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训《丹阳人说丹阳事》系列文化著述之一《江苏省丹阳市是古吴文化发祥地》

研究会

《丹阳人说丹阳事》系列文化著述

（一）江苏省丹阳市是古吴文化发祥地

作者：杨训

        目   录

1、延陵吴姓始祖——季札

2、古延陵地域考

3、丹阳吴氏与丹徒吴氏考

4、季札墓考

5、丹阳延陵“十字碑”考

6、析季札三让王位

延陵吴姓始祖——季札

杨训

       一、吴地与吴姓

      中国古代称“吴”之地有三处，一叫西吴，在今陕西陇县的吴山，又名吴岳；一叫北吴，就是西周虞仲封地，在今山西平陆吴城；一叫东吴，在今江苏吴县。另又有三吴之说，《十道四番志》以吴郡、丹阳及吴兴为三吴。

目前，姓氏学著作普遍认为，吴姓主要有四个不同的来源。一是其远祖于上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颛顼的辅助大臣吴权。二是舜帝的后代有的被转于虞地，虞就是吴人，上古吴、虞不分，舜的后代有一支以吴为姓。三是夏代国王少康时期吴贺的后代。四是以国名为氏，源于姬姓，为吴国始祖太伯、仲雍的后代。事实上，秦汉以来乃至当今吴姓族人，绝大部分承认是姬姓太伯、仲雍的后代，是当今吴姓最主要的来源，而其它三个来源的吴姓则因历史或其它原因而日渐衰落，宗族消亡，或转而归属到姬姓吴氏中去了。

      二、姓、氏异同

      “姓氏”是人类个性与生俱来的第一符号，也是具有血缘传承关系的家族或宗族的群体标志，是人类社会维系血亲、区分族别的重要依据。

“姓氏”是“姓”与“氏”的合称。二者皆具有家号、族号、宗号之含义。但在先秦时代“姓”“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姓别婚姻、氏明贵贱。”《国语·周语》云：“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因此姓不改。族者，属也，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即姓表示宗族的起源、出处，是原有的，大宗的旗号；氏是后起的，是分支的，小宗的族号。先有姓，后有氏，姓大于氏，氏统于姓；姓是氏的源头，氏是姓的分支。“因生赐姓，胙土命氏”高度概括了姓与氏的本质区别和内涵。在先秦时期，姓氏相别，界定明确，不得混为一谈。

      三代（夏、商、周）之后，姓氏相别的社会功能，演变为在家族徽号中以“郡望门阀”为帜志。融入了封建宗法，伦理道德，社会等级等文化内涵，也融合了各个氏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姓氏的起源、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缩影，文明进化的轨迹。

      “姓别婚姻”，“氏明贵贱”，这种姓氏相别的制度，历经夏、商、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末期。战国之际，由于社会处于急剧变动之中，姓氏相别的制度发生动摇，虞、吴也开始区别。至秦汉“姓”“氏”由姓氏通用至合而为一。

      三、太伯、仲雍奔荆蛮建“句吴”

      古公亶父乃黄帝后裔，源于姬姓。在今西安市西建立周国，史称周太王。

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让位王季（季历），最初奔走离周国不远的西吴，这里一直是古老狩猎民族吴（虞）族居住地。太伯、仲雍逃避到这里后，成为当地吴族的酋长，建立起氏族部落，号称“句吴”，与季历的周政权相互呼应。吴本族名，后才成为地名、国名。古公亶父病逝，太伯、仲雍三让王位，避让不成，带着族人远走高飞，举族南迁，奔向荆蛮。

      江南吴地古人类是中国本土起源的蒙古人种南方类型，具有地方特色，但一直受到北方的影响。吴地的原始居民主要有四支构成；创造太湖流域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新石器序列文化的主人以及后来的荆蛮；创造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及后来湖熟文化的主人；可能来自南方地区的（包括今江西、广东、浙东等地）文化主人；来自北方的商、先周文化主人。吴地原始居民构成了后来吴国居民的主体，他们的活动奠定了吴国文化乃至吴地文化的基础。

古资料中称南方为荆蛮之地，《论衡·书虚篇》云，“禹时，吴为裸国，断发纹身。”这应和江南气候温湿、水网密布、主食稻鱼、崇拜图腾等相关联。现学者指出，中国古人类已经在吴地活动了30多万年，最初主要在宁镇丘陵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扩大到太湖流域；到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创造了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水平超过宁镇地区。大约在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突然消失。商初，宁镇地区水平又超越太湖流域。

     我市凤凰山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将我市的人文历史发端可以推朔到约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考古航拍，我市有商周台形遗址44处，土墩墓434座。因此，不能片面理解当时江南吴地是尚未开化之地。

      太伯奔吴，是吴文化研究中的千古难解之谜，自古受史学界所关注。吴文化的考古实践，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近七十余年的考古研究，太伯、仲雍奔吴有三说，传统看法认为句吴都城，早期在今无锡梅里；二说认为在宁镇地区，后三迁到今苏州；三说在今江西赣江中游的樟树、新干一带，是春秋吴国（古句吴）始建地，是吴文化的发祥地。镇江王玉国等学者在2006年版《镇江吴文化研究》一书中，以翔实资料论证，今镇江区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1953年，镇江丹徒烟墩山出土宜侯夨簋，铭文记载商末这一带属于商的东国范围。当时宁镇地区广泛分布湖熟文化和商文化居民，有学者认为，太伯可能无法久留，只能奔向荆蛮聚居的太湖流域。太伯与荆蛮融合，成为最早的“句吴”居民。

