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皇帝故里与丹阳陵墓石刻

典藏丹阳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前些日子，有一位常州的历史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丹阳境内的石刻（陵墓）能不能代表故里所在？他的理论根据是：“镇江丹阳‘断定’齐梁故里在丹阳，其根据之一是境内有南朝石刻（陵墓）11处。但中国历史的事实告诉人们，所谓‘陵墓即故里所在地’的说法，是没有先例的。首先，中国历史上帝陵不少，但几乎没有一个朝代是将帝陵修建在自己故里的，帝陵的选择从不按照民间的‘叶落归根’习惯行事；其次，南朝的宋、陈两朝的帝陵也无一在其故里，齐、梁两朝绝不会破例；第三，齐、梁开国者萧道成、萧衍及其子嗣的陵墓，并不都在丹阳。况且丹阳境内的陵墓墓主至今大多未能确定；第四，‘齐’和‘梁’虽为同宗，然而梁灭了‘齐’，‘一山不容二虎’，两朝帝陵就不可能建在同一个小范围内，所以，石刻陵墓不能代表故里所在。”
对于如此“奇谈怪论”，原本是犯不着与之较真的，但是如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文章居然发表在了其所在地区的党报之上，不由得令人心生感慨。为了避免毒草丛生，谬种流传，不得不郑重作出回应，以消除其负面影响。
归纳上述言论，其核心无非是三点：一是齐梁皇帝的陵墓建在丹阳，并不代表齐梁两朝皇帝的故乡就在丹阳；二是丹阳的陵墓墓主至今大都未能确定；三是梁灭齐之后，两朝帝陵不可能建在同一个小范围内。论者进而由此推论：齐梁皇帝与丹阳并无关系。
事实真相究竟为何，争论双方究竟是谁的观点更接近那段远距我们1000余年的历史？在本文中，笔者将大量引用历史典籍以及当**古学者的发掘研究成果来为你还原有关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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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历史典籍与方志史资料料看对齐梁皇帝归葬故里的记述
《南齐书 高帝下》（梁 萧子显著，中华书局1972年1月版出版，38页）载：“壬戌，上崩于临光殿，年五十六。四月，庚寅，上谥曰太祖高皇帝。奉梓宫于东府前渚升龙舟。丙午，窆武进泰安陵。”常州编修于宋朝年间的《咸淳毗陵志•卷第二十六 陵墓》（2004年12月常州地方志办公室点校本）注明：“泰安陵，在彭山，南齐高帝所葬按《南齐书•高帝纪》云‘建安四年窆武进泰安陵即其地也，今隶丹阳县境，在武进之西。’”
《南齐书 本纪第三 武帝》（版本同上，43页、62页）载：“世祖武皇帝讳赜，字宣远，太祖长子也。……。”临终前嘱咐：“陵墓万世所宅，意尝恨休安陵未称，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以葬我，名为景安陵。九月，丙寅，葬景安陵。”
《南齐书  本纪第六》（版本同上，83页、91页）载：“明帝高宗明皇帝讳鸾，字景栖，始安贞王道生子也。……己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葬兴安陵。”
《梁书  本纪第一  武帝》（唐  姚思廉著 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1页、88页、95页）载：“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三月甲午，舆驾幸兰陵，谒建陵。辛丑，至修陵。壬寅，诏曰 ：“朕自违桑梓，五十余载，乃眷东顾，靡日不思。今四方款关，海外有截，狱讼稍简，国务小闲，始获展敬园陵，但增感恸。故乡老少，接踵远至，情貌孜孜，若归于父，宜有以慰其此心。并可锡位一阶，并加沾赉。所经县邑，无出今年租赋。监所责民，蠲复二年。并普赉内外从官军主左右钱米各有差 。”因作《还旧乡》诗。癸卯，诏园陵职司，恭事勤劳，并锡位一阶，并加颁赉。丁未，仁威将军、南徐州刺史临川王正义进号安东将军。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楼，改名北顾。庚戌，幸回宾亭，宴帝乡故老，及所经近县奉迎候者少长数千人，各赉钱二千。夏四月乙卯，舆驾至自兰陵。诏鳏寡孤独尤贫者赡恤各有差。……五月丙辰，高祖崩于净居殿，时年八十六。辛巳，迁大行皇帝梓宫于太极前殿。冬十一月，追尊为武皇帝，庙曰高祖。乙卯，葬于修陵。”
