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趣论中国传统文化

佟平

（本文根据经济观察报记者对易中天先生的采访对话简编而成）

孔子之前没有民间思想家

先秦出现了“百家争鸣”，那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是迄今为止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当时出现了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思想家，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奇观！当然，诸子百家中，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墨、道、法四家。在我看来，这四家学说的核心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如何治国，一个是如何做人。后世关注的也就是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儒、墨、道、法四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学说，百家争鸣也是因为孔子引起的。因为在孔子之前没有民间思想家。虽然孔子做过一点官，但是他主要是在民间活动。

孔子的思想概括地讲，来自历史。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周朝之前是殷商王朝。殷商文化的特点是“尚鬼”，以神为本。殷商统治非常残暴，不把人当人，搞“人殉”和“人牲”，就是用活人做牺牲品，用活人殉葬。后来周人“闹革命”，夺取了殷商王朝的天下。殷商的灭亡非常快，只用了一个月就垮台了。

殷商亡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殷纣王派来迎击周武王的军队，到了前线就调转矛头。临阵倒戈，说明殷商统治太不得人心。周代的统治者对于殷纣王的迅速灭亡感到恐惧，而且他们要解释政权的合法性。他们的政权是从别人手上夺过来的，不能说“老子打下的就是老子的”，这个话不能讲。所以周公就讲“德”，殷纣失德所以亡国，周以德得天下，所以也要以德治天下。

这实际上就是原始的 “以人为本”，这真是周人了不起的地方，他们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没有被冲昏头脑，有忧患意识。

取得天下后，周天子按照宗法制度确立君臣关系，将家人亲属分封到各地，就是把天下分给诸侯，划一块地方给某人，这叫“封”，派一个诸侯去统治就叫“建”，合起来叫“封建”。诸侯再按照同样的道理往下分封。这就把封建制和宗法制结合起来了，形成了天下、国、家三个层次。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奴隶形成一个层次鲜明的等级，而人是追求平等的，对等级是不满意的。怎么办呢？首先用礼来规范。“礼”的核心就是宗法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但是心里还不舒服，就用“乐”来调剂。乐有差别，多样统一，这就是和谐。所以是宗法、封建、礼乐三个制度，合为“家天下制”，这就是周的制度。

反对儒家的墨家与道家

孔子认为，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是因为“礼坏乐崩”，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克己复礼”，把秩序重新维护好，天下就不乱了。墨子说不对，天下之所以乱就是因为秩序不合理、不公平，大家都是平等的，凭什么要分那么多等级？要平等，要博爱，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兼爱”，才能救世。这就有了墨家。

孔子主张回到西周，墨子主张回到禹世，也就是大禹的时代，一种更古老的秩序。墨子有两个重要的政治思想，一个是“兼爱”，兼爱是讲平等、互利、博爱，这很了不起。人人平等之后，墨子面临一个难题:大家都平等了，各行其是，还是天下大乱，听谁的？墨子主张“尚同”。“尚同”的意思是什么呢？村民如果意见不统一，就听村长的；村长意见不统一，就听乡长的；乡长的意见不统一，就听大夫的；大夫的意见不统一，就听国君的；国君意见不统一，就听天子的。

儒家主张回到西周，墨子主张回到禹世，道家说你们这都不对。因为不管是要哪种秩序，都是想代天立法，太狂妄了。 太自负了，总以为人可以做点什么，你要知道人不能做什么，只有“天”才能做，人怎么能代替天地呢？天有目的吗？没有目的。但是它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和睦的，就是“无目的合目的，无规律的合规律”，自然万物是非常和谐的。所以真正的方法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老子说得很清楚，“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领导人糊里糊涂的，民众就纯朴；庄子说“上如标枝,民如野鹿”，领导人要像一片树叶一样，老百姓就像野生动物一样，那是好社会。最好的政治就是“太上下知有之”，老百姓知道上面有一个人，下面也不怕他。“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法家的可爱与可怕

法家继承了道家的思想，也主张无为。韩非主张，君主什么都不要做，而且越傻越好，很精明的就要装傻，不能逞能，不要炫耀自己的多才多艺。韩非说，一个君主一旦表现出自己的某方面才艺，下面就知道你的心思了。你要永远让下面的人猜不透你的心思，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也不知道你不喜欢什么，他们永远在那儿忙忙碌碌，你永远在那儿清静无为，这就是好的政治。