      太伯、仲雍初到江南，一改过去生活习惯，和土著居民一样断发纹身，以示决不继承周国君位的决心，并带来了北方中原文明的种子，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太伯三让王位的高风亮节，深深感动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前来依附的不下千家，一致推太伯为部族的领袖。因此，太伯、仲雍迁徙江南荆蛮后，建立了“句吴”部落。

      四、吴人以国为氏

      太伯曾孙，君系五世周章“君吴”。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后，势力进入宁镇地区，周武王（一说周康王）封周章为吴伯，分封吴于宜地（史学家唐兰先生称应在今江苏丹徒一带），吴国正式归属西周政治疆域范围，列为诸侯。鲁成公时，传至十九世寿梦，始盛大称王，逐渐成为一个春秋的强国。

      西周王室乃是古公亶父三子季历的传承系统，长子太伯无子，其弟仲雍继任首领，其后吴君传承均系仲雍之后，但吴国王室仍宗太伯为首。因此吴王室血统为姬姓，吴氏是姬姓的分支，“因生赐姓，胙土命氏”。

      五、吴姓、延姓、延陵姓始祖——季札

      季札（公元前576年——前485年），吴王寿梦四子。季者，排行第四或最小的，如：伯、仲、叔、季。子者，一指儿子的称谓，《列子·汤问》：“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古时还兼指女儿；二指古代男子的美称或尊称。如孔子、孟子。春秋时，孔子弟子季康子、楚国大夫季子均称季子，今对季札的称谓，应按史书记载称“季札”、“公子札”、“延陵季子”、“延州来季子”为妥。

      季札有五子，长子常早逝于淄博，次子征生，三子重道，四子子玉，五子木熹。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吴王夫差失国，历时700余年的吴国悲壮陨落。吴人遭越军杀戮，大多隐姓埋名，四处逃亡。季札次子征生逃亡齐国，三子重道事周，五子木熹不详，只有四子子玉一支坚守家园，奉祀延陵季子庙宇（今在江苏丹阳市延陵镇），其后代人丁兴旺，繁衍发达，宗族日盛；其他子孙也随着历代的兴衰交替，支分派别，播迁于神州各地，形成不同郡望的分支，构成了今天吴姓成员的绝大部分。今天的吴姓各支多以太伯为开姓始祖，仲雍为传代始祖，季札为始祖。

      由于季札居住延陵，所以他的后裔又有以“延”为姓和以“延陵”为姓的。因此，延陵季子又成为今日“延氏”和“延陵氏”的开姓始祖，而季札四子子玉后代因世居延陵，就构成了延陵吴氏的主干。

      六、“有节”“至德第三人”

       吴国传至十九世寿梦时，始大称王。寿梦拟效周太王立少子季历为文王的立贤传统，遗命将王位传于季札，季札时年十五、六岁。季札为效法先祖太伯、仲雍礼让王位的至德精神，三让王位，直至弃室躬耕，隐避于古延陵（中心地域在今丹阳市延陵镇一带）。季札礼让逊耕，不是消极逃避现实，而是他以前史为鉴，一心为国为民，为巩固皇室地位，使权力交替得以按章顺畅进行，形成吴国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使吴国赢得了一段宝贵的和平发展时期，最终使吴国雄踞东吴，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公元前544年和515年，季札遵吴王命，为了解别国国情，研究政局的发展，为吴国逐鹿中原制定策略，为一统天下铺平道路，他以文化交流为外交手段，当仁不让，不辞辛劳，多次出访中原列国，前后经历三十余年，行程数万里，以其谦和礼让，仁义诚信，睿智远见，高深的文化素养，高尚的政治品格，在中原大地，在整个华夏民族传播和展示了“至德精神”和吴国的风采。季札的外交活动，不但轰动了周文化中心，使鲁人肃然起敬，诸侯各国为之倾倒，而且树立了吴国在诸侯各国中的威望。

      季札作为品格高尚的政治家，富于睿智远见的政治观察家、预言家，他对中原诸国政情的判断与预言均为其后的历史变革所证实，与季札同时的中原诸国的杰出政治家如晏婴、子产、叔向等，尽管均预感到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第一位较系统而深刻地指出春秋后期中国社会演进大势的当推季札。

      季札年长孔子（公元前552年——前479年）二十四岁，孔子一生敬重季札，称公子札“有节”。孔子晚年，将全部精力用在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和平民教育上，他整理编修《诗》、《书》、《礼》、《易》、《春秋》，孔子在编写《春秋》时，虽一向以蛮夷看待吴国，但记录季札聘鲁却改以华夏规格，这是对季札的表彰。他逝世后，其门生所编的《论语》等书，成为儒家的理论体系。在这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太伯、季札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言谈举止，从政治评论到审美标准，从衣食住行到待人处事，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诸多方面，可谓无处不在，无处不见。

      史学家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第一》中介绍太伯仅104个字，只占全篇3%，而介绍季札却用了50%的篇幅。详细叙述其谦让王位，弃室躬耕，出使中原等情况。司马迁高度评价季札的一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鸣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称其为“至德第三人”。

晋代左思“吴都赋”称“有吴之开国也，选自太伯，宣于延陵（即季札）。”《战国策》称太伯和季札“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二人所兴。”

