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那些事——1940，“还都”丑剧

山中过客

  1940年3月30日，这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南京市民在警察的引导下，各家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但每面旗子上方都附有一片黄色三角形的“辫子”，上面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黑字，字体却五花八门，有楷书、行书、隶书，还有手写体、印刷体，应有尽有。

  市民们看到以前的国旗又飘扬在街头心里确有几分高兴，但看到上面的黄色三角巾心里又多了几分酸楚。而在鼓楼和新街口等闹市区则出现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更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恐怖气氛。

  这一天，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伪中央政权成立了。原来的国民政府建筑在沦陷时被日军占领大半，故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入了战前民国政府考试院的旧址，位于鸡笼山东麓、玄武湖南岸。

  这天清晨，礼堂挤得满满的，没有热烈的气氛，全场一片冷静。许多位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汪精卫则穿着一套晨礼服，仍如当年的丰采，但明显苍老和憔悴。

  据参加典礼的西方记者哈罗德称：“那个主角（指汪精卫）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虽然实际上他可能没什么病。”

  许少泉，这个跟随汪精卫多年的贴身卫士这天并没有在现场。半年前，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告诉他，国民政府快要成立了，准备还都南京，而他作为储备人才，被送往广州燕塘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不过，一个月后，许少泉提前毕业，加入汪精卫的侍从室。（汪伪政府成立后，成立了伪卫士团和侍从室，前者编制有1000多人，侍从室共有30多名卫士。）

  从1931年被挑选任汪精卫贴身卫士，到1940年4月升任汪精卫侍从室中校侍从官，1941年调伪首都警察厅任督察长，在长达十多年的卫士生涯中，许少泉紧随汪精卫左右，亲身经历了汪精卫“逃离重庆”、“河内暗杀”和建立伪政府等事件。

  出逃与暗杀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不如日本，战则必败，因此希望以他认为的“和平方式”来“曲线救国”。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出走重庆，他按照与日方达成的密约前往越南河内，日方却违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

  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中，仍然没有提到撤军，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双方签订的“重光堂协议”。

  然而，几天后的1939年1月3日，近卫宣布辞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彻底流产，像断线风筝般没有着落。在国内则是一片谴责讨逆之声，国民党中常会于1939年1月1日开会，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

  蒋介石一方面送亲笔信到河内，另一方面派戴笠去河内监视汪精卫。

  

  [相关阅读]

  许少泉回忆录

  1939年3月 河内暗杀

  1939年2月，蒋介石密派谷正鼎携亲笔信到河内，劝说汪精卫去欧洲旅行，出国护照由重庆方面办理，并从香港一家银行拨给20万元作旅费。

  汪精卫读了蒋介石的信，思想有些动摇。但就在那几天，周隆庠（汪在南京兼外交部长时的日语翻译）潜来河内游说，称日本政府很重视汪的举动，希望汪出来组织新政府，日方代表影佐祯昭（梅机关机关长）、松本重治和清水董三等要来河内与汪晤谈。汪精卫又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但没有同意与日方代表会面。

  1939年3月，曾仲鸣（汪精卫秘书、曾任铁道部次长兼交通部次长等职）的妻子方君璧等从香港来河内，为曾做生日。戴笠指派的特务从香港跟踪而来，执行暗杀汪精卫的任务。

  为防暗杀，汪精卫早有戒心；他不常住一个地方，有时住在曾仲鸣的小洋楼，有时住在朱培德的房子里。这天晚上，我们都在曾仲鸣的小洋楼里。

  这栋法国式的小洋楼分上下两层，当晚，曾仲鸣夫妇住二楼右边卧室，汪精卫夫妇住二楼左边。

  大约在深夜12点多钟，几个军统特务翻墙而入……

  特务上楼砸开曾仲鸣住的卧室房门，朝曾仲鸣连射十几枪。在楼下警戒的特务听到二楼枪响，特务们便越墙而去了。我们立即奔上二楼，只见曾仲鸣的卧室房门洞开，床前血溅满地，曾仲鸣下腹部连中数弹，已撒手归西。方君璧躺在床下不能动弹，大腿中了三枪。我忙叫开汪精卫的房门，汪精卫此时吓得脸色苍白。汪问我情况，我告诉他曾仲鸣已中弹身亡，汪精卫听后哆嗦得说不出话来。原来，汪精卫听到枪响，知道事情不妙，便翻身下床，和陈璧君一道拖过一只大木箱堵住房门，又躲到了阳台上。

  

  短命的“伪政府”

  自出逃后， 汪精卫一心想将来所建立的伪政权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从而争取民众的支持。为此，汪精卫集团从1939年6月至9月间，曾三次向日方递交了《日本实行尊重中国主权原则的希望》等提议，但各项要求都全部被打回。

  最后在影佐的斡旋下，日方做了点让步，但最实质性的问题寸步不让，1939年12月30日黄昏时分，汪精卫最后在密约上签字画押。

  1940年4月26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举行“还都”仪式，前日本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汪精卫宣读完《还都宣言》后，“流出了两行热泪”。

  1942年10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遭到美军的强烈攻势而吃了败仗，妄图利用汪伪政府参战。主令仆从，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发表了对英美两国的《宣战布告》，与日本“同生共死”。汪政权最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殉葬品。

  1943年8月，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1935年遇刺时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弹造成的隐患，使汪精卫经常感到背部、胸部及两肋剧烈疼痛。后汪在南京经日本军医手术，取出子弹，但病况继续恶化。1944年3月3日，汪精卫去日本就医，病势稍好转后又恶化。11月8日，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医院将汪精卫转入地下室。因没有暖气设备，非常寒冷，汪精卫因此得了肺炎，于1944年11月10日客死异国他乡。

  汪伪政府于1945年8月16日宣布解散。

  

  [相关阅读]

  许少泉回忆录

  1940年4月 提前毕业成为高级侍从

  1940年3月，汪伪政权“还都”南京。4月间，陈璧君来到广州，找我们谈话。她说：“国民政府已经成立，为了保卫汪先生的安全，要你们提前结业回南京。”

  卫士团编制有1000多人，任孟兴任团长；侍从室主任是朱赤子少将，共有30多名侍从卫士，4名高级侍从官是赵衍庆上校、何连均中校、戴云生中校和我。

  日军为加强对汪精卫的“保护”，在汪的住处——南京颐和路34号的对面，驻扎了从日本御林军中挑选出来的20多名宪兵。

  卫士团、侍从室的武器，均是汪精卫的大儿子汪孟晋从德国购进的新家伙。每逢汪外出，侍从、卫士、警察前呼后拥，还有化装成中国便衣的日本宪兵混在人群中以防不测。

  在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前夕，汪精卫曾向日方提出，要求将侵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从南京迁往他处，并要求将伪府办公处迁到原国民政府大院办公。这个维护其一点点“尊严”的要求也遭到日方断然拒绝。那时上海至南京段铁路守备、南京城门检查，均由日军执行。汪精卫向日方交涉，要求将这两项任务交还“中方”军警执行，还建议，日军在南京逮捕华人时也应有“中方”军警协助参加等，日军也不予理睬。直到1940年10月10日，日方才勉强同意。

  经济方面，沦陷区的一切财政税收均由日方把持。汪伪政府“还都”时，连开办费也无法筹措，只有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军事方面，在日军的卵翼下，汪伪虽拼凑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部队，但还是听命于各地日本派遣军。而汪精卫领袖欲极强，于是汪日之间矛盾逐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