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典藏丹阳 于 2013-1-22 21:18 编辑
我成长在一个军人世家，全家七口人，从小到大，有五个与人民军队结缘。父母戎马天涯，治国安邦，为下一代创造了和平年代的安定生活，他们那一代没有条件得到文化知识的熏陶，却深深知道学习对子女后代成长发展的重要。除了保障孩子的温饱之外，还经常给我们购买一些书籍与连环画，打小全家五个孩子就酷爱读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每每有新书进了家门，老大自然是第一优先阅读权的不二人选，其他几个小脑袋便簇拥在一起，共同分享先睹为快的乐趣。因此，我从小就知道了“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就是力量”等高尔基、培根的至理名言与切身感受。 我的启蒙教育是在白云街小学（后更名为丹师附小）开始的。入学后欣喜的发现，小学里竟然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它是由老师与同学共同管理的。学校鼓励同学们阅读课外书籍，以拓宽视野，丰富知识，因此低高年级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借书证，记得那时候除学期结束前的考试外，校图书馆对所有学生都是开放的。欣喜若狂的我，除了借阅一些较浅层次的科普绘画读物如《恐龙》、《史前世界》外，印象较为深刻的就是《木偶奇遇记》、《宝葫芦的秘密》、《西流水的孩子们》。那时，学校的语文老师要求学生上交习作参加年级优秀作文展示活动，我就依据中篇小说《大皮靴叔叔的故事》为蓝本，勾勒了一个描写抗日英雄的小故事。作文上交之后，老师非常欣赏，将我列入了年级的语文兴趣小组参加活动，并经常要求我撰写作文参展。现在回想起来，对写作的兴趣大概就是在那时开始培养的吧。 我要读书 遗憾的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小学三年级，迎来了文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中，除了毛主席的著作外，所有书籍一律被视为毒害青少年的“封资修”毒药打入“另册”，从县里到学校的图书馆，无一例外的予以封存，任何人也不得阅读。当时的新华书店，除了毛主席语录和经过反复审查后数量极其有限的工农兵读物外，本应琳琅满目的书架上皆是空空如也，再也看不到“书虫”观者如云、手不释卷、如饥似渴的景像。那时我和同龄人一般，渴望知识滋润的幼小心灵遭遇的却是知识与文化的荒芜和干涸。爱好文学的另一负面作用，是我在恢复文化教育主课之后明显偏科，数理化外成绩不如文科，后来遗传给儿子也是如此这般。 图书馆和书店是没指望了，于是，躲过了“破四旧”劫难的民间私人藏书私底下便大行其道。家中的孩子与外面的孩子相互交流，用以书易书的方式来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文革前父亲在外地开会时带回来的第一版全套《十万个为什么》从此一去不复返了。直到今天，我虽拥有其后的几套电子版本，但再也寻找不到当年阅读首版《十万个为什么》的那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了。 文革初期的那几年，学生们在课堂上听到的不是琅琅的读书声，高中低年级统统是千篇一律地宣读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或者“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铿锵声调；回到家中，胸臆之中空无一物。于是，有精神空虚而苦闷的同学百无聊赖，于茫茫夜色中翻墙进入县中的图书馆偷了一些书籍出来私下传阅，我记得匆匆过眼的有拉伯雷的《巨人传》、萧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书籍。不知道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章瑞澜老师得知图书失窃之后的心情是如何感喟。那时候，陷于苦恼、压抑与无知痛苦境况之下的青少年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最大奢望——就是读书不求人，就是自己能够拥有一个私人图书馆，或许那时朦胧地已经产生了建立个人图书馆的下意识了吧。 