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惊现民国《丹阳县银行支票》 再忆大实业家束云章先生！

齐梁君子

特别鸣谢“宝阳斋”网友！

齐梁君子

1911年，束云章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时留影。

1923年11月，郑州中国银行新屋奠基合影，前排中为束云章，时年三十八岁。

1950年代，束云章摄于台北福州街16号庭院内。

1950年代，与胡适先生、汪竹一（时为台湾工商协会秘书长）等人合影。

1967年于台北，蒋介石与束云章合影。
      束云章(1887～1973年)，名士方，字云章，丹阳荆林三城巷人。清末，束云章就读于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民国4年(1915年)入中国银行工作。民国14年，升任汉口中国银行副经理兼郑州支行经理。民国18年，任天津中国银行副经理。
　　北伐后，郑州豫丰纱厂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行将倒闭。该厂亏欠中国银行债务很多。于是，束云章拟订了接管办法和继续投资50万两银资的建议，受到总经理宋汉章的赞同，并委托束云章负责接管主办，兼任该厂总经理，以推动纺织工业。束云章接手豫丰纱厂后，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各地新品种棉花，防止棉商杀价，抵制英日纱厂指使棉商抢购垄断，促进优良棉花的种植，保护了民族工业。到民国25年，全国改良种棉已能够自给供应500万纱锭。豫丰纱厂也摆脱困境扭亏为盈。
　　抗日战争爆发后，束云章奉命驻郑州代表总行主持华北各分支撤退事宜。将豫丰纱厂迁至重庆，并在合川设分厂。民国19年受命任西安中国银行经理，并在宝鸡筹备创办雍兴公司。在西北设立机械、纺织、面粉、毛织、化工、制药、制革、印刷、打包等厂10余爿。抗战胜利后，束云章任中国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在上海设总公司，以青岛、天津、沈阳设分公司。总公司拥有工厂86家，各地购棉运棉及营业机构30余处，有员工86000余人。民国35年，辞去中国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专营中纺公司。民国37年，任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会委员，在中纺公司任职由总经理改任常务董事。
　　束云章是丹阳纱厂、丹阳练湖农场的创始人。丹阳纱厂创办于民国35年4月，以其影响集股资本500万元，其中由中国银行的上海、南京、天津、西安4个分行和雍兴公司各出资100万元。是年春，束云章在丹阳设筹备处，亲自勘察设厂地点，决定在丹阳北门外征地300亩，建3万纱绽的丹阳纱厂。束云章任董事长兼常务董事，汪鸣玉任经理，易启荣任厂长。一批从英国进口的1万纱绽于民国36年初运到丹阳，是年5月建成试车，并进行少量棉纱生产。第二批1万纱绽于民国38年初运达丹阳，由于解放战争形势急转，这批纱绽被转运至台湾。至建国前夕，丹阳纱厂固定资产为208.5万元(人民币)，全厂职工有542人，其产品为20支棉纱。
　　束云章在筹建丹阳纱厂的同时，筹集资金，设立丹阳农村经济建设协会，从事优良种子、化学肥料的无息贷放，种植技术的指导，水利灌溉的设计等。
　　民国36年5月，束云章主持练湖浚垦委员会，筹募黄金1000两，作为建设练湖农场之经费。次年，练湖农场、渔场、水站、苗圃先后建成，灌溉农田达6万余亩。
　　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束云章去台湾后，曾出任台湾中纺公司，雍兴公司、锦纶麻纺织公司、“中国纺织印染工业贸易公司”、“景美制衣公司”、“中国生产力及贸易中心”等诸多大公司董事长。1973年12月病故，终年88岁。

齐梁君子

丹阳纱厂旧影

丹阳纱厂三等功奖章

1947年12月，中纺原棉研究班第二届结业典礼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为束云章。

1947年，束云章摄于中纺公司总部（上海）办公室。

1947年，中纺公司所辖上海棉纺织印染厂生产车间实景。

晓月有风

貌似很有钱，强！！

齐梁君子

1947年束云章摄于上海棉纺织印染厂。

范泓：束云章其人与事   2009-04-14 （本文系转载 仅供参考）

历史已然不知翻过多少页，在今天，知道束云章这个名字的人肯定不会太多了。

不久前，至友傅国涌撰写中国近代实业家以其“敦商励工、实业兴邦”之抱负、先后创下不可磨灭勋业的这部新著，尝言注意相关史料，遂想起手中收有的束云章材料及图片，或可成为再现这一段历史的显例。然国涌新著以民营实业家为主轴，束云章虽为中国近代金融实业界一代耆英，则不在视野之内。这些材料，系束云章女公子束延男先生一手提供，对于了解束云章其人与事，以及终生笃行“金融实业报国”而功成不居，其德义才能，仍可风世励俗，为后人效法。