《梁书 本纪第四 简文帝》（版本同上，103页、108页）载：“太宗简文皇帝，讳纲，字世缵，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是太宗崩于永福省，时年四十九。……明年，三月癸丑，王僧辩率前百官奉梓宫升朝堂，世祖追崇为简文皇帝，庙曰太宗。四月乙丑，葬庄陵。”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唐  李吉甫著，中华书局1983年6月出版，591页～593页）记载：“丹阳县，本旧云阳县地，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武德五年，曾于县置简州，八年废。天宝元年，改为丹阳县。……南齐宣帝休安陵，在县北二十八里。高帝父也，追尊为宣皇帝。高帝道成泰安陵，在县口三十二里。武帝赜景安陵，在县东二十二里。景帝道生永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六里。明帝父也，追尊为景皇帝。明帝鸾兴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四里。梁文帝顺之建陵，在县口二十五里。武帝父也，追尊为文皇帝。武帝衍修陵，在县东三十一里。贞观十一年，诏令百步禁樵采。简文帝纲庄陵，在县东二十七里。”
《大明一统志》卷十一（明 天顺五年李贤重修本，台湾1965年影印本，809～810页）记载：“泰安陵在丹阳县北二十五里葬齐高帝。景安陵在丹阳县东三十一里葬齐武帝。兴安陵在丹阳县东二十四里葬齐明帝。建陵在丹阳县东二十五里葬梁武帝父萧顺之武帝即位追尊为父帝。修陵在丹阳县东三十一里葬梁武帝。贞观中诏禁樵采。庄陵在丹阳县东二十七里葬梁简文帝有石兽高丈余郡志齐梁诸陵皆在金牛山中邱埭西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夹道唐陆龟蒙诗帝废金牛绝陵荒石兽稀。”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九十（四部丛刊续编史部  上海涵芬楼景印清史馆藏进呈写本）对齐梁两代皇帝陵墓作出记述的依次为：“齐永安陵在丹阳县东北三十里，高帝父，追尊为宣帝。高帝泰安陵，在丹阳县东北三十一里，齐本纪，太祖窆武进泰安陵，陆游曰，自常州西过吕城，又西北至陵口，距丹阳三十余里，见大石兽偃仆残缺，盖南朝诸陵墓也。武帝景安陵，在丹阳县东三十二里。明帝兴安陵，在丹阳县东北二十四里，舆地纪胜引镇江志云，高武明三帝陵，并在金牛山。梁建陵，在丹阳县东北二十里东城村，武帝父，追尊为文帝。武帝修陵，在丹阳县东二十五里皇业寺前，唐贞观十一年，诏令百步禁采樵。简文帝庄陵，在丹阳县东二十七里，与在丹阳县东二十四里，两有齐梁陵。”
从上述史籍资料可以看出，尽管对诸陵的确切位置里数不尽一致，但对齐梁两代皇帝的落葬之处的记载仍然是传承有序、脉络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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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专家学者对丹阳诸陵和石刻的记述与认定
帝王陵寝制度是封建社会礼仪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丧葬礼仪制度的最高等级，不仅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丧葬习俗，而且是有关朝代物质文化兴盛衰落的具体体现。丹阳境内的这些石刻象征着什么？它们与齐梁皇帝陵墓究竟有着什么关系？齐梁皇帝陵墓为何要落葬于斯地？
历史学家杨宽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一书“墓的名称变化”一节中指出：“君王的坟墓称‘陵’，是从战国初期开始的，首先出现于赵、楚、秦等国。《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三三五年）‘起寿陵’，这是历史上君王坟墓称‘陵’的最早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根据《秦纪》，记载有惠文王‘葬永陵’（秦武王卒于公元前三Ｏ七年）。秦国是从秦惠王开始称‘王’的，同时他的坟墓也开始称‘陵’。（12页）至于陵出现的原因，作者进一步论述道：“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陵’，看来出于下列二个原因：第一，当时作为封建的身份等级制中最高一级的国王，坟墓确是造得最高。……当时人已把高大坟墓比作山陵，因而很方便的把国王的高大陵墓称为‘陵’。第二，战国时代人们已用山陵比作最高统治者，把最高统治者的去世隐讳地称为‘山陵崩’。因此，当国王活着预先建筑坟墓的时候，为了避免不吉利，也就隐讳地称为‘陵’或‘寿陵’了。”（１３页）可见，“陵”这个名词从战国方开始成为帝王的专用名词。该书又指出：“从战国中期国君开始兴建陵墓起，同时就有陵区的设置，往往用二个以上的陵墓排列成一个陵区，这也是用来显示君王 “威势”，作为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的。”（160页）……“南朝各代在国都建康（今南京）附近，也都选择山地作为陵区。例如齐梁二代陵区的总入口处在今江苏丹阳以东的陵口镇，那里就陈设有比一般陵墓前形制较大的石麒麟一对作为标志。”（163页）