还是在“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持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管、军训）的年代里，一次，人武部的李汝贤政委和父亲谈到，他与受到管制和劳动改造的原县委书记宋亚欣有过一次谈话，宋亚欣在总结反省自己经受文革冲击和劳动锻炼的过程体验时，使用了“卧薪尝胆”这个典故。李政委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下来任职的才子，深知对这一典故的完整全面理解涉及到下一步对宋能否解放使用。苦于一时无处寻找资料，父亲出于对当年同是县委领导班子成员的恻隐之心，灵机一动，便托省丹中的葛鸿宾老师借了一套《史记》以查看“越王勾践世家”中的相关叙述。我借机偷着翻了几次，惊叹于世间竟然还有如此深奥的书籍，才知道中国有着记述自己漫长历史的“二十四史”。不久，宋亚欣被获得重新“解放”使用，这套书物归原主，我着实惆怅了一段时期。 七十年代初期，书店开始销售经过筛选和严格审查批准出版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如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母亲》、亚历山大·绥拉菲靡维奇《铁流》，国内最畅销的书籍除“毛选”与鲁迅作品之外，便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偶有少量只能放在柜台下面出售的内部书籍，如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柯切托夫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这批以苏联国内革命、卫国战争及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情景为题材新引进的文学作品，当时属于批判性阅读的范畴，寻常人等即使有钱也是买不到的。后来成为市政协副主席的周立诚当时在苏北当公社书记，他买到了内部出版的末代皇帝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在家里和几个经常与父亲来往走动的老干部转悠了半年，一本新书已然卷角才回到了它的主人手中。当时的老新华书店坐落在新民中路，我是那里的常客，自从文革的出版政策稍有松动之后，鲁迅的《狂人日记》、《呐喊》、《朝花夕拾》等单行本我基本囊括，直到我拿下老高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才喘了一口气。当然，咱不是有钱的主儿，只是家长不时给三瓜两枣零花钱积攒着解个眼馋吧。当时要想看书，图书馆尚未解禁，只能靠自费购买一种途径来解决，况且当时的图书价钱非现在之人可以体会，几毛钱的地摊价便可夹上几本书回家一饱眼福了。 稍晚些辰光，丹阳图书馆终于开放了。当时的图书馆位于现在的东进大酒店脚下，原先是工人俱乐部的地面儿。当时借书的人海了去了，我和部里的孩子李俊、王海宁楞是挤不进去，等轮到我们挨到近前，书架上只剩下电工、农技类图书。无奈之下心想，哪怕是《生理卫生常识》、《人体解剖图谱》也好啊。当然，那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很快去了农村插队，整日价作稻粱谋，解决吃饭的问题成为第一要务，看书的问题，有三年时间破天荒的打从记事之后起便从我的阅读史上被悄然抹去了…… 迎来春天 粉碎了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六年底，我参军来到长城以北的原热河省会承德。由冬转春，政治气候随着党中央拨乱反正，形势渐渐好转。 部队除了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也是排在前面的要务。工作之余，也可以到连部浏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空军报》和北京军区的《战友报》。一天，我竟然十分意外地从党报中瞅见了一条图书出版广告（那时还没有副刊这一说）：吴强的《红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些朝思暮想十余年的红色经典书籍一一赫然在目。再往后，报纸又陆续刊登了一大批书籍广告，如国外的文学作品莫泊桑的《俊友》、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的《红与黑》……，这些当年曾被视为“毒害“青少年的“洪水猛兽”竟然也有重新出头的一天？它不啻于向我发出了一个重大信号：文化艺术百花齐放了，文艺的春天千真万确地来临了…… 团部政治处贡干事是江苏连云港人，他与当地新华书店关系颇好，收入也高，经常去书店购买新出版的书籍。