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大寨工作队逸事

曲阿布衣

1976年10月6日下午，晴空万里，秋阳艳照。我和印刷厂的几个工友去练湖农场玩，走到新民西路突然间听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们不知发生什么事，过了一会儿大街上出现了游行队伍，“打倒王张江姚”的口号此起彼伏，不经意间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文革结束前后，企业的政工科是一个神秘的部门，只要听到政工科找谁谈话，准不是什么好事，不是进学习班，就是隔离审查。那个荒诞的年代，革委会主任权力很大，可以决定限制人身自由。

1976年，我虚岁十九岁，在印刷厂仓库做切纸工。12月的一天，仓库束主任通知我到政工科去一趟。我心里发怵，在去办公大楼的路上，脑海翻腾，像过电影一样回想近几天的言行有无不当，想来思去，感到自己没有什么不妥帖的地方。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了政工科，科长葛红热情的把我引到会议室，和蔼地对我说“小王请坐，待会儿梁书记要和你谈话。”闻此言，我更加局促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在会议室坐了不到十分钟，梁世祥书记进来了，他亲切地询问我近来的工作学习情况，我拘谨地作了回答。听完了我的汇报后，梁书记说，根据县委统一部署，要从各行各业抽调骨干到丹阳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上级要从我厂抽调两名骨干，党组织研究，你和徐美美同志。我当时激动的心情不知如何形容。梁书记说，你们是华主席派出的第一批工作队队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你不要辜负党组织对你的信任。后天你们到县党校报到集训。

到党校集训一周后，我被分到荆林公社工作队。到荆林公社工作队报到后，我被分配到西岗大队工作组，组长是一个军转干部，11名工作队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1977年1月，在大雪纷飞中我们进驻了西岗大队。西岗大队地处丘陵，下辖马家、前午、戎家、西岗、邹家、李家、刘家、束家等生产队。我们的住处就安置在大队部，西岗大队书记马振荣同志在工作组入住的当天热情举行欢迎仪式，第二天，组里作了分工，按方位分片深入到各生产队开展工作，根据统一部署，主要任务是宣讲党中央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材料。

我和县化机厂的小康同志在一个片，各负责两个生产队。小康负责李家村、刘家村两个生产队。我负责束家村两个生产队。

白天我们到村里，挨家挨户进行访问，除了村里的党员、退伍军人对我们比较热情外，大多数村民并不知道我们为何而来，冷言冷语，有的看到我们干脆让我们吃闭门羹。局面一时打不开。农民关心的是收成，政治性事件对于农民来说，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

谁也料想不到1976年10月历史掀开的这一页，首先在农村发生革命性改变。

江南一月是最冷的月份，我们不顾严寒冰雪，在一次一次的不理解中想方设法接近农民，上级要求我们白天要尽快熟悉村情民意，晚上工作组会议要汇总情况。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束兆瑜比我大十来岁，是裁缝出身，精明能干，在村里有一定的威望。我和他深入交流得知，农民之所以不愿或者说不敢跟工作组接近，主要是他们认为你们是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村里手艺人比较多，有篾匠、瓦匠、木匠、油漆匠，惹不起，还躲不起呀？由于当时的政治生态，我们宣讲的内容提不起农民的兴趣。农民厌倦了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照本宣科，形式僵化。

形式为载体服务，方法不对，无异于缘木求鱼。当时十九岁的我正是活跃年龄，在学校时我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1977年年初，听广播时听到了解禁的文革前的革命歌曲，异常兴奋。我向组长建议，西岗大队有很多文艺骨干，何不把他们组织起来，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讲工作呢？组长说，行，这个任务交给你。我受领了任务后，在大队工青妇组织的配合下，西岗大队宣传队很快就成立了。会吹拉弹唱的人真还不少。大队妇女主任戎大姐是个很热心的人，她向我们推荐一个音乐人才，是西岗村的，姓束，说是此人旧社会是国民党艺术团体的演奏员，二胡是一绝。经组长同意后，我多次登门邀请，打消了他的顾虑，他答应试试。果不其然，这位束老先生的二胡技艺精湛，一曲《歌唱周总理》和《绣金匾》拉得如泣如诉，使听者无不潸然泪下。

组长要求我们赶在春节前，排演以揭批四人帮为主题的节目，形式要多样，要有歌舞、表演唱、戏曲等，1977年的一月，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月，每天都那样忙碌、欢快，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春节前排演了一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节目，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受到了农民的喜爱，春节后还到公社舞台进行了表演，得到工作队队长和指导员的肯定，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成就感。

往事不堪回首。在农村工作的一年中，经历和见证了文革后改革开放前这段过渡时期动辄行使群众专政的大棒，肆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有两件事至今难忘。

1977年6月，有村民向工作组反映，西岗村生产队长束某耇长期调戏妇女。工作组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家之言，就擅自决定对其隔离审查。过程令人瞠目结舌。工作组以大队部开会的名义，把他叫到工作组，随即限制其人身自由。在审查中，其本人拒不承认工作组的指控，工作组遂采取车轮战，轮流值班，不交代就不让睡觉，面对束某耇的苦苦哀求，组员个个是冷血，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群众专政是天经地义的事，谁敢和群众专政作对？那是立场问题。可怜的束某耇就这样被非法关押在大队部50多天，在上级的干预下才获得自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国家步入法制轨道，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决策。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从此后，像束某耇这样非法拘禁的事件才逐渐绝迹，公民基本人权才得到了保障。

第二件事今天看来也触目惊心。1977年秋收后，工作组接到城郊公社工作队的协助通报，说该社一妇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怀孕后躲到娘家刘家村，要求工作组协助将孕妇交给城郊公社有关部门。接到协助要求后，工作组即刻行动，派人到该孕妇娘家刘家村家中，非法搜查，多次上门滋扰，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面对两个身强力壮的男性队员，出于自我保护，该孕妇母亲采取脱裤子的极端的做法以示抗议。工作组居然欲将该母亲示众，好在上级得到信息后及时制止，否则，一件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的悲剧不可避免。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结束了十年浩劫。但是，文革的遗毒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清除的。可以想见，那个年代人们法制观念淡薄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

回望四十二年，法治是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的文明成果，从历史上看，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大致是两种模式，一种是法治，一种是人治。法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后才出现的事物，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所以，我们要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法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治的精义就是：国家治理的依据是作为人民意志的法律，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任何人违法都要依法受到惩处。实践证明，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比人治要文明，也要高明。只有搞法治，才能有效保障公民权利、有效约束公权力，也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搞人治，实现不了国家长治久安，而只会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这在古今中外治国理政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我国古代法家人物韩非子讲过这样一段话：“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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