    由此得知，只有帝王之墓穴才有资格被称之为陵墓，同时，也只有帝王之尊才有资格享受陵墓之前巨型的天禄、麒麟石刻以及墓穴内部大型壁画。那么，丹阳自齐、梁两朝之后是否再有人登基称孤道寡否？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作者黄景略、叶学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11月出版）记述：“据文献记载：六朝时代帝王陵墓有71处，至今地面有遗迹，或已经发掘可能属于帝王陵墓的约有40处，集中分布在江苏省南京市和丹阳市两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曾作过多次调查，并发掘了其中一些陵墓。如南京东晋穆帝永平陵和恭帝冲平陵，丹阳南齐景帝修安陵、宣帝永安陵或高帝泰安陵、东昏侯墓或和帝恭安陵，南京陈文帝永宁陵和宣帝显宁陵，以及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等。”（100页）“齐和梁两朝皇帝的帝陵大都在丹阳，这是由于他们的家乡在丹阳。在陵区的总入口处竖立两座大型石刻麒麟以作标志，称为陵口。《乾隆丹阳县志》有比较明确的记载：‘梁时公卿谒陵，由方山下秦淮河达丹阳运河，经萧港口，直达庄陵、修陵、建陵……而于此河特置石麒麟二，以为标识，故名陵口。’陵口以内方圆约60公里的范围内，埋葬了齐梁两朝的帝陵11座。大体可分为南北二区，北区六座，南区五座。其中齐陵八座，梁陵三座。”（101页）
《全国重点文物大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0处）一书235页指出：“丹阳南朝陵墓石刻，在丹阳县境内已发现的主要地点有陵口镇萧梁河两岸、狮子湾、仙塘、前艾庙、金王陈村、烂石垅、三城巷、水经山村等八地十处。这十处陵墓主要是南朝时的齐、梁两代的帝王、帝后陵墓。其中有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齐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齐武帝萧赜的景安陵、齐明帝萧鸾的兴安陵、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梁武帝萧衍的修陵以及金王陈村、烂石垅、水经山村已无考失名的陵墓。（作者彭卿云、刘炜等，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穿越时空  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辛爱罡、张征雁、赵策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188页）记述：“根据文献记载，六朝帝后王侯陵墓共有74处，其中除12处葬地不明外，其余大部分均葬在南京及其附近。对于南京六朝陵墓，近代开始便有学者进行调查，其中最为完备的为30年代朱希祖、朱偰父子进行的调查，共发现陵墓28处。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发掘工作，查明地面有遗迹可考者为33处，分布在南京及周围江宁、句容、丹阳等地。这33处中，有名者26处，失名者7处。
《魏晋南北朝考古》（罗宗真著，中国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93～95页）一书中明确之至的写道：“南方六朝陵墓主要集中在南京地区（含江宁、句容、丹阳三地），以其独有的制度和风格著称于世，是代表当时历史文化、艺术的实物标本。从有关史籍得知，六朝陵墓，凡帝后王侯者共计七十四处，除十二座葬地不明外，余者绝大部分在南京地区。南京附近六朝陵墓的调查始于近代，最早当推清同治莫友芝的《金石笔谈》，其中所记不过八处。清朝末年，张璜《梁代陵墓考》中共记十四处，也包括了除梁以外的南朝各代者。1934年，朱希祖和朱偰父子等人调查，共得二十八处。1949年以来，经过考古调查，又增为三十二处，其中南京十处、江宁九处、句容一处、丹阳十二处。1949年以来，发掘的大型墓葬属于或可能属于陵墓的有八处，南京五处，丹阳三处。其中地面有遗迹的五处，无遗迹的三处。”在该书的续表四中，对丹阳境内的帝王陵墓一一详细地列出了这些帝王陵墓的所在位置分别为：齐宣帝萧承之永安陵，丹阳东北狮子湾；齐高帝萧道成泰安陵，丹阳东北赵家湾；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丹阳东北经山鹤仙坳；齐东昏侯萧宝卷或和帝萧宝融恭安陵，丹阳东北经山金家村；失名之南朝墓（可能为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墓），丹阳东北经山北麓；失名之南朝墓（可能为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墓），同上；齐武帝萧赜景安陵，丹阳城东戎家村三姑庙;齐明帝萧鸾兴安陵，丹阳城东萧德乡东城村；梁文帝萧顺之建陵，丹阳市荆林乡三城巷；梁武帝萧衍修陵，丹阳城东城村；梁简文帝萧纲庄陵，同上。