儒家讲礼治，就是用礼来治；墨家讲人治，就是“尚贤”；道家讲不治，清净无为。法家讲法治。韩非说，君子不要圣明，也不要能干，他只要做到一条，就是守法，严格按照法来做，就是法来治。韩非明确讲“以法治国”。是“以法治国”，不是“依法治国”，是法治，不是人治。而且韩非强调法治的三原则:一、固、显。“一”就是统一、唯一，“固”就是不变，“显”就是公开。一旦制定了法，第一要统一、唯一，第二要永远不变，第三要公开透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开、公正、公平，这就是法家留下的遗产。

从技术上讲，法家是最成功的，最面对现实，也最与时俱进。法家学说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皇帝再小都没关系。他们把整个国家设计成一个机器了，只要按一下就行了。但是他们忘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治？儒家说我们要这样的秩序，墨家说我们要那样的秩序，道家说没有秩序的秩序就是最好的秩序，法家说法治的秩序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秩序？墨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了天下人的幸福。这就是墨家的可取之处，而法家只是为了君主一个人的幸福。

“百家争鸣”的宝贵遗产

随着秦国兼并天下，“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结束了。我们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历史结束了。因为法家的治国理念有那么多的问题，所以秦二世而亡，汉接过来天下以后，先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民富国强之后，汉武帝有所作为的时候，就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实质上是“内法外儒”，儒家和法家共同执政，他们都是“执政党”，道家变成“在野参政党”，只有墨家变成“地下党”。

儒家关注文化，孔子最关心的是文化。许多人认为孔子是道德至上论者，但是在我看来，孔子认为文化高于道德。孔子讲仁爱，孟子讲正义，荀子讲自强。所以儒家留下的是文化价值:仁爱、正义、自强。儒家留下的仁爱、正义、自强，墨家留下的平等、互利、博爱，道家留下的真实、自由、宽容，法家留下的公开、公平、公正，就是先秦百家争鸣的宝贵遗产。所有这些，都应该抽象继承，但首先要正本清源。只有正本清源，才能把遗产理清楚。如果连自己的老祖宗有些什么东西宝贵都不知道，怎么伟大复兴，怎么和平崛起？

坏在“独此一家”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称之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场奥林匹克，也可以把它比喻为“铁匠铺”。一个民族的思想、灵魂、智慧是需要锤炼的，就像打铁一样，需要反复锤炼，不能说哪一榔头是对的，别的榔头打得都不对，其实都对。儒墨道法四家，都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都应该继承，当然是抽象继承。
此后两千多年思想文化史的格局，那时候已经奠定了。这是轴心时代思想的共性。“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著名命题，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中国的思想文化地图就是那时候画出来的，那是千古的绝响，但是留下来的东西确实值得一再品读、回味。套用尼采的比喻，先秦诸子的思想就像一口永不枯竭的泉，只要把水桶放下去总能打到水。他们是永不枯竭的泉水，是中华文化的源泉所在。

先秦诸子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中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影响了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文化中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来自先秦诸子。 对后世产生副作用的首要原因是“独尊”。比如儒家学说，首先的问题不是儒术有什么问题，而在于它被“独尊”了。将思想定于一尊，用一种学说强行统一人们的思想，影响非常坏。原来互相辩论，思想是良性的，是活的，一旦从民间进入庙堂，被供起来，就成了死水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后来者的问题，不是先秦诸子之过。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坏。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并没有错。应该打倒孔家店，但不能打倒孔夫子。孔夫子很伟大，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全人类认同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况孔家店也不是孔夫子开的，是后人打着他老人家旗号开的，其中难免 “假冒伪劣”和“走私贩毒”。当然，孔家店的首要问题，也不是“店”里的“货”都不好，也有“好货”。坏就坏在“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应该依据《反垄断法》进行处理。只要允许墨家、道家、法家等等都开店，我看孔家店也可以开，只不过我们得“识货”才行。自己“不识货”，就怪不得孔夫子。他老人家，哪里顾得了身后那么多事？我感叹孔子的命运，写了一首诗——

非佛非仙也不癫，
圣人原本食人间。
后儒要吃冷猪肉，
便设神龛算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