一，从中银一小职员做起

1915年，年近三十的束云章经由推荐考选，始入北京中国银行，任职总管理处。

此时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改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银行，虽采行英美新制，“许多清季官场风气，还是非常浓郁。行员称为师爷。若干人存有半官半商半中半洋的僚气”。束云章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英文部预科，入此行非科班出身，受到歧视，少不了一番历练。试用期间，自习会计及银行簿记，总算升到了“领组行员”，也就是管发行。一般说来，银行的主要业务分为存、汇、放，发行工作似乎有点“无足轻重”。束云章却是谨饬缜密，不习流俗，在发行“暗记券”钞票时，千方百计扩大了发行额，受到总管理处的重视。所谓“暗记券”，是指不属于本行范围的外地银行钞票。钞票上面有暗记，本行代为发行而已。只要缴到对成现金就可发十足的钞票，等到外地那家银行从市面上兑回这批钞票，超过50%后，才向本行索补差额。因此可用少数的现金准备，来扩大本行的金融周转。在通行硬币的时候，就要靠发行来进行推广，其手腕如何，完全取决于个人之能力。由于束云章勤勉供职，“别人办不了办不通的事，他一经手就告解决，上级主管非常器重，级位也逐步晋升”。

当时中银的一套人事制度，摹仿英国银行，年资及考核，订得十分严厉和呆板，但同时可磨砺出坚毅沉着的良好品质。束云章干练有为，治事一丝不苟，各地办事处及分支行，调进调出不知多少次，历经十年以上，方升至汉口中国银行副经理、郑州中国银行经理等职。1929年，束云章出任天津中国银行副经理，主持发行业务，提出“吸收存款必须先放款”，“放款不能迁就势力和情面，要扶持工农生产，创造发展”，反对“与票号钱庄，作某种联系或委托承兑”等主张，均被天津中国银行总经理卞寿荪（白眉）接纳。当年的发行额，即增至四千万元，为历年来的最高记录，已超过天津交通、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三家银行之总和。而创办合作社，举行合作贷款，推行改良棉种，“创全国银行与农村社会直接接触之先声”；扶植天津宝成、河南卫辉、华新、山西晋华、晋生、雍裕等纱厂，使其能起衰振敝，并接办郑州豫丰纱厂等，“金融实业，唇齿车辅，先生肩之，不遑启处”（徐柏园语），以致声誉大著，人称“束八爷”（排行老八）。曾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程沧波这样评价束云章：“从前我一位同乡银行界老前辈谢霖甫先生曾说过：‘你不要看那银行的房子那么宏伟，银行的房子是伟大，而其中的人物是十分渺小的。’这几句话真是深入。我引谢先生这句话来论云老，云老不是大房子中的小人物，而是大房子中的伟大人物。他的人格伟大，胸怀宏达，真正够得上是一位银行家……”

二，脱颖金融而扶持实业

说起来，束云章毫无背景，凭藉个人治事勤能，果决明快，在当时金融界脱颖而出，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津行总经理卞白眉等人有所倚畀（时有“北卞南宋”之谓，北即卞白眉，南即宋汉章，宋系上海中国银行总经理），实非偶然。不过，这位银行大房子中的“大人物”，其一生最重要的事功，真正是从四十岁后才开始的。抗战前几年，河南豫丰和记纱厂因经营不善，曾向上海中国银行借款若干。中银总管理处不仅未加控制，反而转知津行，继续予以贷款。其原因豫丰和记系沪上巨商穆藕初先生合股集资创办，为华北地区大型纺织企业之一。无奈穆氏企业甚多，对远在二千余里之外的纱厂，或有些鞭长莫及，以致连年亏损，难以维持。束云章为维护中银的利益，并考虑豫丰创办不易，建议总行与穆氏商量，由中银信托部收购该厂股票，协助管理。此时豫丰大小股东见公司处境艰难，不特股息数年未付，股票也无人问津，于是便纷纷出手，及至1936年9月，中银信托部已掌控豫丰90%以上股权，原董事长穆藕初召开临时股东会，改选董监事。卞白眉当选董事长，委任束云章为中银管理豫丰纱厂办事处主任、豫丰纱厂总经理，津行副经理职位不变。束云章甫到郑州，即开工生产，对原任厂长予以信任，总秘书、总会计、总稽核等亦驿马未动，并在棉花收购价格、防止奸商垄断等采取措施，是年年终决算，即略有盈余。