《寻常的精致》（杨泓、孙机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151页，）指出：“南朝的陵墓石刻，保留至今的遗迹分布在江苏的南京、丹阳和句容境内，其中南京的十七处石刻和丹阳的十三处石刻，都已在一九八八年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两地保存的石刻又各有特点，宋、陈两代帝陵石刻和梁代的一些王侯墓前石刻，集中分布在南京境内，而齐、梁两代帝陵石刻则集中分布在丹阳市境内。……丹阳南朝陵区，主要集中在距市区约五公里的荆林一带，那里由南向北排列有四座南朝帝陵，并都保留有石刻遗迹，它们分别是：齐明帝萧鸾兴安陵，陵前神道石刻仅存一神兽；梁文帝萧顺之建陵，陵前神道石刻保存较好，依次排列有神兽、方形石础、石柱和龟趺各一对；梁武帝萧衍修陵，陵前石刻仅存一神兽；梁简文帝萧纲庄陵，陵前石刻仅存一残神兽。除荆林一带集中分布的四陵石刻外以，还有七座齐代的帝王陵墓分散地座落在丹阳市境内，包括宣帝萧承之永安陵、高帝萧道成泰安陵、景帝萧道生修安陵、武帝萧景安陵和东昏侯萧宝卷墓，还有两处佚名的陵墓，可能分别是废帝郁林王萧昭业和海陵王萧昭文二人的坟墓，这些墓前都保留有石刻遗迹。”
《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刘庆柱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314页）记述了下列情况：“新中国建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东晋、南朝墓葬，其中至为重要的是帝王陵墓和大族家族墓，……东晋和南朝的帝王陵墓，分布在今天的南京附近和丹阳、江宁、句容一带，其中一些陵前的大型石雕还保留至今。……齐梁两朝的帝陵位于丹阳，在胡桥鹤仙坳、吴家村和建山金家村先后发掘了三座帝陵。
由此可见，经过对照古籍以及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丹阳境内的陵墓墓主是较为清晰的，不知道怪论的炮制者所称“丹阳陵墓墓主至今大多未能确定”的论据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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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家学者谈如何确认陵墓及石刻主人与丹阳的关系
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伯泉先生在《南京的六朝石刻》（南京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128页）中指出：“江苏省丹阳市境内的齐梁帝陵石刻现存11处26件，它们分布在丹阳市陵口、荆林、前艾、胡桥、建山和埤城6个乡镇，占地10余万亩，其中陵口镇萧梁河畔一对巨大的石麒麟为南朝齐梁帝王陵区的入口标志。这些石兽无疑是齐梁皇帝埋骨桑梓、聚族而葬的见证。”
《中国帝陵》（王重光、陈爱娣著，1996年7月出版）对丹阳境内有关陵墓的发掘清理及研究认定情况有着较为详细的介绍，现选辑如下：“南齐的帝王陵墓，已发现和发掘清理的共七座：泰安陵、永安陵、景安陵、修安陵、兴安陵、恭安陵及萧宝卷墓。……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在今丹阳市胡桥镇吴家村，当地俗称“皇坟山”，……泰安陵墓冢高出地面8米，长30米，宽28米，夯土筑成，坐北朝南。陵前有石雕天禄、麒麟。墓室构筑雕饰华丽。地宫平面为‘凸’字形，用青砖砌成，前为甬道，后为主室。甬道内设两重石门，外砌三道封门墙，石门的柱、额、坎、扇、杠，均采用玄武岩雕凿而成，门额上浮雕人字拱，周围刻有龙凤图案。墓室呈长八角形，两壁砌有棂窗、灯笼，饰有彩绘和砖印壁画，内容为‘羽人戏龙’、‘戏虎’、‘竹林七贤’、‘车马出街’等，将墓室装饰得富丽堂皇。泰安陵曾多次被盗，出土文物有随葬的石俑、石马及彩绘陶俑等。……修安陵遗址位于胡桥镇北仙塘湾，仅存陵寝独具豪华，陵前二石兽是南朝陵墓中保存较好的一对。……修安陵地宫于1967年由南京博物院清理、拆除。该墓早年被盗，破坏严重，但仍可见地宫设计严谨，布局规整，建筑奢华。全墓采用330种不同形制的十万余块砖砌成。地宫由封门墙、甬道、墓室和附属建筑四部分组成。长方形的墓室，高4米多，长9米，宽5米。墓室四壁镶砌大型砖画，尤以‘羽人戏虎’的壁画保存最好。羽人呈舞蹈状态，面向双翼腾飞的猛虎，呈现一派仙人戏虎的仙境情景，极富想象力。南朝陵墓石刻壁画，所表现的兽类，均雕饰绘画翅翼，这是南朝帝王崇信佛教，企望飞升‘羽化登仙’思想的反映。……1968年，南京博物院在丹阳市的胡桥乡和建山乡，发掘清理了两座南朝墓葬。两座大墓早年均遭破坏，随葬器物被盗掘一空，清理前墓室已暴露在外。两座墓葬的结构、壁画都大致相同，都属于南朝萧齐时期的墓葬。从墓葬的规模、壁画的内容、墓内的遗物和聚族而葬的关系来分析，符合当时的陵墓规制，显示着死者生前的帝王身份。”（137页～139页）
