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皇帝故里名实考

典藏丹阳

公元316年，匈奴族刘聪灭西晋，晋室被迫南迁，建都建康（今南京），是为东晋。大批北方民众举家随族渡江南下避乱，一些士族、地主纷纷率家族、部曲迁往江南，这股流民南下的浪潮此起彼伏，持续了170余年。据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统计，南迁人口至少在90万人以上。另据有关资料，当时自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南下的人口，以侨居江苏最多，约有二三十万人。这一迁徙活动给丹阳带来的巨大人文受益，便是齐梁两朝皇帝的先祖到了丹阳落地生根，在这片三吴大地上孕育出了南朝齐梁两代开国皇帝。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任总顾问、国学泰斗季羡林、周一良等任顾问的《中华姓氏谱•萧姓卷》记载：“此次南移运动在萧氏宗族历史上也造就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南迁里程碑，就是原籍在今山东兰陵郡兰陵县中都里的萧氏宗族，许多支脉都于此际南徙。史书记载最为频繁的是以萧整为首的一支家族，南迁过江，侨居于晋陵郡武进县东城里（今江苏丹阳县境），成为南朝萧氏的源头。东晋便在这里侨置南兰陵县，南朝宋时改为南兰陵郡，成为萧氏南迁后的主要聚居地和南方重要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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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健在时曾经访问考察丹阳多次，仅有案可稽的便有1984年6月13日、1992年12月1日、1995年3月26日、2003年4月4日四次。一路乘车从当时的丹阳县城前往胡桥、新桥、界牌等乡镇，途中下车凭吊齐梁两代皇帝陵寝。
    考古学家对此也作出了十分明确的昭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罗宗真先生在《魏晋南北朝考古》一书中这样写道：“现从调查和发掘得知，南齐、萧梁两朝由于帝王的家乡在丹阳（当时称南兰陵），故齐梁诸陵大都在此，亦是成组族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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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常州有人引用了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的记述，指出齐梁两朝皇帝的故里是在武进，并有媒体称，“发现所有证据都指出齐梁故里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而非镇江丹阳”。
    这就把人给弄糊涂了，丹阳人民千百年来顶礼膜拜、引以为骄傲的齐梁皇帝，什么时候乔迁离开了故土？究竟是谁搞错了？难道丹阳真是剽窃了武进人的祖宗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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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们来看看历史典籍上是如何叙述的。
    南朝梁萧子显撰写的《南齐书•高帝本纪上》记载：“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萧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
   《梁书•武帝上》记载：“梁高祖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汉相国何之后也”，“皇考讳顺之，齐高帝族弟也。”
    从《南齐书》、《梁书》对齐、梁两代开国皇帝身世的叙述来看，他们是同族叔侄关系，过江之后，前者住在东城里，后者住在中都里，而撰写《南齐书》的萧子显又是萧道成的孙子，著书时间又在同一年代，记述无疑是可靠的。
     那么，这个武进县东城里与丹阳又有何相干呢？且看下文：
     “建元四年四月丙午，窆高皇帝于武进泰安陵。”（《南朝齐会要•山陵》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清 •朱铭盘著）“壬戌，上崩于临光殿，年五十六。四月，庚寅，上谥曰太祖高皇帝。奉梓宫于东府前渚升龙舟。丙午，窆武进泰安陵。”
     那么，武进泰安陵在哪里呢？
     清朝道光《武进阳湖志•坛庙志》记载，“泰安陵在武进彭山，南齐高帝及昭后刘氏所葬。按南齐书高帝建元四年窆武进泰安陵即此。”光绪《武进阳湖县合志》又记载，“齐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在武进县通江乡”。然而，常州官府所编修于宋朝年间的《咸淳毗陵志•卷第二十六  陵墓》中早就注得明明白白：泰安陵，在彭山，南齐高帝所葬。按《南齐书•高帝纪》云：“建元四年窆武进泰安陵即其地也，今隶丹阳县境，在武进之西。”记述历史，当然是越早越可靠，何况是自家人的记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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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早就有人把泰安陵的大致方位说得很清楚：梁代顾野王《舆地志》云：“泰安陵、景安陵、兴安陵，在故兰陵东北金牛山，其中邱埭西为齐梁二代陵。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夹道，茔户守之。四时公卿行陵，自方山下乘舴艋，经此入兰陵，升安车以至陵所，旧迹犹在。”中国最早的历史地理典籍唐《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一》中也有记载，“丹阳县，本旧云阳县地，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武德五年，曾于县置简州，八年废。天宝元年，改为丹阳县。……高帝道成泰安陵，在县口三十二里。”
