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侠客行 于 2011-6-11 11:22 编辑
小序:前日在曲阿论坛发了一篇《拒绝平庸·别样的声音》的文章,其间言陶潜为好逸恶劳之辈,乡野农夫深不以为然,洋洋数百言以抒其意。我研读数遍,颇感其诚,引为挚友,作《散谈陶潜》以答之。 我读的第一篇陶潜的作品是《桃花源记》,至今屡读不厌,对其中描绘的乌托邦式的生活甚为向往。后来又读了许多陶潜归隐后的诗作,那份恬淡自然、轻松闲逸时时打动着我。我深爱陶潜的作品,我敬慕他的才华,但对他为人处事的方式态度我不敢苟同,甚至有些鄙视。 陶潜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作过太守,但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陶潜并不愿意、或不甘心面对这样的现实,一如既往地保持仕宦公子的作风,贪恋闲逸的生活,饮酒作赋,自在人生。 后学在分析评价陶潜时,多以其诗文为依据来还原他的一生。当然,读其文识其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也不能单纯看他说什么,还要分析他是怎么说,更要关注他是怎么做的。言行不一的人太多了,培根不就是个典型吗? 在《晋书·陶潜传》和萧统的《陶渊明传》中都记述了这两件事: 一是,“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二是,“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两次为官都是自解而归。第一次是因为“不堪吏职”。为何“不堪”此职?原因有二:一则职小而事繁,再则位卑而自羞。第二次是因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这件事大为后人称颂,甚至有人将此言与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相提并论。当年,李白身处长安,得到玄宗赏识。但他让贵妃研磨,命力士提靴,甚至醉卧龙床等事,引起朝臣不满,被排挤倾轧。后愤然离京,以此言抒愤。而陶潜身为鼓泽令,以官服接待上级检查,是情理之中的事,与“五斗米”无关。陶潜所愤愤之事在于“折腰向乡里小儿”,降低了身份。 从这两件事上,不难看出,陶潜既知现实又不甘于现实。他不愿承担家族衰败后所带来的生活压力,向往仕宦公子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他缺乏责任心。一个难以齐家的人,竟有人说他胸怀大志,不免有些牵强。更有人说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愤然隐世,不免过誉。 陶潜素怀归隐之心,向往悠闲自在的生活,有超于现实的空想,而把官场的生活称为“樊笼”。这种好逸之心也不是陶潜独有,历代文人多有此心,像孟浩然、王维、李白等等。但这些人与陶潜不同的在于颇有家私,衣食无忧。 乡野农夫不忍我将陶潜说得如此不堪,举《归园田居三》中的诗句相驳,以证陶潜是躬耕田亩的勤劳之人,我认为此不足为据。 宋代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是这样评价陶潜的:“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何为“高简闲靖”?他是这样表述的:“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裋褐穿结,絺綌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如果他是一个勤于劳作的人,穷困之状,何至于此? 在《五柳先生传》自言其状:“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常事农耕,何以不知其名?再有言“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这些文字自述了生活的基本内容,于农耕一事,未提一字。在其与子俨等疏中有这样一段话:“恨室无莱妇,抱兹苦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管仲、鲍叔,分财无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此与上文中“置酒招之”形成鲜明对比。谁愿为一个不可自食的人长期买单呢? 实际上,陶潜根本就不擅农事。《晋书·陶潜传》中记载:“躬耕自资,遂抱羸疾。”而且,就在《归园田居三》的第一句上写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试问一个精于农事的人怎么会把地种成这样呢?农耕对于陶潜来说,只不过是业余爱好,为消闲、陶冶性情、复归自然的手段罢了。 由此,说陶潜为好逸恶劳者,不为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