《文物》杂志1980年第2期（9～10页）刊登了南京博物院的署名文章，对1968年8月、10月在当时的丹阳县胡桥公社宝山大队吴家村及建山公社金家村清理的两座大型墓葬的发掘研究情况进行了披露，有关内容摘录如下：“丹阳古称南兰陵，是南朝萧齐的发迹的地方。萧齐一朝先后有七帝：高帝萧道成（427年～482年）、武帝萧赜（450年～493年）、前废帝郁林王萧昭业（473年～494年）、后废帝海陵王萧昭文（480年～494年）、明帝萧鸾（452年～498年）、废帝东昏侯萧宝卷（482年～501年）、和帝萧宝融（488年～502年）。再加上高帝追谥其父萧承之为宣帝，明帝追谥其父萧道生为景帝，计九帝。他们死后，大都葬在丹阳。过去有人根据文献记载和地面石兽遗物，对丹阳的七座陵墓作过调查和考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属‘可以肯定的’，计有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武帝萧赜的景安陵，明帝萧鸾的兴安陵，共五座。其中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已经发掘，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另一类属于‘未加肯定的’，计有前废帝郁林王萧昭业和后废帝海陵王萧昭文两座墓。据《南史•齐本纪》记载，此两人为哥弟俩，各在位仅一年。因家族内部倾轧被杀。前废帝郁林王萧昭业传中有‘葬以王礼’记载，据此推测后废帝海陵王萧昭文的墓也大概如此。现经山东南的两座失名墓前的石兽都作辟邪，而不是作麒麟，正符合‘王礼’葬制，而且地望相近，可证为萧昭业、萧昭文兄弟的墓葬。剩下两座陵墓，即废帝东昏侯萧宝卷的陵寝和和帝萧宝融的恭安陵，文献失载，当时陵寝的地面又无石兽可查，或石兽淹没在水塘中长期未为人们所注意。”文章还进一步列出了四项理由：“1、从墓葬规模看，它符合当时陵墓体制。近年来，我们在南京、丹阳一带相继清理发掘了四座可能属六朝时代的陵墓，有南京富贵山东晋恭帝的冲平陵、丹阳胡桥仙塘湾齐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南京栖霞山甘家巷梁安成康王萧秀墓、南京西善桥油坊桥陈宣帝的显宁陵，与这次发掘的两座墓葬比较，不仅结构相同，而且规模相当。同时,与《建康实录》中列举的六朝陵墓规模相比较，也大体相当。建山金家村墓前的一对石麒麟，更是证明。2、从墓壁画看，不论是甬道口或石门额上的龙凤彩绘和雕刻，还是砖刻壁画‘羽人戏龙（虎）’和‘车马出行’画，都反映了墓主的封建帝王的身分。封建社会里‘龙’是皇权的象征，只有帝王死后才有‘升天’，并在天帝左右的资格。……《太平御览》引崔豹《古今注》中说：‘雉尾扇起于殷高宗……，汉朝乘舆服之，后以赐梁孝王，魏晋以来以为常准，诸王皆得用之’，说明皇帝和诸王才能使用。此外，甬道中的狮子、守门武士等等，无一不是陵墓体制的表示。3、从墓内的遗物看，所见石俑，有的作执剑的武士，有的作握笏的文臣，陈列于墓室前沿，形体之高大，正反映与死者是属君臣关系。同时，亦是后期宋、明陵墓前巨型翁仲之前驱。4、从聚族而葬的关系上看，当时盛行聚族而葬，除齐武帝萧赜的景安陵在县东十六公里戎家村北和齐明帝萧鸾兴安陵在县东十余公里的三城巷外，余七座均在胡桥、建山一带，形成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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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专家学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丧葬习俗以及帝王葬制的研究定论来确定丹阳陵墓的属主
1、魏晋南北朝时期丧葬习俗的基本特点是归葬。《中国风俗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第八章“丧葬风俗”（作者张承宗、魏向东，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363～364页）中在“归葬”一节作出了这样的叙述：“中国人向来重土安迁，对故乡有深厚感情，所谓‘叶落归根’、‘狐死首丘’就是这种感情的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天灾人祸交相侵逼，人民死于战乱、抛骨它乡者不知凡几，于是将客死他乡的亲人尸骸迁回故乡重新安葬的归葬习俗就盛行起来了。……《颜氏家训•终制第二十》云‘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以为先世之耻。”《魏晋南北朝生活史》（作者朱大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286页、298～299页）对此表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繁的时期，客死他乡之事因人口流动也屡屡出现。因此，人们思乡的情感表现得特别强烈，归乡葬因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自东晋以后，南北分隔长达几百年，南迁之人还乡无望，只好安居侨州郡县，认他乡为故乡了。