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如何彰显城市文化个性，提升特色文化竞争力？关键是要传承凸显“齐梁文化”！

云曲简丹

特色文化竞争力是指一座城市所蕴含的独特习俗与精神内涵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其特徵是：城市文化个性鲜明突出、充满活力、包容性强、影响力大，对当代社会经济产生积极提升作用，形成了具有代表性与独特性的积极向上的城市文化主题旋律。
《GN中国文化竞争力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由包括活力指数、包容性指数、影响力指数、独特性指数在内的4项一级指标、26项二级指标、57项三级指标组成。

2012中国最具特色文化竞争力十佳城市排行榜
排名	城市	文化特色	总分
1	惠州	幸福文化	92.38
2	拉萨	雪域文化	91.07
3	洛阳	河洛文化	89.77
4	商丘	三商文化	88.59
5	肇庆	广府文化	88.16
6	荆州	荆楚文化	87.94
7	丽江	木府文化	86.84
8	通辽	草原文化	85.72
9	南充	木偶文化	85.08
10	潍坊	风筝文化	84.83

碟讵

齐梁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个人认为，做强齐梁文化不如做强诚信文化，在诚信普遍后缺失的今天，做好诚信文化更能造福一方百姓，闪亮一座城市。

齐梁帝王故里，季子诚信之都，口号是不是更响？

云曲简丹

碟讵 发表于 2012-8-7 17:31
齐梁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个人认为，做强齐梁文化不如做强诚信文化，在诚信普遍后缺失的今天，做好诚信文化 ...