历代诗人对季札也有较高评价，笔者录其两首与读者共飨。

赞季子像

（南朝·宋）刘裕

惟王延陵，全义让国。

见礼知政，闻乐知德。

观风审音，挂剑酬心。

怀哉高风，无古无今。

陈情赠友人

（唐）李白

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

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

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

懦夫感达节，壮士激青衿。

鲍生荐夷吾，一举置齐相。

斯人无良朋，岂有青云望？

临财不苟取，推分固辞让。

后世称其贤，英风邈难尚。

论交但若此，友道孰云丧？

多君骋逸藻，掩映当时人。

舒文振颓波，秉德冠彝伦。

卜居乃此地，共井为比邻。

清琴弄云月，美酒娱冬春。

薄德中见捐，忽之如遗金。

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

他人纵以疏，君意宜独亲。

奈何成离居，相去复几许？

飘风吹云霓，蔽目不得语。

投珠冀有报，按剑恐相拒。

所思采芳兰，欲赠隔荆渚。

沉忧心若醉，积恨泪如雨。

愿假东壁辉，馀光照贫女。

      吴地自古精英辈出，太伯后裔中，季札堪称是承前启后的典型代表，当代学者称季札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是德者、贤者、智者的代表人物；“儒家前驱”“江南人文始祖”；日本学者称其为君子中之君子。

古延陵地域考

杨训

      秦设延陵县，汉改毗陵县（今常州），而今丹阳市西南有延陵镇。古延陵地域在何处？学者一直存在争议。本文根据史料和有关谱牒作考。

      延陵为春秋吴延陵季子的采邑。春秋时期，最早的行政区郡县开始在楚、秦等国设置，战国已普遍建立郡县制度，秦统一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郡县制度，延至两汉。春秋句吴尚无建置，因此延陵应是一个地域的称呼。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分曲阿（今丹阳市）县延陵乡置延陵县”。（《宋书·州郡志》）属毗陵郡，后改晋陵郡，时郡治京口（注：晋初立毗陵郡，治丹徒，后迁毗陵。……永嘉五年（311年），因改晋陵郡，仍徒治丹徒。义熙九年，复还治晋陵县（沈约《宋书》）。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前，毗陵郡、晋陵郡治于丹徒及京口在百年以上，义熙九年后毗陵、晋陵之名为今常州专称。）。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废为镇，复归丹阳县。

      三国吴赤乌八年（245年），由孙权派校尉陈勋率领屯田兵士3万人凿破冈渎。破冈渎分水岭以西“下七埭”，入今南京江宁区境，分水岭以东“上七埭入延陵界”。（《建康实录》）这延陵指的是晋太康二年前的延陵。破冈渎与江南运河在今丹阳境内衔接水道是简渎河，简渎河南通延陵。

      据珥塘《荆氏宗谱》和光绪《丹阳县志》记载，荆氏本姓刘，始祖刘贾，系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堂兄。刘贾在战胜项羽战斗中屡建奇功，汉高祖六年（前201年）“以故东阳郡、彰郡、吴郡五十三城邑为荆国，封刘贾为荆王，曲阿（今丹阳市）隶属荆。”公元前196年7月，淮南王黥布（即英布）起兵谋反，荆王领兵征讨，战败身亡。遵照旨意，葬于润州京口（今镇江）北固山前，墓坐东朝西，墓前建有庙宇，供春秋祭祀，墓今存。

      汉文帝即位，刘贾长子刘文获列侯爵位，食采朱方（今丹徒）。刘文死后，弟刘武继承爵位，因兄弟屡遭吴王濞拘禁，刘武为避谋反兵寇追捕，隐居曲阿（今丹阳市）县皇塘珥塘村，以国号为姓，改刘氏为荆氏。

      《汉书·荆燕吴传》载：“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

      “贾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填天下，乃下诏曰：‘将军刘贾有功，乃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贾与战，弗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   

      “荆王刘贾为布所杀”，“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赞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故虽疏属，以策为王，镇江、淮之间。刘泽发于田生，权激吕氏，然卒南面称孤者三世。”《汉书》所载与珥塘《荆氏宗谱》史料吻合，可信。

      《荆氏宗谱》（注：第一次修谱时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中有“汉高帝敕封文”。敕封文中有：

       “兹广虞帝亲爱之仁，仿周成“剪桐”之制，特封尔于延陵旧地，国号曰「荆」。”

       敕封文中有“延陵旧地”四字。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可供研讨。

      1、秦设延陵县（今常州市），汉改毗陵县。诏书敕封文中的延陵应与毗陵县不相干。诏书中如指毗陵县，应写“特封尔于毗陵”，而不会写“特封尔于延陵旧地”。

      2、秦设延陵县只延用了16年（前221－前206），汉即改毗陵县。毗者邻近也，地名更改，定有原因、程序，而下诏更改者就是汉高帝刘邦。笔者认为，敕封文中“延陵旧地”四字中特强调“旧地”二字，应有否定毗陵不是春秋“延陵旧地”之意？说明汉前另有古延陵城郭所在。汉时，必二者择其一，一处曰延陵，另一地重新命名。

      3、汉代有荆城，古称荆城港。定址在今丹阳市里庄境内（《珥塘荆氏宗谱》）。刘贾次子刘武隐居的珥塘村就在今丹阳市皇塘镇境内，古荆城港附近。

2007年10月12日，丹阳市珥陵葛村遗址的发掘，考证是西周中、晚延至春秋末期的句吴国城址，是迄今发掘最早的（句）吴国第一城（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当地人称“阖城”，少文化人误读为“黑城”，丹阳方言“阖”与“黑”、“城”与“村”同音。“阖城”或与早期“阖闾城”相关。该遗址和今荆城港、珥塘村、延陵镇毗邻，均在今丹阳市南与今金坛市交界处。

       秦代延陵“姜巴路”古道“西起句容茅山玉晨观，由青龙山下经今句容、金坛交界处，东达丹阳延陵，全长40里许”（明弘治《句容县志》卷五·三十四）

       “姜巴路在小茅山后通延陵，秦时有士周太宾及巴陵侯姜叔茂者来往句曲山下，秦孝王时封侯，故以姜巴名其路”。（乾隆《句容县志·舆地志》）

       “秦孝公时（公元前361－338年），巴陵侯姜叔茂居句曲山（今茅山），山下有路通延陵，名姜巴路。这是今丹阳第一条跨县古路”。（《丹阳交通志·古道》）

      由上知，秦时，云阳（今丹阳市）境内西南就已有延陵地名。

      1954年，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烟墩山出土“宜侯夨簋” （《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虞侯夨即宜侯夨，也即吴侯夨。” （注：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唐兰认为即吴国君主周章，墓即周章墓。“宜”的地望应在今丹徒一带，“宜”当是东南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