……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刘裕实行土断时上疏说：‘所谓父母之邦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终焉，敬爱所托耳。今所居累世，坟垄成行，敬恭之诚，岂不与事而至？……南迁之人在还乡无望的情况下，世世代代将自己葬在侨居之地，这可视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还乡葬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如果侨置郡县对一般人来说表现了家乡观念，那末对士族门阀来说则表现出地望观念，……南迁的北方大族人虽然离开本土，但标志自己身份的地望绝对舍不得丢掉，他们在江左侨立郡县，以本土命名，也正是上述心态使然。上述家乡、地望观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还乡葬的心理因素。在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下，这种心理表现得更加强烈，除了因人为或社会等原因使归乡形象受到阻碍外，只要有可能，客死他乡者一般都归葬于生焉终焉的家乡。”《中国丧葬史》（作者徐吉军，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315页）第五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之“归葬习俗的盛行”一节中写道：“所谓归葬，就是将客死异乡的尸骸迁回家乡葬埋，这一习俗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以，在历史典籍中频频出现了帝王家族归葬的记载，如：“高昭刘皇后，讳智容，广陵人也。……宋泰豫元年殂，年五十。归葬宣帝墓侧，今泰安陵也。”（《南齐书•列传第一 皇后》）（梁 萧子显著，中华书局1972年1月出版，390页）“建武五年，高祖为雍州刺史，先之镇，后乃迎后。至州未几，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阳官舍，时年三十二。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梁书卷七•列传第一  高祖郗皇后》唐 姚思廉著，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157页）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朝廷的罪人，当时还以不许归葬作为一种极其严厉的惩罚手段。如“诏责袆，逼令自杀……，即葬宣城。”（《宋书  卷九十七  列传第三十九七 文五王传》梁  沈约著，中华书局1974年10月出版，2042页）“（上）逼令（浑）自杀，即葬襄阳，……大明四年，听还葬母江太妃墓次。”（同一版本，2043页）
2、豪门大族及帝王家族盛行聚族而葬。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先生是国内魏晋南北朝考古专家，参加过国内大部分南北朝时期墓葬的发掘与考古工作，他在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上发表的论文《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综述》（《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中国考古学会编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361页）、《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83页）、《魏晋南北朝考古》（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97页～98页）等著作中对当时的皇族“聚族而葬”有着相同的定义：“帝王聚族而葬的说法，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也可以找到证明。例如《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夹石，子良临终望祖硎山，悲感叹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请葬兹地。既薨，遂葬焉。’萧嶷、萧子良、萧长懋叔侄三人按家族身份葬在一起。现从调查和发掘得知，南齐、萧梁两朝由于帝王的家乡在丹阳（当时称南兰陵），故齐梁诸陵大都在丹阳，亦成组族葬在一起。特别是丹阳陵口的大型石刻，标志着皇陵族葬之区的总入口处。《乾隆•丹阳县志》：‘梁时公卿行陵，由方山下秦淮河达丹阳运河，经萧港口，直达庄陵、修陵、建陵，……而于此河口特置石麒麟二，以为标识，故名陵口。’这就是有力的证明。”