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现存的五个孩子中,邓朴方、邓质方是男孩,其余三个则是女孩。三个女孩中,邓林是画家,邓楠是高级公务员,邓榕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邓公的几个女儿中,露面最少,也最不为外人所知的是画家邓林。 留一头短发,戴一副眼镜,保持着一副邓家体态,却有几分纤弱和雅气,说话时细声细语,明显带着女人的几分内秀。在邓家几个子女中,她和邓质方都属于言语较少的孩子。 “在医院看护邓公时,她织毛衣、邓公看书,都不善交谈。”医生们有这样的印象。 不善言辞,并不等于邓林没有思想和见地。她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她用画笔说话。据画界人士介绍,她熟谙中西美学,视角独特,自成一体。前些年在国内外举办美展,获得了社会和界内很高的评价。 邓林属于特立独行性格。在邓家孩子中,受卓琳的影响,多数喜欢物理学,还有喜欢中文和医学,文史哲学都比较擅长。但邓林喜欢绘画,她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在邓家的孩子中,邓林幼时最苦。她出生在战争年代,又选在最艰苦的时期出生。 那是1941年,是华北抗日斗争最严酷的一年。同年9月,邓林在赤岸出生。她似乎明白父母和整个民族的处境,生下来就不哭不闹。卓琳生她时,正在转战途中,没办法带在身边,便在女儿出生的第七天,忍痛将她的第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老百姓家中去哺养。 放下孩子,卓琳头也没回,就随部队转移了。1943年,邓公回延安时,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饿得皮包骨,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不认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邓卓夫妇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邓林长大成人,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据邓家子女的回忆,在内战前夕,邓公从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到武安之后,邓林才和一个胖弟弟和叫南南的妹妹被父母接到身边。在这期间,他们可以偶尔受到父亲的直接影响和母亲的亲自教育。 邓林的记事大概是从邯郸开始的。那时,二野首长每家都有一大堆孩子,她同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的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共产党人打下的第一座城市,见了什么都新鲜。当别的孩子们守着抽水马桶嬉戏时,她却在一家人家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前怔怔地站了半小时。 母亲说:这孩子喜欢画,将来当画家就好了! 开始,她并没有去学绘画。她是妈妈的助手,帮助照顾弟妹。遇到随军行动时,她早上醒来要给弟妹穿衣喂饭,然后同妈妈一起照顾弟妹上路。这样,从邯郸、郑州、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她也在流动的世界里长大成人。 战争年代,邓林与邓公没见几面,她只知道爸爸在前面给她找新家。安家的城市越来越大,所到的地方越来越美。这孩子的眼睛很新奇。有一次见到一本书上有一幅巴黎的画片,她闲下问父亲:什么时候我们解放巴黎啊? 喜欢旅途、爱美,是邓林孩提时候在脑子里的世界! 和平岁月,邓公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相聚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邓林儿时的心愿了却了,她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在这里,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 寻梦的季节美丽多姿,当祖国的山川大海映入她眼帘的时刻,她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少女的幻想又为她的美梦增添了奇异的翅膀。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和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里,她那温柔而纤细的画家之手,被农作所占有。在那陌生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下放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承载更多的则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好在邓林具有生性的善良和忍耐力,为她艰苦的岁月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教育者看她老实、有文化,而且来自于中央美院,就时常发挥其特长,让她在院落的围墙上写标语。于是,她的笔下留下一道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印记。 回忆起画家的手和笔,在那屈辱岁月被扭曲的往事,邓林似乎没多少埋怨,而她感到不公的是父亲的政治待遇。特别是她在农村见识了善良农民的艰辛生活之后,更不明白致力富民强国政治理想的父亲,为何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 无数个寒夜,她眼睁睁地在黑暗的土屋里百思不得其解。特别是为父母的安全担忧,使她感到莫名的恐怖。她蜷缩在被角里,一丝清泪在她的青春痕迹上刻下深深的印记…… 后来的岁月也是随着父亲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但自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回到北京。有了同父母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捡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又遇到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母亲。 爱女、艺术家、母亲,成为她整个人生。在邓公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终于庇护她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今年63岁,她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想要画一个人,一个影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光荣的人物,那就是父亲邓小平! 家庭“大总管”邓楠 有一年,周恩来总理到邓家,邓公的孩子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大管家! 