我凭着记忆将书目一一开列出来，请他照单采购。再往后，我便无法开出书目了，因为他带回来的书籍已经不再是我耳熟能详的那些图书，毕竟中国与外面的世界隔膜了太久太久。于是，我索性委托他对于文学作品一律按双份采购，回来之后再对半“分赃”。 部队的薪水是十分微薄的，当了四年大头兵，工资由六、七、八、十元缓慢地向上攀升，购买书籍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的负担。吃饭、穿衣固然是不要战士开销的，但毕竟是战勤连队，属于你个人的只有一张床位，多余的物资一律要放入连部的库房，只有在周末可以通过文书领出来阅读，过过书瘾。白天训练，晚上要点名，召开班、排会议。服役四年，当了一年新兵，两年班长，一年代排长，临到有机会提拔，又因上级提干政策调整一刀切，未经过军校培养和军以上教导大队集训的一律不能提拔，个人在部队再无发展空间。虽然指导员是“阿拉”上海人，连长是句容人，部队制度与纪律是铁板一块，关系再“铁”也是枉然！装备了满满两大箱的书籍只好借着一次探亲、一次出差机会往回带，途中还要经北京转车，七、八十斤一大包，别提有多麻烦了。 那时节心里开始揣摩，咱买这许多书籍图个啥哟？林彪、四人帮倒台了，国家看来是不会再回到禁闭与愚昧的从前了，各级图书馆肯定也会借得到这些书，存放下去有什么用呢？办个私人图书馆？笑话！文革期间书籍有借无还的教训还不够深刻？下放、当兵，微薄的这丁点收入，转眼就二十开外了，家与业一事无成，不由得悲从中来…… 一九八一年回到家乡，进了工厂，一切从零开头。 第二年，企业宣传部门要调人写写弄弄，经过试用，我成为政工人员，后来又参加了学历考试。事业的基本定位，充实与发展的需求，加之收入与生活条件的宽裕，我又开始藏书。不过如今既有文学爱好，还有政治理论宣传工作的钻研，图书价格虽然不再是块把钱能买几本的青菜价，但一个月工资买它几本，也不至于影响到基本生活，眼瞅着藏书越来越多，心里还是有些犯堵。之后物价猛涨，只能再将个人爱好搁置下来。好在当时图书馆就在城河路，距家只有一箭之遥，又认识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王夕兰、常昆梅和李安喜等朋友，便频隔三岔五的到馆里借书阅读。 九十年代，经过公开招考，从企业进入机关，工作环境改变之后，书价也随物价一直居高不下，自此基本放弃了购买书籍。 峰回路转 九十年代中期，我由办公室调到党史部门，由一看书的成为写书的，这个华丽的转身也要付出代价的。工作岗位的变换，决定着自己有大量机会接触业务性书籍。充电、再充电，好在是不需要为无钱买书犯愁了，单位就有一个资料室。看书是不成问题了，只不过在新的岗位上要出成果确实不容易。 入行之际，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资料整理编撰工作基本结束，前辈们付出了大量心血，编纂了许多党史资料书籍刊物，值得后人潜心钻研，但在前人的足迹上再往前进，确实十分困难。我欣赏当年党的好干部、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一句名言“吃别人嚼过的馍馍没味道”，誓言不靠抄袭前辈的作品出研究成果。单位的经济条件有限，除与同行之间交换资料外，已不可能再花钱添置图书资料；个人收入水平有限，说了你可能不信，虽然也在机关大院，同为机关干部，机构改革之前，中秋国庆两节，单位居然没发一块月饼、一分钱。所以，即使是在知识爆炸的年代，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书，也只能是望洋兴叹，徒作壁上观。 2000年，全市党政机构改革，党史与地方志两办合一，之后又逐步改变办公条件，领导与各科室俱配备了电脑，现代化办公条件的改善使机关工作如虎添翼。当然，有人用它公干，有人拿它消遣。 开始，我也沉迷于网络的五光十色，渐渐地开始反躬自省，不甘心安于现状。虽说“奔五”之年学习计算机技术已是落伍，但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更何况“天涯百步有芳草”，办公室中电脑高手大有人在，只要自己肯虚心折节求教罢了。 当时，领国内电子图书制作下载风气之先的正规网站仅有“国学数典”与“爱如生”两家，入门之槛十分苛刻，不掌握基本操作技术，没有资料上传交换，那就只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起步阶段十分艰难，有时忙碌半天毫无所得，上传与下载不符合网站要求立马遭到责难，令人十分难堪。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磨炼终于一天天熟练。我寻找到有关丹阳“辛卯教案”的一批历史资料，经过整理与提炼，写出了《丹阳“辛卯教案”新解》一文，先后在报纸与网络媒体上发表。