　　在历史的回眸和审视中，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由于兰陵萧氏政权的大力提倡，尤其是梁武帝萧衍，“及据图籙，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13]观其成效，齐梁文化的成就绝不在某一方面，而是全方位的立体发展，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以及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后代影响也较为深远。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后代丹阳文化的繁荣、发达，是齐梁文化的基因特质经过长期传承、积淀、演进，最终结出的硕果。
　　齐梁时期的学术、文化，因君王的推崇，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南朝经学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为重，故习业益少。统计数朝，惟萧齐之初，及梁武四十余年间，儒学稍盛。《齐书·刘瓛传》谓：晋尚玄言，宋尚文章，故经学不纯。齐高帝少为诸生，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建武以后，则日渐衰废。《梁书》姚察论曰：崔伏、何严等遭梁之崇儒重道，皆至高官。稽古之力，诸儒亲遇之。《陈书·儒林传序》亦谓梁武开五馆，建国学，置博士，以五经教授，帝每临幸，亲自试胄，故极一时之盛。陈初，未遑劝课，间有以经学名者，亦皆梁之遗儒云，益可见经学之盛衰，总由于上之轻重也。
　　齐梁时期的经学研究，与汉儒引经据典式的烦琐注疏相去天壤，学者们往往在博取以往各家各派的基础上，兼取佛、道、玄的学说，进行适当的综合、取舍，表现出“博通”的学术气度和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诚如曹道衡先生所说，他们“承袭魏晋以来的学风比较自由活泼，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吸取佛道二家思想中的有益成分，较之汉儒的笃守‘家法’与‘师法’，往往陷于烦琐之弊，自更有益于文学创作。”梁代学者皇侃所著《论语义疏》就堪称其中的典范，近代著名学者吴承仕曾这样论述道：“自何氏（按：何晏）《集解》以讫梁、陈之间，说《论语》这，义有多家，大抵承正始之遗风，标玄儒之远致，辞旨华妙，不守故常，不独汉家师法荡然无存，亦与何氏所集者异趣矣。皇氏本通《三礼》，尤好玄言，故其为《论语疏》，颇采华词以饰经说。”
　　从晚唐诗人杜牧笔下“南朝四百八十寺”一说中，我们可以感性地了解梁武帝萧衍对佛教的尊崇，但是他对儒学依然不弃不斥，而且躬自研究儒家经典，撰著疏解。据《梁书·武帝纪》的记载，他亲自组织人力，命沈约、徐勉等群儒制定“五礼”（包括“嘉礼”、“宾礼”、“军礼”、“吉礼”、“凶礼”），这在儒学史上堪称“洪规盛范，冠绝百王，茂实英声，方垂千载”的壮举（《梁书·徐勉传》）。此外，梁武帝本人还对《周易》、《毛诗》、《春秋》、《尚书》、《孝经》等儒家经典以及《老子》作出系统的疏解和阐释，“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梁武帝尊崇佛教，然而也能兼蓄儒、道，注重历史的研究，帝王的身体力行，极具学术风向标的导引作用，上行下效，自然形成了齐梁时期学术文化“广博”、“宏通”的视野，因而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世人有目共睹的成绩。
　　在儒学、佛学、史学之外，最值得称道的当数齐梁文学了。虽然，齐梁文学在发展中存在较大的弊病，但在中国文学史程中承先启后的地位是如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早年的梁武帝在尚未取得政权之前，常常出入于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与文人交游甚密，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一起，并称为“竟陵八友”。南齐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高朋云集，诗文往还，相互探究，形成了诗歌史上著名的“永明体”。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受佛教“经呗新声”的影响和启发，周颙发现了“四声”，沈约又据以提出“四声”、“八病”的学说，这是对近体诗格律的初步探索，虽然其说不免苛细，也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但这对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意义重大，为唐诗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基础。齐、梁是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世背景中，出现了结集各体文学作品的总集《文选》和专门体裁的总集《玉台新咏》；总结、研究文学作品规律也成为一时的风尚，“体大而虑周”、“思深而意远”的《文心雕龙》和《诗品》分别出于刘勰、钟嵘之手。这些都是泽被后世的不朽著作。所以，有学者这样评价兰陵萧氏家族，说萧氏族人不仅“建立了齐、梁两个皇朝，而南朝文风的丕变也正发生在这个时期”，他们在文坛的活跃和号召力曾一度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和“徐陵在萧纲鼓励下编纂的《玉台新咏》，不但是留存至今最早的两部文学总集，而且对后代的文学起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文学和艺术之间的交融渗透也足以说明齐梁文化“博通”的基因特质。长期以来，中国的绘画一直以表现人物为主，随着山水诗在刘宋时期的兴起、在齐梁时期的逐渐成熟和盛行，许多画家逐渐懂得“山水以形媚道”这一道理。所以，到了齐梁时期，山水景色不再只是人物画的背景和陪衬，逐渐成为独立的绘画题材内容，虽然这一时期以人物画著称的画家还是很多，但已经有人能在团扇上画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的山水境界。若再进一步追寻山水诗兴起、发展的深层原因，则势必会联系到佛老、玄学思潮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就曾有过精辟的分析：“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在“庄老（哲学）——文学——绘画”这种层层相因的连锁反应中，彰显的是一种“交融”、“贯通”的文化精神，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和连锁反应中，中国的绘画得以在齐梁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惟创作实践上，也在绘画理论的思辨和总结上。齐梁时期的画家谢赫，撰著了中国绘画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评论画家艺术的论著——《画品》（后人习称为《古画品录》），他把中国哲学上引人争论的形、神这一对范畴运用到绘画理论中，主张绘画要做到传神，要表现神气，在其“六法论”的论述中，谢赫把“气韵生动”列为第一品，从而使中国绘画出现了高层次的美学追求，对后世中国绘画理论的影响深远，因而这部著作被后世誉为“万世不移”之作。
　　梁武帝对学术、文化的尊崇，齐梁文化的全方位发达和兴盛，其影响不断地向更大的区域拓展，甚至逾越了南、北政权对峙的疆界，使得北朝统治区域内的士大夫心仪神往。东魏的高欢曾不无担忧地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因而也就十分担心“士子悉奔萧衍”。（《北齐书·杜弼传》）而齐梁文化的影响端不止于此，历经千年的迁延、洗礼和蓄积，到了明清时期，就在同一片土地上再度绽放出异彩和光华。若要从学理上探究其间的奥秘和原因，笔者以为：唐朝以来丹阳文化的繁荣不是仅就外在形态上对齐梁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中的必然。跨越千年岁月的沧桑，大气磅礴的学术文化胸襟和气度——“务博”、“务通”，正乃是丹阳文化基因的“统绪”，自齐梁到明清一脉相承，瓜瓞绵绵，常盛不衰。
　　文化基因的历史延续性
　　虽然南朝齐、梁政权加起来不超过八十年，但是齐梁文化的内涵绝不是兰陵萧氏七十余年执政期间的昙花一现，如果是这样，齐梁文化也就很难取得中国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所谓“承前启后”，就内因而言，自有其生命力恒久的内在文化基因足供后人袭继；但是，后人若不能承宣先贤之德而褒大其功，亦断难承担“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纵观丹阳文化的发展，学术文化的历史延续性正是丹阳文人对齐梁文化“博通”基因特质的注解之一。
　　齐梁文化的高潮衰歇之后，萧氏后人文化影响力的后续惯性一直到唐代还时有表征，除了欧阳修所感慨的“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兰陵萧氏后人萧颖士，他在唐代文学史上扮演着文学思想革命的先驱角色，被人奉为“萧夫子”。“因萧颖士的门生极多，遐迩闻名，逐渐形成‘萧门’，推动了当时的学术研究与诗文创作，其影响所及，远至日本国。”如果没有萧夫子精心传道授业，奖掖后进，推引提携，韩柳古文运动的声势和规模也就很难假想。
　　对外来文化的兼蓄性
　　历览齐梁以后丹阳文化的发展的优点其实在齐梁文化的发展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曹道衡先生曾对齐梁萧氏执政时期的文化背景和“大势”作过一番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认为：“儒、道、佛三家的学说不但互相驳诘，同时也互相渗透。因此形成了思想学术方面的大融合和大变化时代。梁武帝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对这种学术进行了总结。”齐梁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和来自天竺（今印度）佛教文化之间既有驳难和碰撞，同时又不乏相互间的融合和渗透，在二重悖离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得齐梁文化具有了集成、总结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这正是齐梁文化“博通”基因特质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底色。
　　因“画龙点睛”而脍炙人口的齐梁著名画家张僧繇在绘画技法上的创新，就无不得益于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在绘画技法上，张僧繇在广收博取的基础上，又能做到独辟蹊径，他曾将晋代女书法家卫铄《笔阵图》中的书法用笔融入到绘画创作中，创造出一种“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笔不周而意周”的疏体画法；同时他又吸收和消化外来佛教艺术的表现手法，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一乘寺用天竺（今印度）传入的凹凸画法创作壁画，所绘物象，远观具有立体感，近视则平，因而他所绘制的佛像被后世称为“张家样”。
　　自魏晋以来，一些文人对诗文创作中的声律问题开始有了初步的思考，陆机在其《文赋》中就有云：“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但是还仅限于朦胧的认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主张。但是到了齐梁时期，文人学者们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探索，逐渐注意到梵语和汉语语音的差异，梁代高僧慧皎在《高僧传》中就曾指出：“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33]笃信佛教的竟陵王萧子良受到僧人诵经的启发，于是就“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与竟陵王及其西邸文人交往甚密的周顒在“经呗新声”中发现了“四声”，而“竟陵八友”之一的沈约在周顒发现的基础上，把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歌的格律，并且归纳出了比较完整的诗歌声律理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35]明确提出了高低、轻重不同的字音在诗歌中互相间隔运用的原则，以力求诗歌的音节错综和谐，这也就是后来近体格律诗所强调的“调和平仄”。如果没有齐梁时期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气度，很难以想象中国诗歌进体格律化的进程将会是怎样的进展？

