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女作家萧红的沦陷与疏离（文摘，有删节）

保罗

作者：沉静
1941年12月，女作家萧红(1911—1942)在香港病重时，对陪伴她的骆宾基讲了个故事：王大妈在外孙女的万花筒里看到自己和女儿的人生轨迹，那样美丽而迷幻，可事实是她们一个接一个过着劳碌而麻木的日子。窥见这一切的王大妈活不下去了，灰心而死。
这是萧红最后讲述的关于宿命和追寻的故事，是电影《黄金时代》中没有却很重要的细节。
火烧云栽进大泥坑
当萧红还是花季少女张乃莹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她的万花筒，她是为了爱和自由的永恒憧憬而出走的黑龙江呼兰县的娜拉。
汤唯有着女演员历练成熟的均衡感，但至少1930年19岁的张乃莹仅仅是个东北偏远小城的土妞傻妹，那种让人替她捏把汗的懵懂、稚拙、莽撞是装不出来的。看她逃婚在北平(北京)女师附中读书时的照片，剪短发，穿西装长裤，像个小伙子。猛、楞、倔，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无畏的奋勇。
她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是与祖父相伴在后花园玩耍的日子。1919年五四运动时，才8岁的乃莹就死了母亲，言传身教的传统女性参照样板缺席，又与娶继母的父亲冷淡疏远。念初中时，她看了鲁迅、茅盾、美国作家辛克莱等人的作品，深受新思潮的影响。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的娜拉一度成为女权主义的代言人，全国各地涌现了反抗包办婚姻、寻求妇女解放的新女性。北平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庐隐、石评梅、冰心、凌叔华、丁玲等女作家闪耀文坛，大学解除女禁，北大、北师大人才荟萃，令聪颖好学的她心驰神往。
这位地主家的女儿已由父亲做主许配给小官僚富商之子汪恩甲，但能带她奔向新世界的表哥更让她心动。她想退婚到北平读高中，父亲坚决反对，汪张两家正在筹备婚事。除了尽早嫁人，身为有名望的乡绅、呼兰县教育界头面人物的父亲，并不觉得能写会画的女儿有培养才艺的必要。汪恩甲相貌堂堂，以未婚夫的身份常去女校看望乃莹，乃莹还给他织过毛衣，算是两情相悦、门当户对的好姻缘。订了婚还这么不安份、异想天开，不像个大家闺秀的样子，到北平不知要惹出什么有损张家清白门风的事来。父女俩同样倔强，越是压制，越是激起强烈的逆反。
在五四话语里，充斥着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妖魔化，这种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的偏激思维方式极具煽动性，什么“吃人的礼教”、“三纲五常之祸，四维八德之毒”、“家庭是万恶之源”等等……自由恋爱的新风尚使无数传统家庭遭遇前所未有的“地震”。五四白话文小说把家族内部矛盾，归结为新旧两大阵营的对立冲突，老一辈专横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所有不幸的制造者;年轻一代叛逆者与父辈彻底决裂，“冲出家庭牢笼，砸碎千百年的封建枷锁”，才能获得新生。
时代风暴的罪与罚，体现在这个任性的“二”姑娘身上。以极端自我的激烈和决绝，不计后果地一个劲儿地往外冲，步步惊心，险象环生。惊世骇俗，声名狼藉。
张乃莹追随已有妻室的表哥陆哲舜到北平求学，逃婚私奔犹如重磅炸弹，在呼兰小城掀起轩然大波。张、汪、陆三家声名扫地，父亲张廷举因教子无方被解除了省教育厅秘书一职，兄弟姐妹因受不了同学嘲笑而纷纷转学，全家被迫迁往阿城乡下。
在家族经济制裁和强烈谴责下，上大学的陆哲舜决定妥协，乃莹不愿意又怎样?未婚夫汪恩甲寻踪而至，不得不折翅而归。乃莹想：鼓励她逃婚的表哥还不如汪恩甲呢!
