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那些事——1964，风暴序曲

山中过客

典型：桃园经验

  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三五”计划、大三线建设等问题外，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搞四清，刘少奇的思路仍旧是先调查研究。为了获得一手材料，他决定派夫人下去蹲点，这里有率先垂范的意思，因为国务繁忙，只好派夫人下去，一方面王光美长期担任刘的秘书，懂得其思想，又一起在湖南搞过调查。

  王光美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去的地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一去就是五个月。离京前，她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说了一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为了有利于工作，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被分配到桃园大队工作组，任副组长。

  王光美每月回来一次，跟刘谈体会，向毛泽东汇报。毛听了汇报，不止一次指示道：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义。

  五个月精细的调查工作后，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这个长达十余万言的讲稿被称为“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亲自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他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

  而“文革”中，“桃园经验”被说成是刘少奇推向全国的大毒草。

  在毛泽东的多次催促下，1964年9月1日，刘少奇在前面加了按语，称其“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刘同时又指出：桃园经验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

  自此，“桃园经验”风靡全国。

  

  样本：曲阜“四清”

  1964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指示，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

  

  1964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组成了以省委书记谭启龙为首的“中共山东省委农村社教曲阜工作团”，山东大学文科师生奉命参加。

  10月下旬，从各单位抽调的工作人员陆续云集曲阜孟庄。孟庄大队工作队的负责人是炮八师的副师长张立德。孟庄大队有两个自然村，共15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配工作队员3～4人，由炮八师干部、山大学生和滕县县委、公社的干部三部分人组成，组长都由炮八师干部担任。

  进村后，先召开生产队全体社员大会，表明搞不彻底决不收兵的决心。前一个月内先不急于搞四清，主要工作是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由此增进工作队和贫下中农的感情，掌握干部“四不清”的情况和地富分子的情况。

  在访贫问苦过程中，有些人家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有一个贫农孔某，他有七个子女，除大儿子去东北打工、大女儿出嫁外，还有四子一女在家，大的十几岁，小的一岁多。家中仅有一床破被，由孔某患有严重气管炎的妻子和女儿盖着，孔某和其四个男孩夜间蜷缩在铺着玉米秸的地铺上，仅有一个蓑衣遮盖。早上几个孩子围在锅头旁，一锅地瓜面的稀粥和煮在里面的几块地瓜就是他们每日的早餐。

  见到这种状况，工作队的同志合了铺，拿出了一床小褥子和一条棉毯给了孔家。

  工作队进村二十多天，摸到了一些情况，初步发动了群众，组织起了进行“四清”的阶级队伍。1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上面统一部署由工作队查封各生产队的仓库，接管一切财务和账目单据，“四清”阶段正式开始。原生产队干部一律停职检查交代问题。生产队的一切事务，完全由工作队包揽下来，包括清理仓库、账目，组织群众检举揭发，审问干部等“四清”的任务。

  经过对干部经济问题的核实，对其贪占的东西进行退赔。退赔是四清阶段后期的一个重要环节。把干部几年来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东西，折价后统统退还集体，不能让“四不清”干部在经济上沾光，也对后来的干部起一种警示作用。

  

  高潮：批尸闹剧

  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一场“四清运动”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全国部分地区掀起。

  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老狐狸”“母老虎”“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两位领导人也逐步走向了公开的冲突，“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青海湟中县新庄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1900多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家庭、1户中农家庭），干群关系十分紧张。

  工作组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开始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上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可大队支部书记马某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

  工作组长仲某觉得斗争必须加码。1964年11月19日，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

  诉苦的社员李秀英气愤地讲述了1960年为了去给已经全身浮肿的女儿偷一块馍，被马书记逼着脱光了衣服，因全身瘦得干瘪才免于被其强奸，结果馍还没偷到。

  说完，突然蹲下身，手伸到马某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某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某惨叫一声，歪倒在地。

  第二天早上，马某被发现吊死在昨天开会的场地旁的一棵榆树上。

  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某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批斗，尤其是那些曾饿死人的家庭。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于是找了两位苦大仇深的群众来扶着尸体。

  两个人喝了一瓶酒后，脸色通红地扶着尸体，他们一边一个，抓住马某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某的遗容。

  工作组计划批斗会开一个小时，4个人发言，每人15分钟。可前面两个人发言，每人只用了5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

  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社员们惊叫着逃离会场。才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还有一具尸首，以及目瞪口呆的工作组成员。

  ……


  黑龙江阿城县在“四清”中批斗“富农分子”。


  ■本报记者 胡英华

  “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然后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

  1964年12月，中共西北局发出通报，批评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违法乱纪，组织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党支部书记马某的尸体进行批斗，造成了如此恐怖的一幕。

  “四清运动”是上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它持续了四年之久，前后有几百万各级干部和教师、学生、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投入了四清运动。直至“文革”爆发才草草收兵。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后期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文化”。这场运动既是建国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也是“文革”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