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震撼》之随想三：“中国模式的双八理论”是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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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震撼》中，重点论述了“中国模式”的八大特征及其背后支撑的八大理念，意思让人们从一些方面着眼看到中国崛起及中国模式，并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①八大特征：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②八大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

根据草民观察，八大特征如果在1840前后谈，也照样的合适，那时候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疆域大国、文化大国、独特语言、独特政治、独特社会、独特经济。这八大特征只是在最后三点上，与当年有点点区别之外，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这八大特征如果来概括现在印度的国情，也照样的可以使用。这八大特征就是对中国现世现状进行了一种视角的描述，如果可以，那我们还可以加上两个特征，就是“多民族”“不团结”“汉民族已不纯种”。

关于八大理念，我更不能认同。先说实是求是，中国文化对“实事求是”有着天然的一种否定，看看我们历史上的文化，感性多于理性；从远的看，“指鹿为马”在历史上是活生活地存在着，而且这种的闹剧发生的频率、广度都值得人们研究与注意；从近的来看，“大跃进”时期，“亩产万斤”、“五年赶英十年超美的目标”让我们民族遭受了什么？毛先生对“实事求是”解释得最透彻，他实事求是了吗？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一些科学刊物上撰文论述“亩产万斤是可能的”，后来在《人民日报》上都有所登载，作为一个科学家都这样地实事求是吗？2008年汶川发生了那样的地震，可是在新闻里我们照样可以看到粮食的增产……现在每一次报出的矿难事故与重大事故，死亡人数都让人产生太多的猜疑与联想，这样的现实，张先生拿什么让我们相信“实事求是”可以成为我们现在的理念。

社会主义在十八世纪被实践证实是行不通的，而后给它一个定义为“空想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后半期，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果实行社会主义，那命运注定必然破产或是国家陷入绝境、人民生活陷入极大困苦之中。在最后危机时刻，还是我们的邓先生先生，果断地转向资本主义，只是考虑到在意识与各种国内外的形势，提出了“特色社会主义”，实是推行资本主义；1991年左右，又有计划经济的恶浪扑来，邓先生再次提出“谁不改革谁下台”，让许多极左人士在行动上有所收敛。回头看，我们的先贤或是一些仁人志士太想让中国变好了，又没有实事求是地辨别哪条路是中国该走的路，是在封建复辟与外强入侵中引入了“社会主义”模式，可是结果又被现实证实是行不通的。最近听说，古巴开始改革了、北韩也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了。

关于第二点：民生为大。想想看，世界上只要是发达的国家，哪一个不是以“民生为大”？美国中坚伟人林肯先生就说过，“民有、民治、民享”思想，并践行。我们的国父孙先生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就提出平均地权，意思就是“民生为大”，而后发展成了“三民主义”之一“民生主义”。民生主义难道不比“民生为大”的提法更科学与合理吗！想想看，世界上发达的国家，社会福利极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不是为了民生吗？？举个例子，日本发生福岛核泄漏，首相忙疯了都还被指责照顾百姓不及时；几年前台湾八八水灾，马政府被人批评救灾不力；小布什政府多年前因为飓风袭击美国东南部也同样被民众批评……许多时候也会真诚地道一句歉呢？我不知道张先生这句“民生为大”是与谁比较的结果！根据草民观察，他是与一些意识形态有问题、君主专制的非洲部落等不具备现代国家意识的“专制极权”组织相比的结果。如果张先生如此选择参照系，那张先生不如拿黑帮或是流氓组织作为参照系，更加有说服力。

再看看张维为先生列举的3、4、5、6、7几点没什么可以去理论的，完全可以看成“自说自话” ，十分地不“实事求是”。关于第三点：整体思维，如果回归帝专权，天下事，一人作主，那我们国家就更具备整体思维。当我们去观察其他民治法治国家时，也看到了正常的整体思维，如美国全球布军，各方协调配合;欧洲联盟那么多小国联合起来，一些小国都有欧洲共同体的整体思维，这根本不值得去述说。关于整体思维，与孙逸仙先生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有关，我们的国家意识并不十分地强或是天生有缺陷，如果出现与外国交兵，相信会有大量的汉奸与叛徒不断涌现，且出现内部极端的不团结。这就是我们缺乏一个“科学的民族主义”，即正确的国家意识。如果这个国家意识确立了，整体思维就是正常的。

