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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晚7时40分,盗窃故宫的犯罪嫌疑人石柏魁,被北京警方抓获。14日,石柏魁进入故宫盗窃的过程部分曝光。嫌疑人借助身材矮小优势,先是钻栏杆潜入故宫,后躲藏在故宫内一处未开放的房间内,趁夜色敲破窗户实施盗窃,在被发现形迹后,翻越10米高宫墙逃跑。逃跑后,嫌疑人经“鉴定”认为得手之物是假货,竟将藏品丢弃于垃圾桶内。目前警方仍在继续寻找丢失的3件藏品。
故宫博物馆失窃案在短时间内就聚焦了大量的关注,一方面,因为这里收藏着的是国宝,正儿八经的“价值连城”。另一方面,故宫博物馆历来被誉为“京城第一安保”。这就不禁令人拍案了:难道,“第一安保”就如此弱不禁风?文物收藏在故宫博物馆内尚且被人说盗就盗,那么,其他博物馆内的文物,乃至于当前保护体系内所有的文物,又是怎样的一种安全处境?
一个有未来的民族,必然先要有历史。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没有什么比承载着民族历史的文物更珍贵、更需要保护的了。站在更低一级的物质层面,没有什么比文物更值钱、更能吸引注意力了。于是,影视剧里不厌其烦地以“夺宝奇兵”、“疯狂石头”做噱头。于是,故宫被盗案发生后,网上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例如“凿墙盗宝”、例如“缩骨大法”……但是,当案件告破,又不禁令众人大跌眼镜——“凿墙盗宝”中所谓的墙,就是一块展板;所谓的“缩骨大法”就是借助矮小的身材,钻栏杆……此刻,作为民族历史的关注者,到底是该悲愤于文物保护的“小儿科”?还是该担忧于文物命运的浮沉不定?抑或该震撼于犯罪嫌疑人盗窃过程的“传奇”?
北京市文物局表示:故宫失窃案最大的漏洞在于责任心,这话有着力透纸背的含义。因为,所谓的“责任心”不仅仅是对文物、对国宝的责任,更是对民族、对未来的责任。但问题是,有多少致力于文物保护的机构和个人,是把保护文物作为一项民族责任来看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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