虽然乃莹与表哥租小独院各处一室，但在唾沫横飞的私奔传闻中早已身价大跌。汪家无论如何也不接受这个不守妇道的儿媳。乃莹状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为维护校长哥哥的声誉地位，当庭承认是自己要解除婚约的。官司败诉，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不甘放弃学业，她再次离家跑到北平，还是没钱撑不下去，又被汪恩甲领回。在乡下被软禁半年后，她藏身在运往城里的白菜车上，第三次逃离了老家。父亲对这个大逆不道的女儿彻底失望，盛怒之下断绝了父女关系，开除了她的族籍。流落街头，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张乃莹与汪恩甲同居。她曾经那么反感汪恩甲抽鸦片，如今两人一起吞云吐雾。坐吃山空，欠下旅馆600元，汪恩甲回家拿钱，却一去无踪，音信全无。
这个出不去、回不来的娜拉，一连串的折腾，悲催到不仅求学梦碎，还挺着孕肚惨遭遗弃，差点儿被旅馆老板卖到妓院以身抵债。这朵被时代点燃的火烧云一头栽进污浊的大泥坑里，这是她初涉人世的一大陷阱。她病弱的身体、神经质、自卑抑郁和怨毒，都是那个时期留下的后遗症。
辗转飘零的奇葩
危急中投书报馆求救，前来探望的编辑萧军被她随意涂抹的图画、双钩字体和诗句打动，一个讲述落难经历的奇特孕妇，一个习武弄文的粗犷东北汉子，天雷勾地火，他们不管不顾地热恋起来。一场大洪水帮她乘机逃出旅馆，让欠款逼债泡汤。无钱交住院费，萧军用拳头逼着医生救产妇。两人在艰难中相依为命，一起吃黑面包就盐，拿着三角琴在街头且弹且唱，萧军带她接触左翼文人并开始写作。她的散文集《商市街》细述了这段饥寒困苦又相濡以沫的日子。在鲁迅的提携下，1935年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出版，于是有了文坛“二萧”。
然而，好景不长，一开始的吸引力变成后来的杀伤力。主张“爱就爱，不爱就丢开”的萧军恋情不断，让乃莹的“心浸满了毒汁”。这位新青年对吃起醋来比普通人尤甚的新女性也倍感失望。当张乃莹成为萧红，萧军受不了自己的女人才华在自己之上，不仅出轨，还动辄家暴……
鲁迅很赏识萧红，不乏拔高溢美之词。在上海有段日子，她天天跑到鲁宅。有时竟上午去，下午还去，聊到深夜12点，让许广平不胜其烦。鲁迅呢?那边由原配夫人朱安当婚姻墓穴里的活死人，这边是同居的女学生从红玫瑰变成了饭黏子，像女佣一般照料自己的饮食起居，同时他也享受并宠惯着萧红的“打扰”和撒娇卖萌。是恋祖父情结作祟?骨子里的臭味相投?(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隐现着暧昧情愫。)为摆脱感情困扰，1936年7月，萧红到日本呆了半年。
与唯一给她名份的端木蕻良婚后也渐生嫌隙，身怀六甲的萧红独自辗转在战火中的武汉;在香港，守护萧红病榻旁的是她弟弟的同学骆宾基，端木失踪了十多天才回来。
毕竟两度怀着前任的孩子跟后任结合，如此有悖于常理的荒诞奇葩，期间的尴尬窘迫屈辱，只有自己体会最深。一开始就是负数，处于劣势，是被动不平等的，怎能成赢家?离经叛道，一步步陷入困境，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数去抓住一个个男人——她的救命稻草。把所有的赌注都完全押在对方身上，利用加依赖，感情中掺入太多杂质。过了“非常之时，非常之情”，就不堪重负。
因爱“重生”的勃朗宁夫人吟唱出不朽的诗篇，而绯闻缠身的萧红却很少写爱情。《生死场》中的荒蛮肃杀，尤其是令人惊骇的分娩描述，源于她自身的经历。未婚先孕，没有正常婚姻保障，屡遭背叛遗弃，认为这辈子做女人是自己最大的不幸，生育对她而言只有刑罚的惨痛，丝毫没有为人母的喜悦，拒绝母性，把孩子当成累赘，不是送人就是蹊跷夭亡。
“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她在信中绝望悲叹：“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
中的是反传统反礼教的毒，受五四“出走”的蛊惑，高喊着自由解放，纵情滥欲，置身于残酷的实践场，充满着悖谬的虚无和反讽，自私到缺少应有责任担当，害人害己。强悍的女权斗士背后是个仓皇失措的女孩，没有信仰的牵引，割断传统的庇荫，无根无依地漂泊，从异乡到异乡，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
“为什么那么急呢?”胡风劝怀孕的萧红说，意思是冷静点，不要匆忙投入下一段感情。但是没办法，离家的她太贪恋温情和爱了，飞蛾扑火，如她笔下的动物和人一样，都是忙着生、忙着死的节奏。
迟来的悔悟