    《汉书·地理志》载，“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仲虞）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谓之虞，十二世为晋所灭”。出土文物“宜侯夨簋”铭文与《汉书·地理志》史书记载映证。早期吴国政治中心转移到宁镇地区以后，宁镇地区发达起来，文化上向北发展，向西开拓，奠定了吴国早期统一疆域范围，在吴国迁都苏州之前，宁镇地区一直是吴地政治、文化的中心（注：《吴地文化通史·吴地文化区的演变》高燮初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而今常州市长荡湖、滆湖、淹城至今无锡市一带当时尚是沼泽荒僻之地（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春秋 楚 吴 越（局部） 谭其骧主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

       笔者认为，“延”者，延续也；“陵”者句吴五世君主周章墓也。延陵，延续姬姓吴氏血脉之意也。古延陵地域在今丹阳市南，含武进、金坛与丹阳毗邻部分地域，中心在今丹阳市延陵镇。

   

丹阳吴氏与丹徒吴氏考

杨训

季札四子子玉一支坚守家园

      《中华吴氏大统宗谱》载，太伯为吴姓开始祖，仲雍为传代始祖，季札为始祖。季札生五子。公元前515年，长子常随父出使中原，逝于赢博。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夫差失国。次子征生逃往齐国，三子重道事周，五子木熹不详，只有四子子玉一支隐姓埋名，逃往附近山野（今江苏茅山），坚守（延陵）家园，成为延陵吴氏主干。

      四子子玉后裔岁岁祭祀吴氏始祖季札墓茔，并在墓左侧建季子祠。古时，祠四周水泽万顷（今附近乃有地名称万顷洋），形似莲花，沸泉百余，今尚存沸井六口，三清三浊。

季子庙始于秦汉，香火不断

      秦汉两代，延陵季子祠几经扩建、修葺，已初具规模，始称季子庙。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前，晋陵郡治京口（今镇江市），东晋孝武帝时（373－376年），殷仲堪（？－399年），曾任过晋陵郡守，率地方文武官员、乡绅百姓大修季子庙，并刊碑立赞。“世经五代，年积千祀，而坟垅勿剪，庙宇长存”。（《谒季子庙碑》），笔者推算，“世经五代，年积千祀。”应指秦、汉、新（王莽年号）、三国吴、晋五代。

唐末，子玉后裔吴鼒编成《丹阳吴氏家谱》

      吴鼒（zi）太伯72代孙，季札54代孙。少有文才，一生蹈晦延陵，隐居不仕。唐末，根据先人遗留世谱史料，自编《丹阳吴氏家谱》二十余卷，这是迄今所知较早的延陵吴氏家谱。吴鼒在谱中直称自己是延陵吴氏嫡传正宗，并自号“延陵散人”。这部家谱问世后，使延陵吴氏再度被世人所注目。

唐宋之际，吴子玉后裔涌现六代进士世家

      唐宋之际，世居今丹阳市延陵的季札四子子玉后裔中，涌现了一支名震当时文坛、政界，连续六代进士及第的书香、官宦吴淑世家。

      吴文，吴鼒子，太伯73代孙，季札55代孙。字文正，号养庵。少时博涉经史，过目成诵，明易义，精辞赋，诗章颇具李（白）、杜（甫）之风。南唐进士，启延陵吴氏六代进士世家之首。宋建隆中（960－963年），仕南唐国主李昇，任江南大司直，官至太子中允。在任时为官清正，忠于职守，颇有才干。晚年，他厌弃官场，辞归故里延陵，终日与门生、故友饮酒赋诗，时人尊他“陶渊明第二”。吴文配王氏，生吴淑、吴瀚二子。《宋史》记其传。

      吴淑（947年－1003年），太伯74代孙，季札56代孙。“字正仪，润州丹阳人。”“淑幼俊爽，属文敏速”。入宋后，得“近臣延荐，试学士院”登进士，为六代进士世家的主要传承者。“授大理评事，预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历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置秘阁，以本官充校理。”“至道二年（996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预修《太宗实录》，再迁职方员外郎。”“淑性纯静好古，词学典雅。”“有集十卷，善笔札，好篆籀。”“撰《说文五义》三卷、又著《江淮异人录》三卷、《秘阁闲谈》五卷”。《宋史》有其传。“子安节、让夷、遵路皆进士及第”。

      吴遵路（988－1043年），太伯75代孙，季札57代孙。字安道，号俭斋，为吴淑少子。“遵路幼聪敏，既长，博学知大体。母丧，庐墓蔬食终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笔札。”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进士及第。初授殿中丞、秘阁校理、祠部员外郎、陕西都转运使，迁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其为政简易不为声威，立朝敢言，无所阿倚。平居廉俭无他好，既没，室无长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赒其家。”

