪。经常在书里‘串门儿’，可得到丰富的阅历，可以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读书如阅世，多读书可以变得更聪明更成熟，即使做不到宠辱不惊，也可学得失意勿灰心，得意勿忘形。”

      谈创作：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在对文学的热爱中，杨绛自己也提笔创作，她的几则短篇小说生动形象地勾勒了各种人物，长篇小说《洗澡》更是描摹了三反运动中惯见的“嘴脸”。这些作品中充满了机智幽默，又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不过，杨绛常说：“我不是专业作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写的小说，各色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故事由人物自然构成。”常常有读者把杨绛小说里的人物情节当成真人真事，但杨绛认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就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她的先生钱钟书就曾推许她写小说能“无中生有”。

　　有人曾评价杨绛先生的小说靠点滴人事映照人生真相，笔触风趣幽默，带有喜剧色彩，令人想到奥斯丁的小说；而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的戏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登上剧坛后，也被誉为是“喜剧的双璧”。这些剧作以小资产阶级青年为中心描摹世态百相，善开玩笑又不尖酸刻薄，幽默之处不失温柔敦厚，而且，隐藏在幽默和嘲讽背后的是深深的严肃和悲哀，让人联想到她翻译的几部作品：《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正如她父亲让她学习自己“性相近”的专业，她在从事翻译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描写小人物的笑中带泪的作品。

      谈翻译：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杨绛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除了撰写学术论文，她最花工夫、也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翻译水平极高的这几部译作。她常说，翻译是件苦差使，译者“一仆二主”，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原名《托美斯河的小拉撒路》，之所以翻译成《小癞子》就是对主仆都尽了忠尽了责。《新约全书》的《路加福音》里有个癞皮化子名叫拉撒路，后来这个名字泛指一切癞皮化子，又泛指一切贫儿乞丐；同时，汉语里的癞子也并不仅指皮肤上生有癞疮的人，而泛指一切流氓光棍，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还有古典小说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也常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也意义相同，所以杨绛便巧妙地将书名译作了《小癞子》。

　　杨绛先生的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励，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外文所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先生回忆说，他在北大读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和同学一起到朱光潜先生家去。作为年轻学生，他们总爱问一些希奇古怪的问题，譬如说“全中国英文谁最好？”“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光潜先生回答说，翻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散文（即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散文翻译杨绛最好。但杨绛很谦逊，她说，虽然自己的翻译得到前辈的称赞，比如在外文所的《世界文学》上分期发表的《吉尔·布拉斯》，受到主编陈冰夷同志的表扬，但她总觉得自己翻译得很糟。有次，她求钱钟书帮她校对一遍，钱钟书拿了一枝铅笔，把她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说：“这些看不懂。”杨绛说：“书上就是这样说的。”但钱先生强调说：“我不懂。”杨绛明白这是她没把原文转换成能理解的中文，所以继续重译，直到钱先生点头表示看懂了，她也由此摸索到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并说：“要说我的翻译技巧，就全是从这些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以近９０高龄翻译柏拉图《斐多篇》，这篇苏格拉底赴死前与弟子探讨“灵魂”的文章寄托了她最深切的哀思。看过《我们仨》的人无不为其中浓浓的爱情、亲情所震撼，笔锋机智幽默的杨绛在这篇散文中哀而不伤地追忆了她和先生钱钟书、爱女钱瑗的点滴生活，谈的虽然都是些琐事，但读过的人无不动容。先生女儿均去世后，独自一人与保姆一起生活的杨绛依然乐观、强健，工作量惊人，她一边整理钱先生留下的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一边自己还在努力创作。２００７年出版的《走到人生边上》借探讨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自问自答生老病死；之后的姊妹篇《坐在人生的边上》是在百岁时回答读者的各种问题。“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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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杨绛先生
　　
　　她才华横溢，著作等身，一百岁后仍笔耕不辍，从容蕴藉；她乐观坚强，正直敦厚，把自己看得很“小”，却时时心念国家社会。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１时１０分，１０５岁的杨绛与世长辞，先生却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

