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云曲简丹 于 2010-10-27 12:52 编辑
我不想空手而归。”芬兰本土提供压缩空气节电设备企业Enersize Oy的CEO 托马斯·洛以科(Tuomas Rouhikko )在上海世博会芬兰馆内召开的清洁技术协会行业研讨会上说。 10月15日芬兰馆将其定为“清洁技术日”。这一天,跟着芬兰外贸与发展部部长帕沃·韦于吕宁(Paavo Vayrynen)一起在世博园芬兰馆内参加该研讨会时,这位芬兰清洁技术公司CEO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他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潜在客户。为此他还排定了日程表,下个月到年底签合同,明年开始向中国客户提供优化压缩空气系统的节能装置,明年底验收成果。 与托马斯·洛以科一样抱有相同目的的芬兰公司不在少数。芬兰清洁技术协会市场部经理瑞达·弗里曼(Riikka Friman)向记者表示,全世界清洁技术的产值有2万亿欧元,芬兰去年达50亿欧元,其中有9亿欧元来自中国,中国多年来一直是芬兰单个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芬兰本土市场太小,某些技术、产品在国内早已趋于完善,没有太多的市场发展空间。”她坦言,“协会内的70多家清洁技术公司一直都在海外寻找合作伙伴或是建立海外业务。中国有制造、生产的基础,芬兰有创新技术,两者正好契合。” 在不久前的5月,中芬清洁技术研讨会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期间,中国与芬兰两国公司签署了12项清洁技术合同,价值约2亿欧元(2.46亿美元)。 借由上海世博会的平台,芬兰投掷出的清洁技术雪球又一次滚入了中国。 资金、技术,独缺市场 530多万的国家人口,拥有数万个大小湖泊、近70%的国土被森林所覆盖的芬兰,在人口和资源都有限的情况下,芬兰人一直在寻求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记者在赫尔辛基市看到,每户家庭都摆放了三个垃圾筒,普通垃圾、纸张垃圾以及生物垃圾严格分类,所有使用后的容器瓶按照大小从0.13欧元到0.4欧元不等进行回收。在赫尔辛基街头大部分均为小排量汽车,因为小排量的车税为0.32欧元/天,大排量的则要缴纳0.8欧元/天的车税。 与此同时,如何通过创新技术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也是芬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有人认为,芬兰是个寒冷而无趣的国家。但诺基亚的崛起,让这种说法不攻自破。或许正是因为国家小,所以事事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于是,芬兰人开始在商业创新上动起脑筋,而在这其中,清洁技术领域的优势颇为突出。 根据芬兰统计局初步统计,芬兰过去10年GDP平均增长率为3.16%,而每年投入在清洁技术研发的费用占到了芬兰GDP的4.5%。瑞达·弗里曼补充道,在赫尔辛基的芬兰公司中,有40%资金被投入到清洁技术领域的研究和产品开发。 在长期跟水处理打交道的Kemira公司实验室里,工作人员赫里(Heli)向记者展示了污水处理的基础工序。她将按分量配比的化学品放入污水中,在不断地搅拌中,淤泥逐渐清晰地沉淀下来。 这一看似简单的程序背后,其实蕴藏着大学问。“选用怎样的化学品处理水质本身没有区别,但放置多少分量、按怎样的比例调配是门技术。”赫里说,“化学品占污水处理厂成本的10%,化学品计量准确,才不会增加后期的成本。” 为了达到这个准确度,赫里说分析水中的元素是个关键,通过将水导入设备,用紫外线反应器打碎有机物质,然后从有机物质中分离出不同水垢,再逐一分析用何种化学品以怎样的配比将它们除掉。 “研发中心一直是公司的‘大头’,专注于如何控制和适当地使用化学品,并为不同原材料开发新产品。”Kemira执行副总裁高友涵指出。 类似这样的清洁技术公司在芬兰大约有1600家,赫尔辛基、库奥皮奥、拉赫蒂和奥卢及周边地区覆盖了芬兰60%的清洁技术公司。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量研发项目的背后,是政府有力的财政支持。据芬兰政府投资促进署高级商业发展总监嘉瑞·泰林尼(Jari Tielinen)向记者介绍,每年专门针对清洁能源的气候与能源基金会会对研发、可用性能源投资5.5亿欧元,去年增加到6.5亿欧元。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每年则会拨付5亿欧元,对于有申请需求的公司通过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给每个研发项目最高达50%限额的拨款或是低息贷款。 据悉,TEKES主要资助工业研发项目、大学以及研究所项目,尤其是高风险性和创新性项目。2008年资助了2000个项目,共计金额5.16亿欧元,累计完成项目1954个。 突进中国市场 由于国内在地域、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芬兰公司无时无刻地渴求于海外市场,而出口和全球化也成为了他们创业初衷之一,在这其中,与中国市场的对接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当天在世博芬兰馆的活动现场,正式启动了中芬丹阳数字生态城项目。这种来自北欧的城市模式概念即是在城市中建立一个小区,居住区、服务区以及工作区都在步行距离之内。不需建实体建筑,合理利用空间,且办公、购物、学习、生活等均通过网络管理,使用可再生能源。 据负责中国生态城项目的DigiEcoCity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唐励(Mauri Tommila)介绍,从芬兰总统和总理2008年来华参访时洽谈该项目,到今年3月丹阳数字生态城签约、5月初另一共青数字生态城工程破土动工,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 他透露,目前共青数字生态城项目的主路已在建,投资1亿多元的南湖大桥已建好,总体项目3~5年内可完工。“数字生态城是北欧的城市模式,由政府和私人合作,合资公司所有资金来自中国,当地政府是大股东。”唐励称,“房屋设计所需要的技术都按北欧风格,由我们选择合作商、供应商、承包商,建完后以地产出售的形式双方分成,目标就是零能源,零排放。” 瑞达·弗里曼告诉记者,其实在芬兰清洁技术领域的前几大巨头公司,比如提升柴油发动机能率的瓦锡拉(Wartsila)、参与水处理的凯米拉(Kemira)等公司都在中国建有项目。 高友涵告诉记者,凯米拉在中国的业务已有30年,主要集中在造纸工业领域,并以上海为中心,与华南科大、南京林业大学等大学合作输出人才。“虽然现在全球业务中仅有6%的比例在中国,但中国的环境压力大,环境技术才刚开始,未来业务拓展势在必行。” 同样的,记者在提供交流发电机驱动器的伟肯(Vacon)公司看到,它们已经与武钢、包钢、沙钢、振华重工、中国神华等中国大型企业结成了“对子”。“2009年中国电能消耗3.66兆亿千瓦时,光发动机就耗去了总量的60%。在这些发动机中,有25%可安装不同的变频器,一年可节省18.801兆瓦时,节省的这些能源要靠建19个核电站或是63个煤发电站、2.8万个风力发电站才能满足。” Vacon总经理色巴斯滕·林克(Sebastian Linko)高兴地说,“从2003年开始,亚洲地区已成为公司最大的销售地区,去年更是有35%的增长。” 去年,芬兰环境行业总营业额45亿欧元,1300家环境公司中约300家拥有国际增长方式,而政府对于这些“外来者”也颇为青睐。 泰林尼·嘉瑞告诉记者,在以通信技术(ICT)、清洁能源等研发著称的赫尔辛基大区,对外来投资并无任何限制,外国企业同样可以享受创新资助资金等优惠政策。据统计,去年有123家外国公司进入芬兰,约60%采用企业兼并的方式。这在泰林尼·嘉瑞看来,是最快最聪明的进入方式。目前,比亚迪、华为、联想等企业都已在芬兰建立了分公司或是研发中心。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