      吴遵路是吴淑世家第三代进士。他在曾祖父吴鼒所编《丹阳吴氏家谱》的基础上，另外主修《丹阳吴氏宗支录》，并亲撰《初次编订叙》，彰显延陵吴氏家族史。他在《丹阳吴氏宗支录·初次编订叙》中云：“庙在云阳（今丹阳市）九里，子孙世守不替，有司每岁致祭。历汉晋唐宋，代有闻人”。“吾祖号延陵散人，潜处山林。虑后代无征，取上祖所集图系，并杂录逐节详明，编成家谱二十余卷。”“遵路托祖宗德荫，列名馆阁。退食之余，取家谱详叙某祖娶某氏、生子几、生卒葬墓，有失考者，盖以阙疑，俾后人易于观览，名曰《吴氏宗支录》合并一卷。凡尊卑疏戚，历历详明；昭穆宗支，班班可考，展卷了如指掌。惟愿后之子孙，世世相继纂修，则门楣奕祀不泯，木本水源，有不浸昌浸炽者哉。”著有《御戎要略》、《边防杂事》、《皇典》数百篇。并有诗作二首入《全宋诗》。《宋史》有其传。

子吴璞、吴瑛、吴琚。长子吴璞，官至比部员外郎。三子吴琚，官至中书舍人，是著名的书法家，今镇江市甘露寺的“天下第一江山”乃其墨宝，碑刻乃存。

      吴瑛（1021－1105年），字德仁。太伯76代孙，季札58代孙。进士及第，为吴淑世家第四代进士。历任虞部员外郎，池、黄二州通判，知彬州、吏部郎中等职。“治平三年（1066年），年四十六，即上书请致仕”。“不待老而归”。“卒，年八十四”。《宋史》有其传。

吴瑛生子吴中起，进士出身，为吴淑世家第五代进士。

      吴中起生子吴交如、吴班如。吴交如，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进士，是吴淑世家第六代进士。历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正卿等职。

丹阳吴氏迁徙支脉

      丹阳吴氏瓜瓞绵绵，迁徙全国各地，现撷录部分支脉，供备考。

    （ 一）、太伯78代孙，季札60代孙吴交如

      生三子：禹卿、万卿、尧卿。吴尧卿的后代多居高庄（今金坛境内）、东贪（今丹徒境内）、石头岗（今丹徒境内）、新河（今金坛境内）、丰洛（今丹阳境内）、荆林大吴巷（今丹阳境内）；吴万卿的后代多居沛村（今丹徒境内）、固村（今丹阳境内）、木马口（今丹徒境内，称牧马口）；吴禹卿的后代居东流庄。他们分别形成丹阳吴氏分支。

      （二）、丹阳城区吴氏始祖吴曜

      吴曜（1180年－1258年），太伯83代孙，季札65代孙，吴淑长子吴安节9代孙。字光国，号慎斋，族人尊称万五公，世居丹阳延陵东郭村。天资聪颖，学识渊博。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薦为起居郎，编撰皇帝《起居注》。嘉定十四年（1221年），职备宫讲。后绝意仕进，回到故里延陵，时延陵已废县为镇。为求发展，迁居丹阳安镇桥（今丹阳城区南桥）以北双井巷，成为丹阳城区的吴氏始祖。

      吴曜婚配王氏，生霁、霖、雷三子。厥后子孙满堂，家业兴旺，史籍称为望族。

    （三）、访仙、珥陵、吕城、荆林吴家塘等地的始迁祖

      太伯89代孙，季札71代孙吴敷，为吴霁6代孙，吴达三子。迁珥陵成为珥陵吴氏支祖；太伯90代孙，季札72代孙吴廉，吴达孙，吴教次子，迁访仙成为访仙吴氏支祖；太伯90代孙，季札72代孙吴瑶，为吴霖7代孙，吴钊之子，迁荆林吴家塘，成为吴家塘（今开发区）吴氏支祖。吴瑶裔孙吴瑞源迁陈家桥，吴瑞文迁段上；吴霖7代孙，吴文子，吴琼迁四牌坊；太伯85代孙，季札67代孙吴大本，宋末兵燹自丹徒沛村迁婺源（今属江西省），明洪武年间回迁吕城三里铺，为三里浦吴氏支祖。

      （四）、吴骥迁常熟，为常熟尚湖吴氏始迁祖

      太伯99代孙，季札81代孙吴骥，明末自丹阳固城迁居常熟尚湖之南为迁虞之一世祖。

     （五）、 江西武宁县董湾庄吴氏始祖吴国舒

      吴国舒，太伯92代孙，季札74代孙。据《赣湘鄂皖边吴氏宗谱四房》载，为江西武宁县董湾庄吴氏始祖，为季札四子子玉之后。其祖谱中，为吴淑长子启后一支？但吴淑只有安节、让夷、遵路三个儿子。笔者认为：世谱有误，可能为吴淑弟吴瀚一支之后，世系待考。

      （六）、湖南益阳泉峰吴氏始祖吴仲

      据明嘉靖戊申（1548年）《泉峰吴氏创修家谱源流考》记载：吴仲，字均重，季札四子吴子玉后裔，季札65代孙。约在元初成宗时（1295－1307年）自江苏丹阳来湖南游学，后遂迁居益阳黄婆滩，重娶妻朱氏，生子吴八郎，元末兵乱，吴八郎避乱迁居高城寨。此后有裔孙吴伏二，见泉峰滩土地肥饶，可耕可读，于是又迁居于此，后来繁衍成益阳大族泉峰吴氏。

     （七）、 江苏宜兴钟离吴氏迁始祖吴灌

      始迁祖灌，宋建中靖国中，自丹阳延陵迁居宜兴钟离。（[ 江苏宜兴 ] 吴氏宗谱。收藏单位：上海图书馆）

     （八）、 江苏常州孟墅吴氏迁始祖吴士麟

      始迁祖士麟，南宋末自丹阳徙居常州孟墅。（[ 江苏常州 ] 吴氏宗谱。收藏单位：上海图书馆）

丹 徒 吴 氏

      吴椿，太伯83代孙，季札65代孙，吴遵路长子吴璞八世孙。吴椿在元代初期任太子中允，家室由丹阳迁居丹徒。共生育九子，家族繁衍，形成丹徒吴氏，吴椿为丹徒吴氏一世祖。清乾隆己亥（1779年），吴椿裔孙吴以枕作《丹徒吴氏续修谱序》再记。