关于4、5点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此二点完全可以并到一起。西方思潮给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草民在中学阶段认识到这一结论的重要性：“政府是不能没有的坏东西”，而张先生在此却给出一个对的结论，必要的恶与必要的善都是对“政府”的描述，都没有错误，善与恶仅是一体的两面，如同人性本恶与本善都不正确与都不错误一样。关键点在于让人们意识到政府不能没有，因为无政府社会会陷入混乱，民众生活会陷入无序状态，所以一定要有政府。如果从善的角度来考虑，那就是传承了我们对官员寄于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思想，也让我们对“包青天”的存在，“正大光明”的存在有着天然的亲近。其实，如果从恶的角度来观察，我觉得更为的科学，“权力就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哲学家给出的结论；如果我们用恶的一面来看政府，那我们看看要像防坏蛋一样防着它，防止它借助权力进行“官商勾结”“公车私用”“公权滥用”等，让它像贼一样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一般情况下不敢“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置民意于不顾”,除极个别的外，不存在制度性腐败（南京一官员在牢里大呼冤枉，“他是送给我坐的位子的，谁坐在这个位子，送给谁，傻瓜坐在位子送给傻瓜，不是送给我的），而在政府官员在获得必要的荣誉与薪水之后，不会轻而易举地干坏事，从而让政府变得清廉，从而更好地实现良政。当比较民主政府、威权政府、专制政府孰优孰劣时，它们各有利弊，但综合起来看，从当前时期去看，民主政府应该得分最高一些(当前菲律宾民主进程还在进步中，不能定论或是定性，以此来否定)。可是，张先生更愿意地从善的角度来理解，而还给出一个判决性的论述：即无论何任何政府，只要是良政就是好政府，其实这句话等于没讲，就像去问一个人：什么样的政府是个好政府；答案是，好的政府是好政府。这样的逻辑简直是把读者当混蛋当白痴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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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六点与第八点再分别说一下，第七点作者是在凑特征，没有实在的意义。关于第六点，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我们应该抛弃的观点，因为这是封建残余思想，是与现代文明相矛盾的观点。在封建时期、在君主专制时期，都可以这么讲，可是在现代文明国家不可以这么讲。这个国家属于全体国民的，哪怕他是一个乞丐或是一个罪犯，他都有份，不存在谁得天下的事实。掌握公权，是靠民众的推举与信赖才得以实现。张先生所讲的是“谁得民心，谁得天下呢”？只有他自己清楚，他的这个说法还是有违我们现行的1982宪法的。可以这样讲，中国优秀的人才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可以为中国人争光、为中国人谋幸福，他可以在民众的监督下暂时掌握公权，并行使权力。扩展一点讲，只要是维护中国的利益与牢记中国人的福祉，并致力于中国的发展与建设，哪怕他来自其他国家，他完全也可以像中国人一样为中国作出贡献。作者的这一思维定势是可以理解的，是我们传统糟粕文化在他脑海中的留下的深深痕迹，可也是我们没有过分关注的“犬孺思想”在作宠。



关于选贤任能，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做得不错，特别是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使我们国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文官选拔体系，可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弊端显示出来，而我们的被理想主义冲混头的决策者们，却在那样的年代给无情地废除了。当年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在总结维新变法时，指出了维新变法一个重要的成就，那就是废除科举，可是我们的思想家胡适先生给予了理性的判断，即“梁先生指出废除科举是维新变法最大的成就，实则废除科举是维新变法是最大的错误，在没有比它好的文官选拔方法之前，它是最好的方法，它的弊端可以不断地改进、修补、完善；不应该这样一棒子打死”。想想看，废除科举了，那我们如何进行选拔政府工作人员呢？靠上级的慧眼识珠？靠手段、靠关系、靠自己的早期功劳、靠请客、靠送礼、靠拼爷爷与拼爹、靠用枪把自己的上司干掉而自己得到升迁（上个月，朱总理在自己的书中提到过杀人升官的恶性事件）。作者凭什么可以说，我们国家的机制是选贤任能呢？我们邓小平先生认识到，文官选拔机制需要快速建立，于是向西方学习“公务员考试”，而后颁布《公务员法》及各种条例（在1989年2月，国家人事部、组织部发出通知，决定从1989年起，我国国家行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将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目前，我们的公务员选拔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人设岗”“官二代”“突击提拔”“任人唯帮”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在向不断地完善与前进。而且，在提拔机制上存在着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监督与制约机制不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利他主义出发建立的（我会抽时间专论）。张维为先生对此论述，举荐与任命的优势远大于单一举荐的优势，本草民极不赞同；在偶尔读到一些专著时，也知道最为公平的民主举荐也不一定会选到最合适的人选，也存在许多的问题，但那种方法目前应该是相对不错的方法。