“现在，我已惨败，丢盔弃甲的了。”在日军轰炸香港的间隙，萧红神情凄迷地对骆宾基说，“我要与父亲和解。我的身体垮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我要回到家乡去……”在生命的最后时段，跟父亲终身较劲、从不低头的萧红，发出这样迟来的悔悟和感慨。
从19岁离开家乡到31岁去世，从呼兰河到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东京、武汉、西安、临汾、汉口、重庆、香港，她一生都在逃离，一生都在抗争，一生都在寻找。想要一个可以掌控自主的生活，想找一个能托付终身的可靠臂膀，始终不得。贫病交加，颠沛流离，情殇连连，千疮百孔，把生活弄得乱七八糟。当初一点儿也不体谅父亲的苦心，不顾一切地反抗，亲情的制约和保护都被她视为枷锁，毫不留情地斩断，众叛亲离，一脚踏上不归路，满世界找爱，却再也找不到归宿和安全感。
离家的脚步越来越远，她笔下的文字却隔着烽火硝烟、飞越千山万水，不断眷恋地回望、触摸故乡和亲人。在她最后的小说《小城三月》中，她第一次正面描写父亲，早期作品中那个严厉固执、与自己势不两立的父亲变得开明而温和。《呼兰河传》是回不去的娜拉借文字回归故乡的精神之旅。
特立独行的逆向选择
由鲁迅写序、胡风写后记的《生死场》，是部粗糙之作，后三分之一狗尾续貂地朝抗日的方向上拧，也是迎合时代之需。后来，萧红也认识到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有害于文学作品。
那时左派文人对外笔伐“新月派”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内部是左翼精神领袖鲁迅派系与周扬派系的论战，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鲁迅劝阻萧军道：“还是在外围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1936年春左联解散。同年10月，鲁迅去世。
1937年8月，日军攻陷上海。9月二萧和胡风等一起到汉口创办《七月》杂志。1938年1月，他们与聂绀弩、端木蕻良等文人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从前线来到这里。被国民党软禁三年、1936年冬去陕北的丁玲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两位都逃过婚、经历坎坷的女作家相遇了。日寇逼近临汾，萧红又随丁玲的团队一起到了西安。
电影中，灰布军装、裹绑腿的丁玲(郝蕾饰)，意气风发、热情洋溢地向萧红伸出手来，很有些英姿飒爽的青春魅力，显然是一厢情愿的美化。她们唯一的合影形成鲜明对照，时年34岁的丁玲已变得胖壮，头戴军帽，身披军大衣，粗豪且男性化，全无写《莎菲女士日记》时的风韵，一副党代表的派头。也许正沉浸在“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荣光中。27岁的萧红短发、白围巾、中长裙、高跟鞋，与初登文坛的麻花辫女学生装扮不同，利落而时髦。
丁玲奇怪作为作家的萧红，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预感到萧红不会长寿。萧红对丁玲“解放的思想和生活，感到吃惊和不习惯”，更坚定了不是一种人，不能像丁玲那样活着的想法。
经过反覆激烈争吵，1938年4月，二萧分道扬镳。不仅仅是表面的三角恋，是去向的分歧，也是内部的塌陷，萧军奔赴延安，只想安静写作的萧红和端木南下。
上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份子大幅度向左转。五四运动千呼万唤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没有落地生根，却让复辟势力趁虚而入。
萧红的逆向选择令人大跌眼镜，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不理解她，或多或少地排斥冷淡她。二萧的患难之交是读者心目中的爱情传奇，二萧又是鲁迅树的左翼文学旗帜，萧红抛弃投身革命洪流的萧军，跟端木那样一个小资情调、自由散漫的人闪婚，被视为是对左翼阵营的背叛，自甘堕落。
老乡高原就直截了当地指责她太草率，不注意政治影响，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萧红反唇相讥：从延安回来，就学会用政治术语训人了!好友舒群一个劲儿地劝她去延安，萧红不容置疑地表示，愿做个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对政治斗争十分外行，在党派之争上，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因此，她不想也不愿意去什么延安!