      吴氏是一个精英荟萃，享誉中外的著名家族。吴氏族人以其勤劳勇敢的创业精神，坚忍不拔的优秀品德，才气横溢的文化成就，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自己家族的兴旺发达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结  语：

      季札四子子玉后裔自春秋始，因世代居住在延陵家园（古延陵中心地域在今丹阳市延陵镇），后裔繁衍成了丹阳吴氏和丹徒吴氏，构成了延陵吴氏的主干。

      附：丹阳吴氏与丹徒吴氏部分谱系备考。

季 札 墓 考

杨训

      季札，春秋吴王寿梦四子，吴姓始祖。本文试从春秋吴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季札的采邑延陵，考“墓在申港”，季札墓在丹阳市九里，四个方面对季札墓作一考证。

一、春秋吴国政治中心的转移

      中国的古人类已经在吴地活动了30多万年，最初主要在宁镇丘陵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扩大到太湖流域；到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创造了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水平超过宁镇地区。大约在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突然消失。商初，宁镇地区水平又超越太湖流域。

      宁镇和太湖两个区域的文化分界线大致以茅山一线，在丹阳、常州、江阴的文化遗址中多发现两种文化的叠压和交错情况。进入夏商时期以后，商文化势力已经渐次南下，到达宁镇地区。商末，“太伯奔吴”，随着先周文化的南下，有些学者认为，周人在太湖流域的无锡梅里首先建立了统治中心“句吴”，其应为和当地荆蛮族人融合的部落。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后，势力进入宁镇地区，分封吴于宜地（唐兰先生称应在今江苏丹徒一带），2007年，江苏丹阳市葛村、珥村遗址的初步发掘，经专家论证，为西周至春秋时吴国早期城垣遗址。（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吴太伯曾孙君系五世周章“君吴”，周武王封周章为吴伯，吴国正式归属西周政治疆域范围。由于当时宁镇地区比太湖流域发达，为了便于统治并与中原沟通，太伯之后吴人受封进入宁镇地区，和当地文化融合。近年来考古发现，丹徒大港至谏壁一带发现了吴君周章、熊遂、余昧等吴国大型贵族墓葬，对探讨吴国的社会形态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佐证，宁镇地区成为吴国的政治中心。相反，太湖流域文化显得相对衰落。目前以土墩墓为代表的西周时期吴国文化，范围所及东到上海金山，西达皖南屯溪，南至苏浙交界的太湖沿线，北过长江。分布比较密集的是宁镇地区。宁镇地区还发现了大量的西周青铜器，代表性的有1954年在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出土的宜侯夨簋，（铭文中的虞侯夨，即宜侯夨，也即吴侯夨 。唐兰先生指出即吴国君主周章，墓为周章墓。）1976年，江苏丹阳市司徒乡一处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26件青铜容器中，有国宝级文物凤纹尊。其它有安徽屯溪西周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器，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礼器，代表了吴国文化的成就。早期吴国政治中心转移到宁镇地区后，宁镇地区发达起来，文化上向北发展，向西开拓，奠定了吴国早期统一疆域范围。在吴国迁都苏州前，宁镇地区一直是吴地政治、文化的中心。有些学者认为，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在今苏州营建都城，俗称“吴大城”，春秋后期，随着太湖流域的发展以及便于与越国的战争，吴王阖闾迁都到此。吴国都城所在地也就改称“吴”，太湖流域再次成为吴国的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也随及向太湖流域移动，此后吴地以苏州为中心的格局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春秋吴国的历史有四个很重要的发展阶段：

      约在公元前12世纪中叶，太伯奔荆蛮建“句吴”。

      约在公元前11世纪，君系五世周章被周武王封为吴伯，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

      公元前585年，君系19世寿梦盛大称王。

      公元前473年，君系25世夫差失国，越灭吴，历时700余年的吴国悲壮陨落。

二、季札的采邑延陵

      季札，因三让王位，逊耕延陵。吴王余祭封延陵为其采邑，史称“延陵季子”。延陵，春秋吴地，其时当地尚无建置，是“厥田唯下下”的荒僻之地。季札是先逊耕后封邑，其采邑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如去榛莽荒芜水泽之地则很难生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考古运用遥感科技手段普查，丹阳市共发现“台形遗址”44处；镇江市及所辖丹徒、句容、丹阳共发现土墩墓3134座，其中，丹阳市有434座。其主要文化层堆积为青铜时代，属商周时期。“台形遗址”文化层遗物与土墩墓出土遗物相一致，为吴文化的典型特征。这些遗址的考古发掘，说明丹阳及镇江周边县区有着丰富的先秦乃至史前文化遗存，今丹阳市东南与武进、金坛交界和茅山地域，当时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生存条件的部落存在。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润州延陵县》载：“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分曲阿（今丹阳市）之延陵乡置延陵县，盖因季子以立名也。又《汉书·地理志》，季子所居在今毗陵，本名延陵，至汉始改。然今县北见其有祠，或当时采地所及，其地亦曰‘延陵’”。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废延陵县为镇，归属丹阳县。

      季札所封延陵，笔者认为，古遗址应在今江苏省丹阳市南部与武进、金坛毗邻地域，中心区域在今丹阳市延陵镇。

三、考“墓在申港”

      （一）江阴季子祠、墓及十字碑

延陵季子祠     在申港镇西，即季子墓地也。宋庆元中（应为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封昭德侯。明洪武初诏去封号，题木主曰延陵季子之神。祠建于宋。至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知县王鉼请于巡按御史谢琛，始列祀典隆庆。五年，知县刘守泰修，武进郑鄤题额。（《江阴县志》卷七）