《魏晋南北朝考古》98页中例举了南京考古发掘中的一个个案：“我们在甘家巷为配合基建工程所发掘的六朝墓群共三十八座，其中4号墓、6号墓、30号墓为梁安成康王萧秀和他的家族墓。在此范围内（包括直达墓前1000米的石刻处），并无一个同时代的其他墓葬，而且在栖霞山到太平村的10平方公里范围内，竟有九座梁代王侯墓。再参以南京颜氏、王氏墓群和宜兴周氏墓群的例证，很明显地说明六朝时期世家大族亦多实行族葬。所以聚族而葬到了六朝，已经形成制度，这不仅反映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选择墓地的‘风水’之术的严格，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于营葬的处理也有严格的界限。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制度所决定的。”《南方文物》杂志1999年第4期刊登王志高撰写的《南朝帝王陵寝初探》还揭示了族葬的南朝帝王墓群的一个有趣现象，即“六朝时期世家大族墓地内长幼尊卑前后左右之排葬次序，据研究一般遵循长者尊者居右居前或居中规律。对南朝帝王陵墓来说，无论是陵区内各陵之间，还是每个陵园之中主从墓之间，则以长者尊者居右为主。例如梁建陵、修陵、庄陵从南至北按规律排列，修陵在庄陵之右，建陵又在修陵之右，毫不紊乱。萧秀墓、萧宏墓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的家族墓都在主墓左侧偏后的地方，主次分明，排列有序，显示出死者生前的长幼尊卑关系。”（71页）
3、讲究堪舆及风水之术。《中国历代帝王陵墓》102页指出，六朝墓地选择受相墓术、堪舆术影响，讲究‘望气’、‘风水’，一般要背依山峰、面临平原，方向则视当地的山水形势而定。陵墓都建在山麓、山腰和山上，有向南的，也有向北和向东的，没有一定的规律。陵前的石刻则在平地上，与陵墓有很大的距离，往往不在一条中轴线上，神道也呈弯曲状。”罗宗真先生在《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综述》一文中论述：“古代堪舆之术，《后汉书•袁安传》记载，‘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晋以后此风大兴，帝王尤信，即一般士族亦起而仿效。从已见的文献资料分析，所谓‘望气’、‘风水’之说，即指此术。主张葬地以‘背依山峰、面临平原’，即所谓‘山冲’之地为最佳。现已发掘的六朝大墓，其地势无不符合这样的规律。”
4、等级森严。汉末的世族门阀等级森严，到了东晋南朝到达高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情况在墓葬中也得到了反映。雅俗中国丛书《古墓》（宋航著，重庆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67～68页）“在南朝陵墓石刻中，天禄与麒麟仅见于帝陵，辟邪则专用于诸侯王墓。……南朝墓前石刻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内，以丹阳、南京两处居多。俗话说：‘丹阳的麒麟，南京的辟邪’。这指的是丹阳的萧氏家族成了齐、梁两代的帝王，死后葬在丹阳，按帝陵礼制，镇墓神兽为天禄、麒麟。而南京多为齐、梁两代的王侯墓，其陵前镇墓神兽为辟邪。所以，天禄、麒麟成了丹阳的象征，辟邪则为南京的象征。”王志高在《南朝帝王陵寝初探》指出：“从考古发现，南朝陵墓无论是陵园的规模、神道石刻的种类大小，还是封土的高低以及玄宫建筑结构等都有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明显反映墓主生前身份的等级区别。帝后、王、侯墓葬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界线，很少有僭越的现象。”（71页）《文物丛谈》（作者孙机 杨泓，文物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一书在“造型艺术 中国画像砖艺术的轨迹”一节中这样写道：“据考证，丹阳的几座嵌砌拼镶砖画的大墓，都是南朝诸代的帝陵或王陵，可知这种造工精细的大型拼镶砖画大约只是帝王勋贵才能享用的高级艺术品。不过那些由三、五块或七、八块砖拼成的小幅砖画，可能就较为普及了，分布的范围也超出首都建康（今南京）附近地区，例如在江苏常州戚家村发现的一座六朝晚期砖墓中，就有由七块砖拼成的青龙、四块砖拼成的神兽和飞天、三块砖拼成的朱雀等小型砖画……”。（355页）

典藏丹阳

五、国家文管部门及地方政府对齐梁皇帝陵墓石刻的认定及管理保护举措
建国以后，国家文物管理部门及地方党委、政府对丹阳境内的齐梁皇帝陵墓和石刻的认定、管理和保护工作是十分重视、贯穿始终的，现举数例证明：
1950年11月21日，苏南行政公署转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函，“为保护南京、丹阳两地六朝陵墓遗物，请在进行土改时，将各文物周围十尺地划归国有，禁种水田及掘造沟渠，以资保护”。
