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折衷的批评者【节选FT】

黑帽子

       “两会”散去，“中国梦”留了下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梦是人民的梦，靠人民实现，为人民造福。官方媒体对此给予热切而宏大的解读，“人民们”却有些不置可否。愤青一些的低声讥诮说，若以此为标准，中国梦就是白日梦。

       在或深情或戏谑的议论中，一个声音让人颇感意外。被很多人视作“永远的批评者”的茅于轼先生，在他最近的一条微博中说：“习主席号召实现中国梦。其实过去的三十年已经实现了一个梦。我常说如果一个人三十年前睡一觉，今天醒过来，一定不认识这个国家，以为自己是做梦。这三十年的成就堪称奇迹。”
       在习惯了茅于轼“反政府”言论的人们看来，这个表态简直有些谄媚。在这条微博的近500条评论中，就有不少举出种种不如意现状的质问之声。
        不过惊讶者很快就能找回他们更熟悉的那个茅于轼。在这条“奇迹”微博的同一页上，更多的仍然是批评。他批评法治倒退、批评对朝立场、批评政府“蛊惑”好战分子。在一条被转发上万次的微博中，他说：“一个母亲绝不会让她的儿子为了没有价值的目标送命。但国家可不一样。它会鼓动自己的百姓为了随便一个目标送死……被洗了脑的同胞们可要小心啊。”这条微博的近8000条评论中，赞成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阵营分明，火药味十足。
        在意见市场愈发多元的今天，惊人之语和争论分歧都已是公共讨论的常态，但像茅于轼这样时常不按常规出牌，且让民意如此两极分化的人物，仍不多见。
       2012年岁末，在FT中文网推出年度中国报告之际，我约访了84岁的茅老先生。他在3月份获得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授予的弗里德曼自由奖，是去年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
采访那天，是北京这个霾冬里难得的敞亮天，风刮得放肆。派去接茅老的车停在办公楼前，司机跳下车，还没赶到后座，茅老已推开车门，稳稳下车，伸出手来，与面露惊讶的司机握手道谢。事后我意识到，茅老道谢，是以为司机就此告辞。这成了后来一个小插曲的伏笔。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茅于轼。上一次采访他是在2011年5月，谈的是他之前不久写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引发的巨大争议。一年半过去，茅老依然挺拔，手脚轻健，思维敏锐，但听力明显下降，与人交谈时需前倾侧耳。他穿一件黑色羽绒外套，显然摩挲了有年月了，羽绒有些塌，在大风天里显得单薄。

       折衷的批评者
       茅于轼的反特权，常常被理解为反政府，于是他被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的反行政干预，又常常被理解为鼓吹市场神话，放任资本和权力侵蚀穷人利益。但事实上，采访中我发现，他既不认同市场万能，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中国政府过去三十年的执政，褒扬多过批评。他相信渐进改良，而且肯定政府——或者说统治精英——在其间的作用。如果说他是一个批评者，他也是一个折衷的，务实主义的批评者。
       比方说，尽管他认为市场在财富创造上是最有效的，但他承认有许多问题市场解决不了，比如贫富差距、环境恶化、主持正义、保护财产。
       他甚至认为，“政府来做市场做的事，越俎代庖，也是可以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这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市场是唯一有效配置资源途径”、“政府进入就有罪”的观点，相去甚远。
       对于中国政治生活的进步，他选取的“参照物”之谬暗，导致评价之宽容，也令我吃惊。比如他说，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成功之处，首先就是政治稳定。“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年里，只有这三十年。”
       “其次，跟毛泽东时候相比，我们不随便杀老百姓了，政治犯没杀过。还有就是领导人的斗争是和平的，没有说不整死不歇手了。”
       归根结底，他不无宽慰地说，中国虽然仍是集权政治，“但这个集权是相信市场的，不是反市场的，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当然，作为市场经济的拥趸，他不愿见到政府之手伸得过长，比如他仍然坚持认为“十八亿亩红线”政策没有必要、经适房作用弊大于利，对垄断和政府“公司化”也十分警惕。但当我问到，如何才能管束这个过大的政府时，他的回答，再次让我意外。
       “一个强大的政府，甚至一个独裁的政府，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他说。“坏人独裁，老百姓倒霉。好人独裁，比民主还好呢！”
       “我们历史上有好人独裁的例子吗？”我没转过弯来。
       他想也不想地说：“我们改革开始的时候就是好人独裁啊。好人独裁不等于样样都好。大方向对，确实是为了老百姓，这就算好人独裁。”
       这话让我对茅于轼的一个判断越发清晰起来：在他而言，效率优先，主义第二。他的观点从掉书袋子的人看来，与经典的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理论皆有出入。但他更为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高低，不是一种政治体制背后的道与义，而是如何技术性地消除财富产生过程中的壁垒。他对中国社会心态和顽疾的清醒了解，又让他对中国进步的方式抱有极大的宽容和灵活性。
       在已是含饴弄孙的年纪，茅于轼还在公共领域奔突，随时冒着枪林弹雨。我问：被骂的时候，您怎么想？没有一气走开的念头吗？
       他说：“其实就是我对社会的一种不放心，说的好听点，叫社会责任感吧。”
       “也不是现在才挨骂，从‘反右’就开始挨骂，多难听的话都听过了。骂的声音我也习惯，”他笑呵呵地说。
       甚至连挨骂，他也从效益出发，总结过一句：“从经济学上讲，宽容可以产生最大的边际效益。”
       采访结束时，即发生了开篇提及的“小插曲”。在茅老起身穿衣的当儿，我打电话给在楼下候着的司机，请他做好准备。茅老有些吃惊：“司机一直都在等着？”回答是。他想了想说：“如果是这样，能否请他送我去国贸地铁站？我坐地铁回家。”在场的人全都愣住。我们力劝：正是下班高峰，地铁挤得不行，您老这么大岁数。他从容回答：“正因为高峰，坐地铁比坐车快呀！”几番推让，他终于同意由我们一个正好顺路的同事护送，一同搭地铁回家。
       我不禁感慨茅老的谦谦雅风，这在与他打过交道的人中有口皆碑。转念再一想，高峰时刻搭地铁，讲的依然还是效率为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

筠之

批评与自我批评曾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听不得批评就为独裁者。官场上，正因为不批评或批评少了才会腐败。听不得相反意见的人，决不会搞五湖四海。有相反意见是正常的，如异同声，表面上是和谐了，其实是一团乱。民主，是一个政党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