尝到甜头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电子图书不同于纸质资料，它的载体是通过闪存来记录数字化信息资料，故具有体积小、容量大、携带方便、复制简单、容易传播等特点，因而它相对于纸质文本来讲，在装备了电脑与存储设备的基础条件之后，价格成本反而是低廉的。举例说明，我曾询问历史文化研究的杨再年会长如何获得研究所需的典籍史料，他告诉我，要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图书馆去查找借阅，旅途奔波辛劳自不消说，有时还未必能够如愿。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传播网络媒体的日益增加，如今扫描与制作电子书籍的团体与个人愈来愈多，提供上传下载的服务网点也愈来愈多，虽然它也产生了涉及知识产权的负面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屡屡查禁，但也适当开放了有限的几个网站，如新浪的“爱问共享”、分享互联网的“电驴大全”及前面提到的两个网站，一定程度地满足了对于广大民众读书学习的需求欲望，同时也关闭了如趣盘等一批涉黄的良莠不齐网站。 渐入佳境 我是较早加入新浪爱问共享的会员之一，此前因我已在几个图书资源网站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因此有较多资源上传，尤其是在北大考古系王迅教授创办的北大博雅考古文博学院论坛升级为元老会员之后，得以下载了自建国后创刊以来的《文物》、《考古》等一大批刊物资料，又通过在爱问、博雅交叉下载上传等方法，不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研究资料。通过阅读发现，考古学家一直是齐刷刷一边倒地肯定丹阳是齐梁帝王的桑梓故里；《南齐书》中也记载“上崩于临光殿，年五十六。四月，庚寅，上谥曰太祖高皇帝。奉梓宫于东府前渚升龙舟。丙午，窆武进泰安陵。”泰安陵不正是证明当时的武进地望与现在的武进不是一回事的最好地标吗？接着，又在常州市史志办重新出版的宋代《咸淳毗陵志》中查找到“南齐四世祖、淮阴令萧整侨居之地。按万岁寺旧有伪吴天祚中石刻云：‘寺西去萧梁帝祖宅三十里……’”的记述。从现在原万岁寺所在地的孟河镇往西走30里，到了什么地方？究竟是在常州武进境内还是镇江丹阳地界之内不是很清楚了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由于占有了大量史料，引用大量对方无法反驳的资料、史料来厘清事实、驳斥谬论，得以在“齐梁帝王故里之争”论战中占据有利地形，立于不败之地。由于使用电子书的便捷之利，在单位组织“三峡游”时，我白天登岸游览，晚上潜心写作，在船上休息的四个夜晚，我轻松地写出了《齐梁帝王故里与丹阳的陵墓石刻》近2万字在报刊及网络上发表。如果没有电子科技的现代化与便捷化，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我是华夏文化论坛、老南京网论坛、苍梧书坊等网站的版主与超级版主，连续四年雄踞新浪爱问共享历史积分排名榜百位行列，收集的各种图书资料2T（电子数据信息概念，举例：厚如《二十六史大辞典》为99.9m,2261页，薄如100页不含彩页书籍仅为5——10m）左右,相当于拥有10万本图书。现在每天均下载收藏图书数十本（500m左右），每日粗略浏览几十本图书，坐拥虚拟的书海之中，虽不闻纸质图书油墨之香，但在丝毫不影响家庭正常开支、不伤皮肉筋骨的前提之下，获得丰富知识，精神得到充实，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仅仅依靠收集纸质图书来充实收藏、丰富知识，对一个工薪阶层人士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县级图书馆年投入仅二三十万，要兼顾读者的方方面面，需求确实是难以满足的，若是单单以经济条件不够拒绝学习、又对电子书籍视为另类加以排斥也是绝对错误的。若是有人以电子书伤眼为理由不敢涉雷池一步，我自身体验：从“奔五”到“奔六”，十几年了，视力散光仍然保持在100度。有人对我说，真羡慕你能够写出这么大块的文章，我心知肚明，如果没有电子书籍的收藏、数字化图书馆的创建、不间断地充实自己，这一切只能成为空想。虽然它是虚拟的，但好处确实却是显在的。例如，我在撰写近10万字的《悲歌一曲挽天朝——太平天国之万马千军战丹阳》时，引用了大量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中的原始资料。