　　纵然斯人已逝，而她的精神和作品，将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长。

　　 一位把自己看得很“小”的大家

　　“每到生日这天，杨绛先生总是婉拒亲友看望，她常和我们说，你们在家帮我吃碗长寿面就行了……”２５日凌晨一直守在医院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声音喑哑、难掩悲伤。

　　“她这一生，都安安静静地低调生活、做学问，最怕给别人添麻烦。”回忆与杨绛先生相识多年的点滴，陈众议感慨万千。

　　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听力已非常不好。每当有人去拜访，她就只能用“笔谈”的方式交流，非常劳累。陈众议与同事们商量着想给先生配一个质量好的助听器，为此还专门联系了协和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

　　但是，先生婉言谢绝了。开始，大家猜测她或许是担心去医院检查太麻烦，又联系专家能否上门为她服务。然而，这些并没有让先生改变决定。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她说出了真实原因：“我年纪大了，何必要占用这么好的资源呢？还是把资源让给那些更加有需要的年轻人吧！”

　　“她一辈子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兢兢业业，从不昧着良心做事，从不伤害别人，低调地生活。包括去世这件事，先生仍然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先生心里，从来把自己看得很小，把他人和社会看得很大。”陈众议说。

　　 一位“点石成金”的翻译家

　　“杨绛先生作为英语文学专家，对中国文学也很精通，可谓中西贯通，一般人难以企及。”在“专心做学问”的先生面前，年逾古稀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外文所研究员黄宝生自称是“很崇拜她”的“年轻后辈”。

　　杨绛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励，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她常说，翻译是件苦差事，译者“一仆二主”，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另一个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文，被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视为宝典。”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薛鸿时说，“先生创造出‘翻译度’这一术语，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须把原句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用地道的汉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内容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

　　“杨绛先生的翻译很用心，往往是一个词一个词都要推敲。”著名翻译家李文俊说，“她的文笔好，翻译不同的人的说话方式也各有不同，如翻译西方古典文学会用比较文的语言，如果是劳动人民讲的话就会用比较平实的语言，用不同的表达把人物的意思都很好传达出来。”

　　薛鸿时曾在《我所认识的杨绛先生》一文中详细回忆了先生不吝赐教、点石成金的故事：“有一回，《世界文学》的李文俊主编要我译一篇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我译成后没有把握，惴惴地请杨绛先生替我把关。杨先生欣然同意，挤出宝贵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还详细地写下书面意见……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开头。文章发表后，我接到素不相识的《作家》杂志王成刚主编的来信，称赞这篇译文给了他‘极大的艺术享受’，后来还有多位专家把它选在几种外国散文选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一位朴素而正直敦厚的知识分子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９４名清华学子收到了杨绛先生１５年前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这是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早就商量好的约定’。”薛鸿时告诉记者，“他们把一辈子的积蓄，捐赠给了母校设立这项奖学金，用以资助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对于从上世纪７０年代起就在钱、杨两位先生身边做“助手”的薛鸿时而言，追忆杨绛先生，是件令他心痛的事。“她与钱钟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在生活中给自己普通人的定位。”

　　“据我所亲见，他们处处节俭，自奉至薄，家里从来没有装修过，一张纸，连背面还要用一次。玻璃罐头瓶，洗净了重复用。记得有一次，杨绛先生让我把一大书包玻璃瓶带给住在大院四号楼的同事，供他们腌制咸菜。当时我们每月都只有６０多元收入，往往捉襟见肘，但每逢春节，杨绛先生都要托我给好几家送红包……而两位先生反倒要过苦日子了。”薛鸿时说。

　　年过百岁后，杨绛不仅每天笔耕不辍，还时时以祖国命运为念。

　　薛鸿时回忆：“有一次，杨绛先生与我谈话时，还深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奢靡之风感到痛心。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１９２１年的文章《说俭》给我看，文章说，‘世人皆言文明增进，生活之程度亦增高……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当先求人格之增高’，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

　　“杨绛先生对我说，‘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这篇近百年前写成的文章，应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薛鸿时说。（记者姜潇、吴晶、施雨岑、周玮、王思北、张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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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是大家！为什么当今盛世出不了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