　　对不同学说的包容性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南朝梁武帝时取得了唯一“正道”的地位。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伟大的无神论者范缜，而他的学说就是在一次次的驳诘、论难、切磋中逐渐完成的。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担任宰相期间，在其建康（今江苏南京）西邸官舍，召集了大批的贵客和名僧，大力宣讲、弘扬佛教学说，在这样的场合，范缜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佛家“因果报应”的学说，在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之后，他退论其理，遂写就了垂名青史的哲学巨著《神灭论》。天监三年（公元504年），佛教被尊为唯一“正道”之后，梁武帝萧衍对范缜及其“神灭论”这一“异质”学说并没有采取粗暴的镇压，相反倒显得较为大度和宽容，他自己亲自撰写《敕答臣下〈神灭论〉》一文，并组织曹思文等64人，写作了75篇文章，与范缜展开更大规模的论战，在范缜积极应战，严密辩驳之后，曹思文等人不得不自认失败：“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独领时代风骚：学术文化的开创性
　　诗圣杜甫在《戏为六绝句》（其六）中有谓：“转益多师是汝师”，要求诗人在对前人的师法上完全突破一家一法的门户界限，尽可能多地吸收有益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开拓、进取。许多学者都认为，老杜的这句话集中展现了唐人对待文学遗产的科学态度和博采旁搜的气度，正是这样博大的胸襟，才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直接原因。那么，通过上面的详细论述，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务博”、“务通”的文化基因特质，是齐梁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源泉。
　　包括《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玉台新咏》、《高僧传》、《宋书》、《南齐书》、《古画品录》等大量带有学术集成性质的巨著在齐梁时期的涌现，完全确立了齐梁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诚如金克木先生所说：“这种总结式的大著作成批出现，标志着一个长期文化时代的开端而不是结束。看来，可以承认梁代及其前后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之一。”

路边草

楼主啊！你的心白费了。{:soso_e181:}

味道江湖

碟讵 发表于 2012-8-7 17:31
齐梁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个人认为，做强齐梁文化不如做强诚信文化，在诚信普遍后缺失的今天，做好诚信文化 ...

强烈赞同您的想法。

jinger

{:soso_e179:}

沙漠与水乡遥望

二楼见解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