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特稿人文——千年麦溪村，回不去的故乡！

齐梁君子 · 发表于 2011-8-5 14:36:59

千年麦溪村，回不去的故乡 新华报业网－新华日报 2011-08-04
   从南宋算起，麦溪村已有近千年历史，我们张氏也在这里繁衍了七百五十年，出过二十二位进士，四位举人。从唐朝起这里就有条官道连通宁镇山脉和太湖平原，向西走冈阜连绵，向东走一马平川。
　　“从南宋算起，麦溪村已经有近千年历史，我们张氏也在这里繁衍了750年，出过22位进士，4位举人。从唐朝起这里就有条官道连通宁镇山脉和太湖平原，向西走冈阜连绵，向东走一马平川。”77岁的张荣法带媒体走在千米老街上，对麦溪村的历史如数家珍，“这里以前是染坊，那里曾住过族长，那间就是文秀才宅，我小时在那里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然而顺着他手指方向，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顶破墙塌的老宅，墙头长草，门锁生锈，显然已很久没人住了。就像秀才已成了老古董一样，丹阳千年古村麦溪在快速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已经日渐衰败，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塌陷老屋里遍地野花野草
　　在麦溪，张荣法是一本百科全书，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无所不知，谁家有事都喜欢找他出出主意，有时村里来了外人，他甚至能报出是谁家的亲戚。
　　在延陵镇镇长岗位上退休后，他开始追寻麦溪的历史，从北京、上海和南京的图书馆找到麦溪张氏光绪年间重修的家谱。根据史书和家谱的记载，北宋时范仲淹派儿子范纯仁回苏州老家收租，返程时到丹阳看望挚友石曼卿，得知石曼卿父母和妻子相继去世却无钱下葬，便将船上的500斛麦全部送给石曼卿，石曼卿葬亲后用余钱在简渎上修了座桥，命名麦溪桥。到了元初，做豆腐的张千宁入赘富户，在麦溪桥附近安家，随着张家的兴旺，原本人烟稀少的麦溪村热闹起来，到光绪年间，麦溪张氏共有3.8万人，分布在周边36处，是丹阳第一大姓，直到现在，麦溪仍然是丹阳第一大村。
   然而，在这个衰落的千年古村，越来越多的老宅由于无人居住而毁坏。张荣法所说的文秀才府建于清末，原本有十多间，现在只剩下一间，且南墙和北墙都有部分坍塌，房子里堆着柴草，梁架上布满蛛网，墙头、房顶长着杂草，东侧的山墙已经向外倾斜，看起来摇摇欲坠。向东200米，还有一座清末的武秀才宅，也只剩下两进，虽然没有坍塌，却是铁将军把门，邻居们说，武秀才后人在外地办厂，只留下一个中年人在家看房子，偶尔来住。离武秀才宅不远处，搅拌机轰隆作响，一座框架结构、空心红砖的2层小楼拔地而起，几个月前，那里还挺立着一座残破的民国老宅。
　　在麦溪，青砖黑瓦、穿斗抬梁式的老建筑还留有上百座，然而大部分已无人居住，任其朽坏。在屋顶和墙壁坍塌的屋里，野花野草在肆意生长，有些老宅已经彻底倒塌，只剩下木梁架支撑在半空中，上面爬满了藤蔓。这是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盛夏的阳光下，草木繁盛，生机勃勃，旁边则是断壁残垣。
　　这幅画面是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古村命运的缩影。当人们纷纷搬进新居享受现代化生活的同时，那些代表着传统生活的老宅正在被日渐冷落、抛弃。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忧虑地看到，曾经美丽的古村落，那孕育一代代人的乡土中国，正在失去千年记忆。
　　年轻人正在远离村庄
　　麦溪是一个已经老去的村庄，村里很安静，安静得没有活力。记者在村里参观时，见到最多的是老人，除了村边公路的店铺里，村里基本见不到80后，中年人有些留下来了，但很多白天进城打工，晚上回来休息，他们骑着摩托车、电动车，给麦溪村边的公路带来早晚两次高峰。
　　村里现存唯一一栋两层跑马楼已经有100多年历史，里面住着74岁的张寿泉。他有三女一男4个孩子，都在外地城市工作生活，长假时，他们会回来看望父亲，虽然家里给他们每人都留了房间，但他们每次都住在丹阳城里的酒店里。家里空了很多房子没人住，便租给别人开化肥店。
　　村里最气派的二层新楼，是年近七旬的韦碧青老太太家的，高约8米，贴着枣红色的瓷砖，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清代大学士、《康熙字典》的总撰张玉书的宰相府邸就曾盖在此处，但韦老太太自己却坚持住在前面的两间老房子里。她的三个孩子都在北京，她去住过，因为无事可做、没人聊天，还是回到了村里，每天吃饭时端着饭碗和巷子里的老太太们拉家常。而那栋小楼，日复一日地空关着，只有春节前后，儿女们回来住上十天半月。
　　“在村里造再好的房子，也娶不到老婆。”张荣法这样解释年轻人为什么要离开村庄。他的一个远房侄子，花50万元在农村造了座别墅，然而他的女朋友希望住在城里，最终他们还是在城里买了房。70后的年轻人几乎没有懂农活的，即使留在村里也不下田。现在下田干农活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村里的田大部分承包给外地人，否则恐怕要撂荒了，村里五六十岁的人，自己辛辛苦苦出去打工，家里的房子不再翻新，但一定要给孩子在城里买套房。张荣法告诉记者，每年村里都会搬走50户到100户人家，村子正在逐渐空心化。