于是,就有了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这话不知真假。但老一辈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 许多年后,邓楠没有辜负周伯伯的期望,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参与管理国家科技发展。 据许多熟悉邓公家庭情况的老人们讲,邓楠作为邓家“大管家”的话曾被邓公认可。邓公在 301医院住院时,卓琳向医生们介绍,邓公笑而不语,那是一种默认和赞许。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四岁,比妹妹邓榕大五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她出生之时,尽管条件依然艰苦,但比姐姐要好了一些。那时,父亲在外征战,母亲已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她就随着一群大孩子们上学、玩耍。在她女孩子娇柔的性格中,还有几分男孩子的坚毅。年龄虽小,主意却很多,从小有当“娃娃头”的经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很聪明,别人玩时她玩,别人学习时她学,结果考试时,她比别人成绩好。见这个女儿天资很好,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如愿以偿。 在邓公的几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在“文革”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各院校各派争论不休。一天,邓楠所在的学校与妹妹邓榕所在的学校碰到一起,结果在会上姐妹俩形成了对立面。很快,邓榕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不要同姐姐争论。无疑,邓楠是正确的。而这一种正确性来自于她经常与父母的交流和受父母影响做出的正确判断。这种正确判断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权威性。 那时,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文革”开始后,邓公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是邓楠。那几天,中央召开会批判邓公,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教授了在危急时刻如何处置的机密。在后来邓公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 邓公二度落难,邓楠受牵连也受到批判。但她很坚强,她知道自己必须咬紧牙关。突然有一天,邓公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她们联系。这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身份。她将家中剩余的资金做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应急之用。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中南海里住不了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老的奶奶和兄弟姐妹们得到庇护。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煤厂买煤,到市场排队买豆腐买骨头烧汤,到过年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木耳和大料…… 此时的邓楠,显示出了小时候当孩子头的本领,让大家轮流“值班”,她总是能用“到时候一定给爸爸妈妈讲”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想父母的日子,大家见不着,全家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她说父母工资不够数。她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才行。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到字条回到家中,全家知道父母还活着,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后来,邓公下放,兄弟姐妹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职责,收集兄弟姐妹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者,她就催其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总有一句话:给爸妈写信了吗?! 苦难的岁月,练就了她的意志,也练就了她的能力。在邓公操心的孩子中,朴方有残、小儿子飞飞和小女儿毛毛还小,邓林生性懦弱,邓楠则成了父亲放心的依靠。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楠已非常能明白事理和肩上的责任了。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将被扫地出门时,她就组织全家同来抄家的人进行斗争,保住了住处。同时,她在和父亲临别时,以女儿的细心,往父亲口袋里放了一副扑克牌,这副扑克牌伴随着父亲战胜寂寞岁月。 邓楠工作后同样令父母非常自豪。她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几乎没人看出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她给自己规定,尽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遇到困难时,她总是能出主意、想办法。她办法多,当一般办事员时,她是领导最省心的干部;当领导后,她分管的领域又是上级最省心的部门。 随着女儿的职务升迁,邓公当然高兴。但为防止女儿骄傲自满,并担心是否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引起群众意见,每一次出国、调离和职务变更,邓公总是要仔细过问: “这次出国有几个人啊?什么样事啊?你为什么去啊?” “工作得很好,为什么要变化?你做新的工作有什么长处啊?” “听说又进步了?征求群众意见没有?你能胜任吗?不能翘尾巴哟!” 邓公没有思考因为家庭、政治和历史磨难给孩子的影响,但他要求孩子必须自立自强。当看到邓楠靠自己的能力不断成长之时,他高兴;每次当邓楠给他盛上一大碗饭时,他总是甜甜地吃完…… 邓楠在邓公晚年时担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她非常喜欢这个岗位和这个职责。她很自豪,父亲有一个科学的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亲的愿望去努力实现! “最漂亮的女儿”邓榕 在邓公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笔名叫萧榕或毛毛,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话讲,她是邓公的幺女儿!