关于第八点，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在《中国震撼》里，本人清楚得记得，张维为先生比较了中西文化在这方面的不同，特别指出了“中国文化重视天人合一，重视和谐；西方文化重视斗争，重视矛盾”（非直引，而是意引）。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来谈，人在不同时候或是不同场合，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面来，人是个多面体；人在许多时候都会前思后想或是百思不得其解，做着各样的思想斗争，如何决断；如一女子选择男朋友，是选择A还是选择B，好不矛盾。相信这是最基本的人性问题。说中国文化重视天人合一，重视和谐，难道西方文化不重视天人合一与和谐之道吗？西方的人居环境与思维宗教进入天国（自然），西方诸多科技工作者很早地进入太空，与天融为一体，难道不是天人合一吗？我们仅是在脑海里给一个意念，就是一定是天人合一吗？？谈起斗争，这是人最为本性的东西，如何淡化才是正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提到“现代文明社会，武力形成的权力并不合法”，就是一种倡导的声音。观察西方社会史与东方的社会史，哪里不是斗争层生与头颅漂柱。熟知中国上下五千的朋友更可以知道我们历史上腥风血雨的战争、宫庭斗争等，罄竹难书不胜枚举。而英国自1215年6月15日——英格兰国王约翰被迫与国内贵族签订《大宪章》，其后国内发生了多少战争与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及无辜生命的丧失？美国自颁布1787宪法，日本自19世纪末明治维新后，国内进行了多少的战争，给治下的民众带来多少的创伤？与中国近百年来相比，是不是中国人最积极地斗争呢？在一个时期，“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天斗其乐无穷，与人天斗其乐无穷”，“中国有几亿人，不斗能行吗”；儿子殴打父母、妻子揭发丈夫、情人出卖女朋友、老朋旧友之间相互的倾轧……不仅把社会秩序几乎弄得惨不忍睹，连人伦秩序都弄得鸡犬不宁。这一切的一切，你能说是马克思先生阶级斗争哲学在中国得到彻底的发扬吗？这里面没有中国人喜欢内斗的“光荣传统”与文化基因吗？？所以，张维为先生这个观点，从人性方面解读，那是不科学的；从社会实践解读，他读到的是误区或是不了解历史为何物。



随想到这，没有系统或是数据化地去分析张维为先生〈中国震撼〉里八大特征与八大理念的错误与认识的不足，或是根本不成立，仅是从一点常识来给予了分析。就是从这样的常识来分析与判断，这两个“8大”，就是四个零圈组织的东东，利用四个零圈去圈住一些认识水平处在一个初级班的读者而已，而圈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罢了。



另外，张先生书名为《中国震撼》，其实他是谦虚了一下，真实的意思与该书的意思是“中国震撼全球”。我觉得“中国一时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值得肯定，但是，中国是不是能持续将这种格局扩大、稳定下来等存在着问题；中国崛起不仅是误读，而是不会读，是从“诗经”里读出“基督”的读法；中国模式是一个伪命题，而支撑这个伪命题也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或是根本不成立的理论；关于西方困境之一、之二、之三，相较于中国的困境而言，中国的困境更让人担忧，中国的明天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我们是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萧若秋

建议木材兄弟简短一点，观点就更明确，读者更容易接受

筠之

木材先生的文章，总是很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