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地税员的告白：关于贪污、升职的那些事儿

山中过客

　　在列车上，他与我对面铺。车开不久，我们聊了起来。

　　他是某省某地级市的一名地税征收员，50余岁了，戴眼镜，健谈。若他自己不说是地税征收员，我以为他是中学教师，而且是教数学的。因为他手拿纸笔，聊前在认真演算一本杂志上的数学迷题。

　　他说他从小学起数学就好，中学和高中一向是班里的数学尖子生，物理化学的成绩也不错，但语文成绩却挺差劲，最令他头疼的是作文。说当年若不是语文分数拖了后腿，他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而非是本省一所普通高校；那么，现在他就不至于还是一名老地税征收员了。

　　他就当年他们那座城市的人，根本不将税务征收员当成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待。他说当年在他们那儿，市委和市政府紧挨着，各部、委、局、办，不是和市委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就是和市政府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合用一座很旧的小楼。而前者们才受尊敬，往往被另眼相看。至于出入他们那座小楼的人，被叫作“骑自行车收钱的”。有不少人，甚至分不清公检法制服与税务局制服的区别。某时自己被误认为是公检法的人，心里那份儿感觉怪舒服的。

　　“从80年代到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你也肯定没太注意。当年和小商小贩冲突的还不是城管人员，而是我们收税员。个体经营——合法化了，我们南方的农民，忽啦一下就涌入了大小城市，卖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中国农民太迫切地想要挣点儿现钱呀！当年每天能在城里挣10来元钱，那就足以令他们谢天谢地了。当年城里人也特欢迎他们，因为可以买到便宜的、新鲜的、以前买不到的东西了。当年我们南方农村并不多么普通的使用化肥，因为当年农民负担重，觉得化肥贵，不是万不得以，那是舍不得钱买化肥的。所以当年农药对农产品的污染还不是个大问题。城里人买的，基本上也是农民们日常吃的，所以城里人买得放心，吃得放心。不像现在，农民们自己吃的是一小块地里长的，卖给城里人吃的是另一大块地里长的。当年城里下岗的、待业的，见农民到城里来摆摊都能挣到点儿钱，便也加入了小商小贩的大军。城里同样一些人，头脑自然比农民活络，有的一两就成了万元户，骑着摩托背着秤了。那时一些中小城市的官们乐了，有更多的税可收了呀！至于弄脏了街道，那算什么呀，雇些人勤扫扫得了呗官们不太在乎，市民们也不太计较。那时我们比现在忙！哪里有摆摊的，哪里有我们。自由市场上更是缺少不了我们的身影。带上发票一打，四面八方收税。现在的城管是撵小商小贩们走，当年我们不撵他们，我们只伸手要钱。领导下达了指标，完不成任务还行？小商小贩们挣点儿钱不容易，觉得收多了当然不高兴。还没挣几元钱呢，你也伸手要钱，当然更不高兴。冲突常常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我们收税地很辛苦呀！我们那个区一级税务所，当年只有两辆公用自行车，归领导们骑。我们收税员，要么骑家里的自行车，要么靠两条腿匆匆忙忙地从这儿转移到那儿。当年我们收的是现钱，每人发一个双层书包，收到了钱就往书包里塞。一层装发票，一层装钱。回到所里，财会人员按你撕去了多少发票算你该收回多少钱。钱不够，那你得补上。你撕发票时不经意，多撕给了一两张，那是你倒霉，要怨怨自己，也得补上。大家将书包里的钱往各自的桌面上一倒时，别人收的都挺多，唯独你自己收的少，证明工作能力不强啊，脸上不光彩呀！在这种压力的促使之下，你明天能不挣回点儿面子？这一挣面子，明天和小商小贩就可能发生冲突了。他恼火你不体恤他，你还恼火他不体恤蚕食鲸吞呢！结果呢，可能就都动了手了。甚至，还可能动了刀了。那时收税员不够用，各所都扩编。没有正式名额就招临时的，临时的经验不足，或素质差，经常就和小商小贩打起来了。一打起来，市民们向着的是他们。因为在市民眼里，他们明显地是弱者。何况，他们是就近满足市民日常生活需求的人……”

　　我问当年收现钱是否容易产生贪污行为？

　　他说也容易，也不容易。当年也仅是对小商小贩们收现钱，总不能指望他们主动把钱交到所里去吧？辛辛苦苦挣五元交一元，挣10元交3元，那得多高的觉悟啊！要求他们有那么高的觉悟不实际也不应该呀！我们背着书包走到他们跟前去收，不是也体现着工作的主动性吗？说贪污不容易，是因为有发票联数限制着。说也容易，是因为即使规定了一处摊位只收两元，你可以说他卖的是鸡鸭鱼蛋肉，不同于买蔬菜的，获利高，理应多收几元。如果对方是老实巴交的人，听你振振有词地一说，认了，多收那几元不就是你的了吗？但也有那较真的，打听清楚了收税一律按摊位面积算，于是揭发了你，你的贪污行为不就暴露了么？说当年他那个所里，有一名同事就用以上方法，每天贪污10来元，积少成多，两年多里贪污了六七千元，结果东窗事发，不但被开除了公职，还被判了刑……

　　“当年我因为大学毕业后成了收税员，心里特郁闷，我们所长就经常从思想上帮助我。他曾经对我讲，邓小平复出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前，国库里才只有一千几百美金。不带点儿美金中国代表团也出不了国呀，紧急调拨，东凑西凑，才总算凑了两万美金。当年咱们的代表团在国外处处抠门得很，谁都不给住地服务员小费，光用英语多说谢谢。联合国大会还没结束，中国人的小抠已在住地服务员中出了名，哪儿像现在！……”

　　我猜到了他心里怎么想的，明知故问：“哪儿又不像现在了呢？”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狡黠地一笑：“你是北京人，你知道的比我多，别只我自己说起来没完！聊天嘛，你也说给我听听嘛！”

　　我装糊涂，反问说什么啊？

　　他就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现在咱们先富起来的一部份中国人，出国前肯定不只往卡里打两万美元吧？他们买一个高级的包儿不是都几万美元吗？和邓小平出山那时候比，只比美元的话，不是可以说富可抵国了吗？那是人家自己的钱，爱在哪儿花在哪儿花，姑且不论。单说那些公款出国的，大小是个官儿，哪一拨儿不住最高级的地方？更有的，多贵的外国酒也开几瓶，只要出名，多宰人的外国饭店也非去会一餐！反正是公款，不享受白不享受。还都有说词——不享受丢祖国的脸！真他妈不是人话！不过那么造也造不了多少钱，是吧？最令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心疼的是，你们北京搞一个什么伟大建筑，就非得请外国佬设计不可！人家有言在先，说那可贵呀！咱们那些出国招标的人却说，不谈钱的问题，钱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听听，是人话吗？那花的可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收上来的人民的血汗钱！即使表面看问题我们也收缴了一些老板大老板的税，可说到底，就血汗二字而言，税钱上沾的还是干活儿的同胞的血汗。老板们挣钱只费心机，不流血汗！……”

包租公

国富民穷，神奇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