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爷子在外面行走。主要是她是父亲的“史官”,曾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和《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两部书,大家读了她的书,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细腻的文笔所打动,所以知道邓公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毛毛大姐生性快人快语、利利索索,感情丰富、待人真诚。许多人说她办事像父亲,笔者倒觉得她更像“四川妹子”:漂亮、干脆、深情、善良。 邓公刚去世那年,她给一位同仁打电话说写点东西。这位同仁不知她是三个女儿中的哪一个,她在电话中很干脆地说:最漂亮的那一个。机敏、诚实,不摆架子,很自然,也很亲近。 毛毛大姐很漂亮,这种漂亮与其他的漂亮不同,是一种天然的、健康的、由里向外的美。诚如哲学家的总结:因为她的美而漂亮。毛毛与两个姐姐不同的是,她一笑,还能看出父亲年轻时的眸子、母亲年轻时的两个酒窝,她的漂亮更灿烂。 她有理由更灿烂。与两个姐姐不一样,她们出生在建国之前,而她是建国之后第一年出生的。无拘无束,少年没经过多少苦难,加上她天性快乐,她的思想在家中总是显得前卫,心态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很年轻。当我到港城为其《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筹备发行时,还有港上男士打听,邓公小女儿婚否?而此时,毛毛大姐已是近五旬的年龄。 毛毛大姐的这种性格,可谓是“活跃分子”。据医生讲,她到医院看望邓公时,病房最不安静。由此,医生可以隔着老远就能判断,今天邓家女儿是谁值班。大女儿来了之后静悄无声,二女儿来了之后有动有静,小女儿来了之后,不大安静。若三个女儿都来了之后,更难安静。由此,可见邓公的确很幸福。三个女儿,给了他三个世界! 可以想像,毛毛是父亲最喜欢的一个女儿。有句话: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小女儿是父亲最贴身的棉袄。此话在邓家得到印证:邓公晚年外出,她总是在其身边。她会应酬、懂医、能听懂老爷子带方言的普通话,更关键的是她总是能让老爷子高兴! 外界许多传说说毛毛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北师大。其实,她上学是上的北京医科大学,学医。不过,学医与学文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医学和文学都是以人为对象,说学文也差不离。 外界传说稍有区别的是她从小在国外留学,这有点离谱。要是邓公有个女儿在国外,“文革”中他会罪加一等。 她小时候并不在国外,而是到了陕北插队,在广阔天地留学了三年,补了哥哥姐姐们曾经艰苦经历的一课。 都说毛毛是一个有远见的女儿,上大学时喜欢外语,农村插队时也坚持自学。后来工作之后,她到了外交部,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秘。 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办公厅副主任,当过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用她的话说:她的官好当,都是副的。这位大姐的话总有些调皮,但她在工作中从不开玩笑,所以她上面的正职都非常满意,群众也很支持。 尽管她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选择从政。她曾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 毛毛大姐所说的“两位主席”是邓公任过军委主席、哥哥朴方任残联主席,“两位部长”是姐姐邓楠任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群工部长,都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毛毛大姐说话总是很诙谐。 我与毛毛大姐有过简单的交谈,她对人生感到满意。尽管她“文革”中同许多干部子女一样受了许多苦,但她不埋怨。而且她感激这段艰苦岁月,使她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并结识了现在的老公贺平,一个英俊、宽广、勤奋的男人。 说起贺平,大姐的话滔滔不绝。那是在她下乡时,一个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个老红军家的男孩。她们靠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她将他带到江西,经过邓公亲自“考婿”,他俩结为连理。再后来,这个老公成为邓家半个儿子,一直照顾到老人家乘鹤西去,她与贺平是夫妻、也是战友、是同志,现在还在恋爱的情结里…… 毛毛大姐大半生对父亲敬佩不已。上帝似乎让她很幸运,她选择父亲时,选择了一个伟人,选择丈夫时,选择一个好人。在她的男人世界,这两个人她都十分敬重。 于是,她将少女的写作情愫翻了出来,进入不惑之年,她决定写书。写关于一个男人的书,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父亲。于是,她用最深情的笔调写下了几个字:我的父亲邓小平! 在中国,元首的子女写父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中国的政要,有专门的治史机构,而且大量文献都在档案中。为活着的父亲写史,她在中国是第一个。 好在父亲默许。父亲知道这个女儿总有一些奇异的想法,他总是支持她去做。 这样,她花了很长时间和许多经历去访问知情者,然后就某些重大问题向父亲核证。然后,她几乎不停笔地写了父亲的早年、父亲的革命和父亲参与建政。除此之外,其中还有父亲的语言与个性、父亲家事与前妻。很快她冒着寒暑写了出来,并很快成为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 我结识毛毛大姐是在邓公辞世之后。那时,影响她大半个天空的男人走了,她有些孤独。与此同时,《我的父亲邓小平》专著上半部上市后的余温正存,知道她想继续写父亲,我们便开始期刊与作者的合作。 她父亲的后半生的确太丰富了,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革”岁月的父亲来写,而怎么写?她听取了我和同仁的建议,用“我的感情流水账”的形式,记录了女儿心中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父亲。 写作的过程是艰难的,纵使女儿的感情让她不能自已,可是父亲的思想过程、险象环生的经历和重大历史背景都需要她去采访征集、思考分析和赋予优美的文字。此时她是女儿,但还有更多的工作和尽妻子及母亲的责任。但她如同把自己绑在战车上一般,几乎通宵达旦地上作,她为此感到快乐…… 快到文稿杀青时,她约我们小聚。说起辛劳,她高兴地说:瘦了。假若谁要减肥,那就叫他写作! 转眼,邓公到了百年,这位快乐的女儿更忙碌了。她要怀念那个生活中最重要的男人,还有守望和照顾生活中的丈夫,此外,她还要陪伴自己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还有更多的事业。她永远在快乐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