次年抗战军兴，中银决定随国民政府转移，束云章受命于非常时期，一方面代总行主持华北各分支行撤退事宜，一方面布置将豫丰纱厂五万余纱锭全部拆迁重庆，“数万箱机件从郑州运到汉口，然后装船至沙市、宜昌，溯江而上……”，正值秋冬长江枯水期，水位低落，滩多险急，触礁船只不计其数，五万余纱锭运抵重庆，剩四万余锭；布机三百部，则不幸沉潜江底，其损失计25%以上。至1939年春，沿海各大口岸，均沦为敌手，大后方物资日趋见窘，极待自行补救，尤以纱布为军民所急需。豫丰既已入川，政府莫不希望快建而早观厥成，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豫丰董事长卞白眉等人，心情尤为迫切！束云章督令日夜赶工，亲力亲为，且当机立断，对建筑承包商提出工料补偿的办法（时物价上涨，法币贬值，承包商无利可图，出现消极怠工现象），以维持适当利润，终使厂房在预期内大功告成。是年底，一万五千锭装置完竣，翌年元旦既开工；之后又陆续装置一万五千锭；同时设立豫丰分厂，再添一万锭，“至此，豫丰已开四万锭，为后方首屈一指之纺织工厂”，中外人士，皆叹奇迹！

其时战争正烈，西北大后方工业萧条，所有物资不敷军需和民用，国民党中央拟开发大西北。1939年11月，宋子文特召束云章，共商其事。束问宋子文：如何开发？宋言尚未细订，无非设立工厂，改进农业，增加生产而已。束建议道：不如先由中银投资二百万元，创办一家实业公司，设各种工厂，生产急需物资，由他本人兼任总经理。但因非常时期，公司必须拥有自主权，不受总行干预或动辄请示，始可完成任务。宋表示可行，即委任束云章为中银雍行（即天水分行，简称雍行）经理，分管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银行业务，兼及河南局部、湖北襄樊等地，并筹办雍兴实业有限股份公司，仍兼任豫丰总经理。这一年，束云章五十五岁。

1941年10月10日，雍兴公司在甘肃天水城内正式成立，而各企业筹办却早在进行中。先后创设十三个厂矿企业：陕西蔡家坡纱厂，纱锭二万枚；蔡家坡酒精厂，日产酒精一千加仑；蔡家坡机器厂，置设备三百部；陕西陇县煤矿，日产煤四百五十吨；兰州面粉厂，每日制面一千五百袋；兰州毛纺厂，自行纺织与漂染；兰州化工厂，设玻璃、肥皂、制药三分部；兰州机器厂，置设备五十部；四川广元酒精厂，日产酒精五百加仑；长安印刷厂，置对开以下平板机及铸字设备；还有长安制革厂、陕西虢镇业精纺织厂、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设纺织、机械两科）。以上资金，均来自中国银行，不仅与军需有关，更多是民生济用。与湖北省合作，将张之洞创办的“武昌纱布局”迁至陕西，创立咸阳纱厂，加上战前津行曾投资的咸阳及灵宝机器打包厂，此时三厂均由雍兴代管。在西安设立火柴厂（合资），供应西北诸省，使无匮乏。1943年，与新疆省政府合办迪化纺织厂。更值得一提，雍兴公司还拥有货车数百辆，对外称谓“西北运输处”，对于支持抗战，秦关陇坂蜀道，乃至缅甸往新疆，栉风沐雨以遄征，功不可没。而这一切，全赖于束云章“金融扶植实业，工业支持抗战”的坚定信念，“不惮缔造之艰辛，惟以匡时为己任”，利用大西北有限资源，使之成为战时一工业重镇。据其助手吕凤章回忆：“云公于抗战期间除主持雍行和雍兴业务外，在重庆以豫丰纱厂为中心，也有很多任务业，他的时间分配在西安与重庆各半，每次他到西北，对已有业务固然有很多指示与改进，也常策划新事业。”抗战胜利前夜，束云章与同事仍在烛光下（时西安电力不足）商讨筹办造纸厂事，突接一电报，次日即赶往重庆，去接受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命。