十字碑     吴延陵季子墓，在江阴县申浦。墓故有碑，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自昔相传为孔子之笔，其大径尺，体势奇伟。考之唐开元中元宗（应为玄宗）命榻其书。大历十四年，润州（今镇江市）刺史萧定重勒石延陵庙（今丹阳市延陵镇九里季子庙）中。今碑（指江阴十字碑）之存者乃宋崇凝（应为宁）二年（公元1103年），知常州事朱彦立、盖刻之者屡矣。（《季子墓碑后记》载，“又摹孔子所书十字刻碑墓上”）……虽然元宗（应为玄宗）尝命拓本，则唐以前已有刻石，而其来远矣。又岂后人所敢议耶。监察御史谢公琛巡历吴中，谓穆吴人颇知稽古，命知县王君鉼俾考其说，遂著之云尔。（《江阴县志》·十字碑考  明·都穆）

      十字碑     在申港延陵季子墓，古篆文至圣所书，其文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碑断已久，明季一夕雷风大作，碎石复完。（《江阴县志》卷之二十二古迹）

      由《江阴县志》知，申港季子祠建于宋。十字碑乃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由知常州事朱彦立，江阴《季子墓碑后记》载“又摹孔子所书十字刻碑墓上”。至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知县王鉼请于巡按御史谢琛，始列祀典隆庆。碑断已久，明季一夕雷风大作，碎石复完。江阴市今十字碑应为后人近作。

      （二）江阴延陵吴氏始迁祖吴梓

      据《延陵吴氏宗谱（江阴）》（清）吴赤榕等纂修谱载：“宋庆历中（公元1045年）时，吴梓从山阴（今浙江绍兴市）迁江阴，成为江阴吴氏的始迁祖”。又据《延陵吴氏宗谱（江阴）》（民国）吴聘璐纂修谱载：“季札第62世系始居江阴，为守墓支祖”。二本不同的藏谱，指的都是吴梓一人。

      吴梓，太伯81世孙，季札62世孙。为季札次子征生之后，吴源之子，苏州延陵吴氏始迁祖吴相之弟。

      (三)“墓在申浦”的依据不可从

     《勾吴史集》由吴文化研究促进会编著。笔者从中考证，“墓在申浦”之说，多见于《梅里志》、《暨阳注》、《通典注》、《江阴县志》、《宋志》。主要依据北宋乐史纂《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载：延陵季子祠在县（江阴县）西三十五里申浦。按《史记》太伯世家注云：季子冢在暨阳西，孔子过之，题曰：“延陵季子之墓”。古暨阳城在县东四十里，汉时莫宠所筑捍海贼翟马，因名莫城，唐武德三年，暨阳立县，并入江阴，有莫城乡，因名。《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常州·晋陵县》载：晋陵县本春秋时延陵，汉之毗陵也，后与郡俱改为晋陵。季札所居也，墓在本县北七十里申浦之西。

      笔者认为“墓在申浦”的依据有如下四点值得商榷。

      其一，据《吴氏宗谱》载，季札卒于公元前485年。春秋之前，有“古也，墓而不坟”的习俗，春秋中期才出现墓。越灭吴后，季札次子征生逃亡齐国，其后人辗转各地。至宋庆历中（公元1045年），征生后人吴梓才成为“江阴延陵吴氏的始迁祖”、“守墓支祖”，其间经历了1500余年。申浦季札墓1500余年间无吴氏后人岁岁祭祀，其志、史料的依据不可从，尚需待考。

      其二，宋前，言“季札墓在申浦”的史料源头为《史记》太伯世家注，应为唐后方家所言。笔者考，《史记·太伯世家》史中无季子冢记载；孔子踨踪未尝过吴，“孔子过之，题曰：‘延陵季子之墓’”，不可从。

      笔者曾撰文考证孔子题“乌乎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碑。

      其三，笔者在前文中已述，春秋吴国的政治中心约有600余年在宁镇地区。延陵，春秋吴邑，当在今丹阳市东南边缘地域，其时当地尚无建置，是“厥田唯下下”的荒僻之地。《句吴史集》中所列的志、注，因各种原因所致，漠视了如上史实。

      其四，《江阴县志》载，其季子祠“祠建于宋”、“十字碑立于宋崇宁二年”。江阴《季子墓碑后记》载，宋徽宗崇宁元年（前说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知常州事朱彦记：“……乃属令赵士淝访之，得大冢于暨阳门外三十里申港之侧，旁有季子庙……又摹孔子手书十字刻于碑墓上，设像祀之……”。从时间先后推算，赵士淝所访的申港之墓，很可能是江阴延陵吴氏始迁祖吴梓及吴氏后人所立的季子衣冠冢及旁新建的季子祠。

四、季札墓在丹阳市九里

       今江苏省丹阳市，春秋时位宜邑、朱方一带，吴设云阳驿、云阳邑。春秋末年，中国始建郡县制，云阳邑为战国楚邑。

       秦设置云阳县，为古邑之一。汉名曲阿县，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始，称丹阳县，一直沿用至1987年撤县改市，建城2400余年。邑南凤凰山遗址的发掘，将丹阳市的人文历史发端可以推朔到约6000年前。

      今延陵镇，位于丹阳市南，春秋属句吴，为季札采邑。秦、汉属云阳（曲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设延陵县，属晋陵郡（安帝义熙九年（413年）前郡治于丹徒及京口，此后治于晋陵）。丹徒县并入延陵县后，延陵县一度移治润州（今镇江）。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撤县为镇，归属丹阳县。