    1956年9月24日，丹阳县修复前艾、三城、陵口等3处六朝陵墓石刻的工程，全部按照江苏省文化局的要求，重新做好混凝土基础，配上放置石兽的石架，用起重机起吊，安装扶正。
1957年8月30日 ，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丹阳县境内的六朝陵墓石刻11处、古墓葬群和艺术建筑各1处，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11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丹阳召开六朝陵墓石刻艺术讨论会，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参加会议。认定六朝帝王陵墓在丹阳境内的有8处，齐、梁两代均有，为全国独有，价值难以衡量。会议提请国务院将该处文物升格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公布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丹阳南朝陵墓石刻11处、26件被列入其中。
1989年，国内考古专家在丹阳荆林三城村对部分南朝陵墓情况进行勘查。
1992年4月16日，丹阳南朝陵墓石刻保护规划论证会在丹阳召开，中国文物学会会长、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建筑规划专家郑孝燮，南京博物院院长梁伯泉、魏晋南北朝史考古专家罗宗真以及镇江市、丹阳市领导，省市文化部门领导48人参加。
1996年9月，中共丹阳市委命名全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和影视教育基地。丹阳南朝陵墓石刻、总前委旧址、丹阳革命陈列馆等被列为第一批教育基地。
是年11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明确将句容市石狮乡南朝梁南康简王萧赜墓石刻并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丹阳南朝陵墓石刻。
2002年4月，配合西气东输工程，丹阳市文化局、镇江市博物馆联合对三城村齐梁陵区约4万平方米地区进行考古勘查。发现古文化遗址1处，古墓葬11处，墓葬排水设施2处，出土精美玉器、石器10余件。
2006年10月8日，丹阳南朝陵墓石刻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大遗址文物保护规划项目。
2009年10月，丹阳市斥巨资9000万元打造的天地石刻园工程项目开始招标，该项目位于泰山水库北侧半岛，毗邻齐梁皇帝陵墓。工程完工后，3000余座历代石刻精品将永久扎根于此，世世代代与帝陵石刻长相厮守，交相辉映，成为“荟萃中华历代石刻、展示中华石刻文明”的艺术殿堂。
11月13日，丹阳市委、市政府颁布《关于成立丹阳市齐梁文化与开发利用领导小组的通知》；同日，市委办公室发出《关于印发〈丹阳市齐梁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行动计划方案〉的通知》，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到具体部门；11月16日，中华齐梁文化旅游区揭牌仪式暨天地石刻园建设工程奠基典礼隆重举行。这一重大举措标明，丹阳的政府和民众对列祖列宗的宝贵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与时俱进，美好前景令人心驰神往。
11月28日，丹阳市萧氏宗亲联谊会正式成立，北京中华萧氏宗亲联谊会理事长萧启宏及《中华萧氏报》总编萧华发来贺电，表示热烈祝贺。萧启宏在贺电中指出：“欣闻帝陵圣地、齐梁萧氏故里同仁于11月28日正式成立萧氏宗亲联谊会，此乃我萧氏精神生活、文化盛典之禧。”“宗亲联谊会成立，要为海外萧氏寻根问祖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齐心协力弘扬萧氏文化，把萧氏龙飞之地暨帝王陵寝建设成全体萧氏的圣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有关正史和志书典籍对齐梁两代皇帝的归葬情况记撰是准确无误的，经过当**古学家以及历史学者对南京、丹阳两地的部分帝陵发掘以及与相关典籍的研究对照印证，可以确认史籍对齐梁两代皇帝的落葬之处记载也是基本正确的。丹阳是萧氏皇族的龙兴之地，亦为他们的族葬之处。齐、梁两代皇帝虽然因政权更迭而交恶，但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宗亲关系以及桑梓故里的认同。铁证如山，如果有人再无视事实真相，继续蓄意制造伪证和赝品，那么他不是浅薄无知便是别有用心，无论是出于前者或是后者，如此“研究成果”还能令人信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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