齐梁君子

三，出长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再次找束云章，拟聘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兼任经济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束考虑良久，才表示接受，但惟领中银一份薪水，不愿享受中纺一切待遇。宋答应了这一要求。行政院之设中纺公司，是为接受全国各地原在华日商纺织企业，并采国营方式，经营两至三年，以改善此时的财政之窘。此前，国民政府一直坚持纺织工业民营化原则，而战后制定的《收复区敌伪工矿业接收整理计划》，虽提及对敌伪工矿业可视情况实行民营，但基本原则却是国营。尽管大后方纺织业资本家均表示不满或反对，甚至提出“要求优先承购”，但11月27日召开的行政院第722次会议，仍通过中纺公司案。12月4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董监事会议，束云章正式走马上任。

中纺总部设在上海江西路138号，青岛、天津、沈阳等地设分公司。这次接受在华日伪纺织企业八十五家，纱锭二百六十三万余枚，线锭四十三万余枚，布机四万四千余台，员工十六万余人，为空前未有的一个国营纺织集团。当时美国最大的纺织企业，不过一百万锭。束云章坦言：“这是一个中外少有的机构，我在不求有功，准备失败。”一般认为，国民党接受工作十分不堪，中纺则一例外。当时驻节上海的江苏省监察使程沧波这样说过：“日本投降后，目睹各方面接受之混乱，惟有中纺公司有条不紊，接收不久，就开工生产。”沪上舆论也认为：倘若接受大员都能像束氏一样，何愁战后恢复生产之虞？

其实，中纺开办并非一帆风顺，“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钢铁不足，拆毁许多纺织厂的机锭，用以炼铁，设备多遭破坏”，真正可开动的纱锭仅二十五万余枚。以宋子文的想法，清点完毕后即迅速开工，谈何容易？倘如没有一种敢于负责、不为中挫的勇气和魄力，不可能短期内实现开工。“束云章废寝忘食，待深思熟筹之后，决定实行人事、技术、营业、财务四大公开，作为经营中纺之方针；并依照沪、青、津等地民营企业员工待遇标准支付员工薪资，以安定员工生活，俾得专心为公司服务”。日本技术人员皆被留用，待遇与中国员工完全平等，如此公诚待人，“使不少日人感激涕零。后来返日，在日本成为工商业巨子，对束氏盛德，感念至深”。历时经年，已开动纱锭达一百七十四万余枚，线锭三十三万枚，布机三万八千台。为有效管理及稳定产品质量，束云章挑选优秀技术人员、工程师和专家，组建一个检查团，终年在全国各厂巡回。

束出长中纺公司，实际掌控全国80%以上纱与布的生产，国民政府亦望成为财政的一项重要来源。中纺开办，流动资金算下来就需一千二百多亿，政府则拨给了六十亿；束当时称：幸而得到美棉贷款，才从中设法维持。1947年政府要求从7月至年底，拨缴国库七百五十亿，我们到9月止，就已拨去三百亿，实际盈利已达到一千亿以上……或许这是当时国营企业史上空前杰作，束云章也自信地说：我不相信有比我做得更好的人！其时正值物资缺乏，币值不稳，工潮迭起，局势混乱之际，2月政府宣布禁止买卖黄金、外钞，游资开始集中至纱布等日用品的囤积上，黑市价格随之狂涨。国民党某些党政要人，文武官员，乃至名公巨卿，意欲套购中纺纱布，转手牟利，均遭束的拒绝。一时间，中纺纱布已成为平抑物价的法宝，每天抛出几千件以上，牌价不到黑市几分之一。“无怪蒋介石也要对束先生表示青睐，蒋经国担任上海金融特派员时，对金融以及平抑物价政策，常求教于束先生，并尊称束老伯”。