该书共四百二十二卷（册），1872年（同治十一年）刊行。荟集了从1850年6月（道光三十年五月）至1866年3月（同治五年二月）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奏报、上谕等档案资料长编，是研究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权威历史资料。此书由恭亲王奕訢等编纂，刊印数量极少，仅藏于深宫大内。网上刊登嘉德公司拍卖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总理各国事物衙门铅印本，一函10册（210——220卷），售价3.5——4万元。此书甭说是地级市图书馆，就是省级图书馆也没有几家收藏。试想，如果没有互联网与数字图书馆，这一大批与丹阳相关的重要史料我们将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得窥其“庐山真面目”。再如，我从网上收集到关于“辛卯教案”的众多史料，前后间隔三年，先后写出《丹阳“辛卯教案”新解》和《辛卯教案一百二十年祭》的文章，廓清了教案的起因、肇事者姓名、是否有人判刑囚牢、它与长江系列教案的关系、教案的幕后人物及其最终结局、县令查文清所起作用是否如其孙金庸所述等等情况，将沉寂了一百余年的历史积案弄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如，我在辅导萍水相逢研究曾氏家族迁徙历史时，其家族长老引证家谱质疑曾氏宗圣祖北宋宰相曾布之妻姓氏的真伪时，由于我拥有三套“二十四史”，一为中华书局校注本，一为许嘉璐版全译本，第三种是PDF手打本，用手打本仅花了3分钟时间，就在《宋史》中搜索到相关答案。如果仅有前两种版本，一本本翻检，那是肯定要耗时糜巨了。在平时的学术研究交流中，只要是同道中人需要，毫无保留，有求必应，只期望自己创建的数字化图书馆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对于推动历史研究、传承文明薪火、培育网络文化起到自己应有的作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对此，我亦深有感慨，我们的读书、学习不正是由自在世界向自由王国不断进化的最好途径吗？ 现在，我收集的图书资料大都是与文学、社会、历史、自然、医学、收藏等学科门类有关，收集到的资料远远跳出了国内与现代出版这两个限制条件，大量绝版的古籍资料、国外与港澳台出版却在国内受到禁制的书籍都可以收入囊中，不受时间与空间、政治与经济等因素的制约，令我似“天空飞鸟、海中跃鱼”，无拘无束地在读书与学习、研究与探讨的无垠原野中自由翱翔。持续增加的后备资源、不断充实的知识观念，得以让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退到二线之后，也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补氧充电”，身体力行“学到老、活到老、研究到老”的人生理想。经常根据时政与民众关注热点，上传图书与图片专辑到丹阳新闻网，也受到网友的肯定与拥趸。我觉得，人生的价值，一在索取，二在回报，二者相辅相承：索取产生需求，推动人类进步；回报感恩社会，推进社会上进。真诚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图书资料的共享工作中来，因为它不要花费很多资金、很多时间，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好许多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的成功实践，敞亮你的明天，愿你我他共同携手，加入到分享科技进步、共创美好未来的行列中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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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3-1-19 16: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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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9 21:4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