    只是前一时期还有人愚不可及，在常州新北区孟河镇精心制作了一个“伪泰安陵”，并洋洋自得地撰文“现宝”，现将此文片断恭录于此，以供莞尔：“在现在孟河镇境内有两处被称为‘皇坟’的地方，一处可能是齐高帝的泰安陵，在孔村一片青葱碧绿的高坡田野上，泰安陵孤傲地耸立着，墓主人凝视着这片他曾经为之付出满腔热血的土地。现在这里已经立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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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下文：
    “梁文献张皇后讳尚柔，……后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县同夏里舍，葬晋陵武进县东城里山。”（《南史卷十二•列传第二后妃下》）“文帝献皇后张氏，宋泰始七年，葬武进县东城里山。天监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号为皇后，陵曰建陵。”（《南朝梁会要•山陵》）。
    《江苏省文物志》第二章“墓葬”载：“梁文帝萧顺之建陵，位于丹阳市荆林乡三城巷之东北。位于齐明帝萧鸾兴安陵与梁武帝修陵之间。”再举一例：“高昭刘皇后，讳智容，广陵人也。……宋泰豫元年殂，年五十。归葬宣帝墓侧，今泰安陵也。”（《南齐书•列传第一皇后》）“建武五年，高祖为雍州刺史，先之镇，后乃迎后。至州未几，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阳官舍，时年三十二。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梁书•卷七列传第一 高祖郗皇后》）
    为什么这两个先于皇帝逝世的皇后都不是丹阳人，而史书又都称之为“归葬”？如果齐梁两代皇帝过江之后所居住的东城里山具体位置，一如常州方面所谓历史学者称之为是在现在的常州的话，帝陵为何不在常州境内？或者干脆葬在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岂不是更加省事？须知为安葬齐梁皇帝修路开河造陵运神兽耗时费工谈何容易，答案只有一个：这里就是他们的江左故里，这里就是他们的龙兴之地，这里就是当时的南兰陵郡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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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专家学者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徐吉军在《中国丧葬史》第五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之“归葬习俗的盛行”一节中写道：“所谓归葬，就是将客死异乡的尸骸迁回家乡葬埋，这一习俗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此可见，齐梁皇帝落葬的地方，就是他们过江后侨居的第二故乡，由于战乱未平、时代久远，他们已无法回到原来意义上的祖籍埋骨，退而求其次，便在自己部族的现居地即当时的晋陵武进县东城里山下葬，当时的武进县名，只不过是历史地理意义上的地名，而非现在地理意义上的武进。在当时侨置意义上可称之为南兰陵的地方，即是在今天的丹阳境内。
    如果查阅丹阳和武进两地的志书，都可以看到对各自地域这段历史演变的表述：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丹阳县志》记载：“晋太康二年(281年)，复为曲阿县，分曲阿县治西南延陵乡置延陵县，分曲阿县东北地区并丹徒县东北地区置武进县；废毗陵典农校尉置毗陵郡，曲阿、延陵属毗陵郡。永嘉五年(311年)……改毗陵郡为晋陵郡，曲阿、延陵为其属县。晋建武元年(304年)前后，在晋陵侨置南东海郡，在曲阿寄治祝其、襄贲2县。南朝刘宋元嘉八年(431年)，在江南设立南徐州，曲阿、延陵由扬州改属南徐州晋陵郡。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改从曲阿分出的武进县为兰陵县，属兰陵郡。曲阿、延陵仍属晋陵郡。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王朝统一全国，废南徐州，改晋陵郡为常州，曲阿县属常州，丹徒县并入延陵县，移延陵县治于京口；兰陵县并入曲阿县。开皇十五年，置润州于延陵县，曲阿、延陵改属润州。同时分曲阿县南金山乡置金山府(后改金山县)。大业三年(607年)，废润州，改扬州为江都郡，曲阿、延陵改属江都郡。唐武德二年(619年)，以曲阿县置云州，曲阿属云州；原兰陵地分出复置武进县。武德三年，延陵县分置丹徒县，并于丹徒县复置润州；延陵县治迁回旧地，属茅州。武德五年，改云州为简州，以城南简渎河得名。武德七年，废茅州，延陵改属润州。……天宝元年(742年)，改润州为丹阳郡，改曲阿县为丹阳县，……”丹阳至此才算正式定名，到了今天已有1267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武进县志》记载：“三国吴嘉禾三年（234年）分无锡以西地区辟作屯田，置毗陵典农校尉。毗陵、武进（今丹徒）、云阳（今丹阳）三县属毗陵典农校尉。晋太康二年（281年）撤毗陵典农校尉，分吴郡置毗陵郡，武进复称为丹徒，并分曲阿（今丹阳）、丹徒两县东部地区（今本县西北地区）置武进县，与毗陵县同属毗陵郡。永嘉五年（311年）毗陵郡、毗陵县均改为晋陵。大兴年间（318～321年），淮阴令萧整率家族及部属南来避乱，在今万绥附近定居，后侨置兰陵县，属南兰陵郡。