1948年11月，束云章辞去中纺总经理之职。其理由是膺选为立法委员，不宜继任，实则有更深的原因。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表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宋抛售黄金平抑物价失败）。束与新任济经部长陈启天（次年改任政务委员兼工商部长）多次冲突，分歧在于中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纺初始，“全以商业性质组织公司开展业务，其最高机构应为董事会”，而此时则须受经济部统管。束认为，无形中变成一政府机关，直接来自政府的指令、决策使其必须首先奉行长官意志，市场原则往往退居其次。及至次年，政府进一步加强棉业统制政策，并要求中纺继续坚持抛售低价纱布政策，束表示反对，“政府目前抛售花纱布办法，对棉价则尽量提高，对纱价则力予抑低，将使中纺公司不断亏蚀，至于不能维持生产之地步……”而法币疯狂发行，物价暴涨，单单要求纱布一项继续低价，与现实显然不合。束云章强烈要求中纺民营化和商业运作。

此时政府也打算出售中纺，以弥补财政赤字，回笼大量法币，紧缩通货。当时经济部核定：全部国营事业之估价总值约二点五亿美元，其中仅中纺公司总值达一点三亿美元。出售中纺，遂成业内和游资关注的焦点，赞成与反对，各执一词。束云章虽然支持让售民营，内心又忧虑政府会不会“把这种胜利的代价，交给一二个发国难财者所有”？于是如何出售中纺出台两种意见：一为个别标卖；二为发行股票。政府决定采行后者，因正准备发行金圆券，以代替业已崩溃的法币，其准备金之一便是出售中纺公司等这些原来的敌产。束云章并无过多异议，惟要求中纺公司员工对于中纺股票拥有优先承购权，可集资承购一部分股票。

1948年9月4日，中纺公司举行最后一次董监事联席会议，工商部长陈启天、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中纺公司总经理束云章、副总经理吴味经、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抹云老人”秦润卿等十余人出席，决议旧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业务至9月10日为止，所有账册、案卷清理结束，从9月11日起改组为新公司（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

9月6日，中央银行宣布中纺股票四天后正式发售。“上海市场却丝毫不感兴趣，据各代售行局报告，售出股票寥寥无几”，仅占规定出售二百万股的1.85%（其中上海出售35850股，南京出售285股，天津出售540股，北平出售305股），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棉业全面统制政策，抑制了民营纱厂自由经营权；而中纺股票规定只出售30%，其余则为政府掌控，纵有民股加入，仍未改国营本质，“中纺公司股票缺乏吸引游资的魅力，加之1948年以后经济情况恶化，不少纺织资本家纷纷逃货、迁厂，致使整个纺织工业走向全业破产的边缘。而国民党统治末期政府各部门之间、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之间、决策监管当局与市场之间缺乏沟通和良性互动，资本市场日益失序，无法正常运作”，中纺民营化和股票发售最终失败。

1949年1月，束云章偕夫人由沪飞抵台北。先后出任台湾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董事长、工商协会理事长、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董事长、工业总会理事长、国货馆董事长等职，兼任雍兴、新华、益民、嘉兴、益民等公司董事長。如何复兴台湾经济，束向当局建言：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苏联式统制经济；一是英国式社会政策，由政府来控制管理重要公私生产事业，作合理的生产与分配；一是美国式自由企业，尽管有人攻击它是资本主义，可是生产发达，科学进步，人民生活比较任何国家良好，国力富强冠于世界。我们的经济政策、工业方针，舍仿效美式自由企业外，实无他途（束云章《怎样整顿公营事业和扶植民营工业》，1952年5月15日）。

   

齐梁君子

    四，“公诚勤敏”的立身处世原则

束云章终身服务于中国银行，一生对纺织和机器两业投效最多。说起来，并非个人因素，实与当时民族工业的步履维艰不无关系。从历史的脉络看，中国早期南北开设的诸多银行，“很少懂得生产事业，也无挹助实业的业务”。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合组银团放款挽救申新纱厂，使其复兴，开端之后，才步入了金融业协助大工商业的正轨，发挥了鼓励及挹助实业的作用”，这正是束云章金融实业报国的起始，并于此一发而不可收，对中国纺织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熟识束云章的友人看来，束之所以深得高层信任和支持，在事业上蔚为大观，不仅在于其对理想或信念的身体力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生坚持“公诚勤敏”的立身处世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都保持着自己的人格，从不攀权附贵。……身上看不到一点市侩习气”。早在京师大学堂求学时，束云章常仗义执言，得罪校方。逊清遗老商衍瀛对此既赏识又有微词：一切都好，就是嘴上不饶人，将来做人处事，如不痛自敛抑，必吃大亏……束云章认为这位提调大人的话很对，可就是无法改变自己“耿介而不随兮”的性格。