文学是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不是宏大而空洞的口号。萧红曾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不按政治宣传的套路去写，坚持个人创作自由，这与左翼文学的观点背道而驰。从武汉到西安一路同行的端木，跟行伍出身、脾气火爆的萧军不同，是个温雅的清华才子，他的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令人耳目一新，是颇受瞩目的文坛新秀。他赞赏萧红的才华，两人文学理念一致。
萧红已有身孕，萧军求她生下孩子再说，萧红不从，还是断然分手。萧军骂她没有处世经验，很容易上当。萧红回答：“在要紧的事上我有!”对她来说，写作是最要紧的事。
在时代大潮的强力冲击，萧红有种警觉，她嗅出了风暴的凶险，这是不是又一个坑?另一个陷阱?稍一软弱迟疑就会没勇气突围而毁在里面，她尝尽了被忽悠掉进深渊的滋味，她苦过、挣扎过，历尽沧桑。此时，她早已不是那个无知的张乃莹，她不顾环境压力和人情世故的逆潮流而动，她被众人视为背叛落后的特立独行，是身为作家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远离内陆文艺中心，由重庆到香港，港式的自由和包容，成就了她创作成果丰盛的最后两年。以文立命，天赋异禀的她写出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完成了她作为独立作家的成熟之作。70多年过去了，左翼文学大多成了一堆废纸，而《呼兰河传》依然鲜活动人……
丧钟为谁而鸣
她的死敲响了黄金时代的丧钟，那虽战乱贫困、但却自由多元、人才辈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42年5月，萧红死后的百余天，延安召开了给作家戴紧箍咒的文艺座谈会，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遭到批判，萧军为王实味打抱不平，竟收到108人的联名抗议书，他又与反戈一击的丁玲反目，一度携妻到山野当起了农夫。
更大的破坏还在后头，以后的岁月更加折辱不堪…
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这三个萧红不同生命时段的男主角，竟相聚在1966年8月的文革狂飙中。他们同老舍、荀慧生等30多位作家、京剧大师一起惨遭污辱毒打。次日，老舍投湖自杀。
30—40年代一面倒的向左转，自以为进步却亲手葬送了短暂自由的黄金时代，迎来了意想不到的时代！
本片五四背景缺少铺垫，后半部又遮蔽了很多关键性的东西，碍于审查，欲言又止，“自由黄金贵”的寓意也欠缺深度发掘和前后对比。影片是从萧红的角度看鲁迅的，而没有站在百年历史的高度。
电影通过友人的口述追忆，呈现不同视角的萧红。规矩严谨，尽量不伤到她，但看来看去还是几段八卦逸事，捕捉不到那股贯通的生命活力。虽票房惨淡，但绯闻热炒，萧红成了2014年争议最多的民国女作家，有捧有骂。
其文学成就远不如沈从文、张爱玲。在我看来，最惊心动魄而又耐人寻味的是她与时代的关系：从被时代裹挟沦陷的张乃莹到游离超越时代的萧红。
作为乡土女作家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她豪爽的东北味，那种冰天雪地里燃烧的生命力。她的狠和毒，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一意孤行，绝地逆袭。一方面是混不吝的天真唐突，另一方面是敏感细腻的哀伤自怜。真实性在于她的纠结冲突，性格缺陷、传奇人生和复杂多变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