南朝宋大明末年（464年）武进改属南东海郡。齐建元元年（479年）武进县、兰陵县（一度属南琅琊郡）属东海郡。梁天监元年（502年）南东海郡改为兰陵郡、武进县改为兰陵县，属兰陵郡，晋陵县属晋陵郡。陈永定二年（558年）晋陵县属晋陵郡，兰陵县属东海郡（原兰陵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兰陵县并入曲阿县，废晋陵郡，于常熟县置常州，移常州治于晋陵。晋陵县属常州。……唐武德二年（619年），李子通取晋陵，旋吴王杜伏威得毗陵地，归唐。三年又改毗陵郡为常州。并以故兰陵地复置武进县，……贞观八年（634年）武进并入晋陵县。垂拱二年析晋陵县西又置武进县……”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两部志书叙述的情况基本一致，共同肯定了从古到今丹阳和武进分分合合的建置沿革演变过程，也都承认萧氏族人所居住的兰陵县有过后来并入曲阿即现在丹阳的经历，齐梁皇帝落葬之处为何名义上在武进而实质上是在丹阳境内也就不成其为谜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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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梭，物是人非，历史在不断演变，唯独齐梁皇帝陵墓群落这个历经千年而亘古不变的地理坐标是不会改变的，与之同时并存的还有相伴左近的金牛山、皇业寺、萧塘港这些丹阳人民耳熟能详的历史陈迹，这是所有的历史考察者必须正视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历代封建王朝的频繁更叠，行政区划的经常调整，历史地名的屡屡变动，现在我们生活中所熟悉的地名和历史典籍中所记载的地名其地理位置大都已经不再是同一概念了。如同今天的丹阳市从历史地理意义上来考察，和历史上的丹阳县、丹阳郡绝非同一个概念，前者现在是在安徽境内的当涂，后者则横跨了江苏、安徽等省。由于一些现代学术界人士的因循守旧，浅尝辄止，又导致长期以来在历史著述、方志出版物、辞书作品等文化传播载体上，出现对齐梁帝里地名表述的混乱不一。具体表现在，对齐梁帝里的属地，沿袭使用了《南齐书》、《南史》、《梁书》、《新唐书》等历史典籍中记述传主生活的历史年代、历史地名，即“武进县东城里”、“晋南兰陵中都里”，并主观认定为就是今天的常州或武进。另一种是称之为“今江苏常州西北”、或称是“江苏武进西北”，此以《辞海》等辞书为典型代表。其三是认定齐梁帝里应当是以齐梁皇帝故居和他们的埋骨之处所在地的现实地名丹阳。第一种表述即“常州说”或“武进说”的错误在于它对历史地名是否变化没有作出客观的研究，就主观地作出了认定；而第二种表述即“常州西北说”或曰“武进西北说”是以一部分辞典书籍为代表的，其本身就蕴含着对齐梁帝里的认定还有一定意义上的保留，给出的只是一个地理方位指向，有待于历史学者研究汲取考古成果最终予以确认，否则何不一步到位干脆就指出是在常州或武进呢？而第三种表述即“丹阳说”的倡导者，如费孝通、王朝闻、朱偰，以及日本的曾布川宽等，他们都到过丹阳并认认真真地经过了学术考察和研究，其治学态度是严肃和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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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历史典籍，其实齐梁帝里之争的发端目前可见诸于两地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嘉定镇江志》和《咸淳毗陵志》，这两本编著于宋朝的志书都认定齐梁帝里在各自的地域。但是，《咸淳毗陵志》忠实记载了历史事实，该书在第360页中明确无误地指给了我们一个具体方位，即“南齐四世祖、淮阴令萧整侨居之地。按万岁寺旧有伪吴天祚中石刻云：‘寺西去萧梁帝祖宅三十里……’”。从现在原万岁寺所在地的孟河镇往西走30里，到了什么地方？是在常州武进境内还是镇江丹阳境内不是很清楚了吗？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常州与镇江，武进与丹阳，两个地区的民众千百年来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漫不说封建王朝时期历史地域的划来划去，州郡府县的撤并分合，就是到了解放后的当代，也有过土地村庄甚至地区的大幅度调整。据编撰中的《中共丹阳党史大事记》（1949.4～2009.4）记载：1956年12月14日，武进县九里乡界首、张家塘2个自然村11户划归丹阳县运河乡。丹阳县运河乡寨庄、河西、杜庄等14个自然村、277户和蒋墅乡杨树、杨泗沟、大刘庄3个自然村27户，分别划归武进县西夏墅、浦河、罗溪、南观等4个乡。(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40页)大跃进年代，镇江地委、专署机关迁驻常州市，9月改称中共常州地委、专署，丹阳隶属常州地区领导，未过多久又恢复原状。建国后，武进也在镇江、常州、苏州等专区辖下划进划出多次，直至1983年2月撤销地区建制、实行市管县，才从镇江地区再划入常州。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齐梁皇帝故里历史上在哪里、现在又在哪里，名义上在何处和实质上在何处，原本是历史学术研究领域之事，现在由于某些人的“醉翁之意”，生生地将一场学术之争扭曲成了人文资源之争、经济利益之争。试问，历史研究一旦沾上了领导旨意和“铜臭”之气，这样的研究成果其可信度能有几分，又如何传诸于后世？如果硬是想要置历史事实和考古研究成果于不顾，借“正名”之名，一意孤行地来图篡改史实、“服务经济”之实，闹到头来，恐怕换来的只能是自取其辱！

流浪侠

谢谢楼主，发帖好快，一口气刷新了看下来，很详细！

现在的情况是，没有的，打破头在抢，在手的，倒是很淡定啊！

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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