有一年，杜月笙到西安，欢迎场面很大，惟束云章一人不愿前往。问其原因，束回答：杜月笙是白相人，我为什么要去接他？杜是中国银行董事，按一般礼节，束当然要去接风。可杜又是青帮头目，束不愿与之合流。张公权先生原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后任交通部长。1940年赴西北视察，途经天水，当地机关和各界组织欢迎。束未去，张公权下了汽车即步行至中国银行拜见束云章。束对张说：因你的汽车到来，并无固定时间。而我工作又忙，派一位庶务作为代表迎接，他是你在总管理处时的老同事，最好不过了……张公权大笑，对束云章冼练务实的处事风格，感怀至深。又有一年，戴笠到西安，宋子文特意通过中国银行电台托束云章转交一份电报，并指示束安排住宿。束不加理会，只派了一位副经理处理此事。事后人们分析，束是不愿与这样的人物打交道。尽管戴有所不快，束则若无其事一般。

束云章的社会阅历很深，虽然从银行一小职员做起，却有着良好的素修和见识，上至党政官员，下至贩夫走卒，一样可以交谈，又从不失其个人立场。在中纺时，经济部长陈启天约见束云章，称有公务面谈。见面后，却掏出一份名单，束数了一下，约有七八十人。陈对束说：这些均为党政要员子弟及舍弟亲属，请老兄高抬贵手，觅一栖身之地，后当重报。此时中纺董事会受经济部统管，若以一般处理，或有所接纳。束云章则不留情面：中纺为生产单位，并非救济部门，凡事要计算成本，用人订有标准。奉交名单，遇有机会，当量才延用。此时公司还有事，暂且告退……言毕，起身即去。

相反，被束云章看中的人才，则不拘一格，大胆使用。在台湾工商界颇具声望的吕凤章，抗战前毕业于清华，留德时既获国家工程师称号，不过二十六岁。束当时将他从西安大华纱厂挖来，并委以重任，不久即提升至雍兴公司总核稽。后来雍兴公司从西北迁回上海再到台湾，全赖其一手主持，井然有序。吕凤章回忆道：“我们抢运出几百万美金的机器，……连中国银行也不知道有这么一笔财富在台湾。云公指示我将运台机器清单做好，将清单一并交中国银行。……他指示我要将一只螺丝钉也记载清楚，不得有任何遗漏，云公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态度，不但为我们后辈所敬仰，就是全国上下工商界人士都熟悉他的为人，他在工商界清誉崇高不是偶然的……”

束云章俨然旧派人物模样，一身长衫裤褂，线袜布鞋，头发向后梳，长瘦的脸庞上，镌有岁月风霜的皱褶。嗜酒与弈棋，为平生两大爱好。适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著名学人朱家骅有儿女葭莩之亲，不过彼此间，则不拘泥于名位，道义之交，尤甚于戚谊之笃；惟其酒，而情投意合，与戴季陶，“时或杯酒留连，一枰相对，偶逢休沐，恒至宵分”（束自语）；与朱家骅，沪上晤面，无须酒菜，仅以花生米助兴，“相对干杯，互不相让，如此计饮大瓶白兰地一瓶，薄荷酒一瓶，意犹未尽，经劝阻后，不醉而归……”（婿朱国璋语）

1973年12月15日，束云章病逝于台北，享年八十八岁。蒋中正亲笔题挽：志业长昭

小武哥

丹阳的精英

小忧

{:1_237:}崇拜下~

齐梁君子

丹阳的精英
小武哥 发表于 2010-10-8 08:22

丹阳应该重视这些地方精英

隐秋

老束要是知道丹棉现在这个样，不知要心痛成咋样。
网上的建议买下来

齐梁君子

老束要是知道丹棉现在这个样，不知要心痛成咋样。
网上的建议买下来
隐秋 发表于 2010-10-11 10:27

就是啊 丹棉应该保留下来才是

齐梁君子

希望此次编纂云阳镇志 丹阳市志 要专章纪念

齐梁君子

建议重修束氏宗祠 增建束云章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