　　几百年来，人口第一次成为麦溪村的大问题。丹阳有句民谚，“富贵三城束，人丁麦溪张”，讲的是清朝中叶茅山道观为建顶峰宇观，邀请方圆百里的望门大族上山议事，丹阳三城巷的束家财大气粗，包下了工程的全部资金，而麦溪人丁兴旺的张家则承担了全部的劳力。今天，城市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年轻人离开故乡飞奔远去，在高速发展的中国，麦溪这样的古村被远远甩在后面，安静和寂寞，就像一首无声的挽歌。
　　祠堂只剩明代一堵墙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麦溪张氏宗祠，原本占地4亩，前后5进，是张氏春秋祭祖、续修家谱、宴飨议事的地方，大厅中堂悬挂的对联写着：传祖宗一脉真经曰忠曰孝，教子孙两项正事唯读唯耕。这正是传统乡村的主流价值观。
　　但是当你走到祠堂旧址边时，眼前却只有一座废弃的小学，操场上种着黄豆，花坛里长着芝麻，露天楼梯的栏杆上爬满了丝瓜藤，就连小学的大铁门上都爬满了藤蔓。当年村里最神圣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一堵两米来高50米长的残墙。
   祠堂的消失，不仅标志着宗族势力的消失，而且标志着士绅阶层的消亡和农村自治能力的衰退。直到清代，政府的触角最多也只延伸到县级，乡村基本靠自治，村内、族内掌握财富又有文化的乡绅，属于有实力又有声望的群体，是村民事务的实际管理者。当年祠堂内的申约牌匾就写明，族人村民要按时纳税、严禁赌博、抚恤孤寡等，甚至规定，有纠纷要先在族内解决，不得擅自打官司。祠堂内还有“账务公开栏”，记载着宗祠2000余亩公租田的亩数和收支，以及镇江4号码头的装卸劳务收入，这些收入主要用来修祠、续谱、建庙、修桥铺路、接济穷苦以及供养族内优秀的孩子读书等公共和公益事业。传统的乡村自治当然有强调族权、苛求寡妇守节等违背现代法治和人文精神的内容，但其维护乡村秩序的功能不可忽视。
　　乡绅阶层的作用，在乱世表现得尤为明显。抗战期间，日本人、国民党、汪伪政权和共产党四方势力在麦溪角力，张龙子是国民党指派的乡长，但与在茅山打游击的陈毅交好，暗中为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因为“通共”，他被日军抓到丹阳城，但因一手漂亮的字画和在乡村的名望，又被日本人奉为座上宾。为了保全乡里，他在各派之间周旋，使乡民们得以避免直接面对侵略者和汉奸的迫害，深受村民爱戴。
　　如今，在麦溪，最有经济实力的是外来承包土地的人，养猪、养鸭的大户，但他们毕竟是“过客”，对村里的公益事业并不热心，几年来村里新添的7条水泥路，是在外地办企业的麦溪人捐了40多万元才修成的。
　　故乡只留在记忆中
　　在端木顺本家的一间仓库二楼，有三纸箱线装书，是祖上传下来的。端木家世代开药店，民国时搬来麦溪，箱子里除了《本草纲目》之类的医书，还有很多当年病人抓药时抄下的药方。端木顺本说，他把这三箱书都送给了祖籍麦溪的南大历史系教授张学锋，等他下次回乡时带走并研究。
　　这三箱虫蛀、破损得千疮百孔并且一抓一手灰的线装书，仿佛是一个隐喻：传统文化在今天的麦溪只能和旧灯管、破沙发等被归置在一起。对张学锋来说，虽然偶尔还回乡上坟，但麦溪已经是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在张学锋的儿时记忆中，麦溪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村里有口大塘，塘底的水草根根可见，二伯带他从塘边走过时告诉他，莼菜出水前很嫩，是一道好菜，出水后就叫荇菜，老得只能喂猪了。半个村子吃水靠大塘，每天早上塘边熙熙攘攘，连村里酿酒，也从大塘取水。然而如今的麦溪，每个水塘都散发着难闻的臭味，村边田头，到处飘落着被废弃的白色塑料袋。
　　精英的流失，是传统乡村衰败的一大表征。在传统乡村，富裕的耕读之家既可以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也可以在乡村衣食无忧并赢得尊重，因此乡村和城市一样集聚着大量人才。自民国时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城市崛起，吸纳了大量资源和人才，传统的乡村日益衰落。从麦溪走出的精英中，仅在南京大学当教授的就有4位，然而他们却很难再回到乡村。历史系教授张学锋当然知道叶落归根的传统，但是他问：“我回到老家，能做点什么呢？”
　　“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出现过‘废村’现象，在长达四五年间，几乎每天废掉一个村，所有人都迁走了。”曾经留学日本的张学锋说，“直到现在，日本仍然是‘三桑农业’，即只有爷爷、奶奶和妈妈种田，‘桑’就是这些尊称的尾音。在韩国，首都首尔集中了全国30%的人口，粮食要靠进口，生活成本奇高。在韩、日，每一粒米都极为珍贵，绝对不可以浪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其规律，但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付出的代价，我们中国的农村是否应该从中汲取教训，这是身为历史学者的张学锋——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城里人正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摆在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一道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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