      延陵镇九里有季子庙，始于秦汉，盛于唐、宋，延于明、清至今，世称“江南第一大庙廷”。公元前473年，吴国君夫差失国，越灭吴后，季札五子中，长子常逝于赢博，次子征生逃往齐国，三子重道事周，五子木熹至今不详，季札后人仅有四子子玉一支血脉，隐姓埋名，世代一直坚守家园，岁岁祭祀吴氏始祖季札墓塋，并在墓左侧建立季子祠。古时，墓地似莲花座，四周水泽万顷，沸泉百余。今尚存沸井六口，三清三浊。汉时，儒学渐兴，誉为“儒家先驱”的季札，其君子之德被司马迁誉为：“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史记·吴太伯世家》）。笔者推定：子玉后人据家中祖藏的孔子手迹，放大刊石立“十字碑”于墓前。晋代，季子庙“世经五代，年积千祀，而坟垅勿剪，庙宇长存”。唐开元年间（公元713年——公元741年），延陵九里季子墓前“十字碑”因年代久远，风化开裂，铭文残破，唐玄宗令“殷仲容摹拓其本”。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时任润州（今镇江市）刺史萧定将“十字碑”按殷仲容拓片重刊于石，并亲撰碑文《改修吴延陵季子庙记》，请唐代知名书法家张从申书于碑阴。其唐碑距今已有一千二百余年，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丹阳知县周霖为方便瞻仰者，照原样摹刻一碑立于驿站，此碑现存丹阳市云阳镇乔家巷原中医院内。

      唐宋之际，世居今丹阳市延陵的季札四子子玉后裔中，涌现出一支名震当时文坛、政界，连续六代进士及第的书香、官宦吴淑世家，其子北宋名臣吴遵路主修丹阳《吴氏宗支录》，并亲撰《初次编订叙》言“……庙在云阳九里，子孙世守不替，有司每岁致祭。历汉晋唐宋，代有闻人。……”北宋哲宗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九月，季子庙被敕赐“嘉贤”庙号。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在季子庙前建季河桥。每年农历三月初六，农历四月十三日为祭祀季札的庙会，始汉至今二千余年。“上茅山，回九里”的传统民俗已列入“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延陵镇九里村被命名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村”，正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

      结 语：

      春秋吴国历二十五世君主，延700余年，其政治中心在宁镇地区约600余年。延陵为吴公子季札采邑，因其时当地尚无建置，应在今丹阳市东南边缘地区。

      越灭吴，季札后人中唯有四子子玉一系坚守家园，子孙世守不替。建祠于季札墓左侧，墓前有孔子所书“十字碑”，今季子庙中存有唐“十字碑”。自秦汉至今，二千余年有司每岁致祭，香火鼎盛。

      江阴申浦（申港）季子墓、祠建于宋，应为季札次子征生之后，“江阴延陵吴氏始迁祖”、“守墓支祖”季札62世孙吴梓所建；“十字碑”由宋崇宁二年知常州事朱彦立，碑文十字是“摹孔子手书十字刻于碑墓”，此碑明时已毁。

      笔者考证认为：季札原墓在今江苏省丹阳市九里季子庙大殿下。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传》      孔子  左丘明       中华书局      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2、《史记》           （西汉）司马迁    中华书局      二十四史本                1959年

      3、《汉书》           （东汉）班  固     中华书局      二十四史本                 1959年

      4、《二十五史》    （全本）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年6月版

      5、《吴地文化通史》上、下册    高燮初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年1月版

      6、《镇江吴文化研究》  王玉国  肖梦龙  陆九皋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年8月版

      7、《句吴史集》    吴文化研究促进会 编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5月版

      8、《句吴文化的现代阐释》 吴恩培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9月版

      9、《中华姓氏通史（吴）》  刘佑平 著                东方出版社                  2000年12月版

      10、《中华吴氏至德纪考》  吴仲奇 编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2年4月版

      11、《吴越春秋》  四部丛刊本                            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12、《越绝书》   四部丛刊本                              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13、《元和郡县志》40卷（第26卷江南道）（唐）李吉甫修纂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14、《通典》 （唐）杜佑   （清）四库全书本

      15、《太平寰宇记》200卷   （宋）乐史撰   丛书集成   商务印书馆编辑新1版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8月

      16、《常州府志》  （清）于混修  陈玉璂纂   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刻本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活字本

      17、《江阴县志》  （明）赵锦修  张衮纂      1963年《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18、《梅里志》  （清）吴存礼辑   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刻本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刻本   泰伯庙西院藏版

      19、《镇江志》  （宋）卢宪纂   宋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修   （清）张氏爱日精庐抄本

      20、《丹阳县志》（清）刘诰  凌焯等修   徐锡麟姜璘纂   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  鸣风书院刻本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重印本

      21、《丹徒县志》（清）鲍天钟修   何黎 程世美纂   清康照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刻本

      22、《季札与季子庙》  丁松亭等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年8月版

      23、《延陵吴氏宗谱（江阴）》（清）吴森榕等纂修   上海图书馆馆藏  921972—87

      24、《延陵吴氏宗谱（江阴）》（民国）吴聘路纂修   上海图书馆馆藏  912319—42

      25、《云阳吴氏宗谱》（清）钟琪纂修

      26、《延陵九里庙志》（明）吴国仁编纂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版本

      27、《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臧励龢等编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31年5月初版

丹阳延陵“十字碑”考

杨训

      延陵九里季子庙内有唐“十字碑”，正面碑文“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10字，相传为孔子所书，方家及清光绪《丹阳县志》对碑文是孔子手书有不同的看法。

      持否定者认为：1、春秋时期墓为土墩，无墓碑。战国时期方出现木碑，两汉出现石碑，碑文为后人所写。2、孔子周游列国，未到吴国，不可能为季札书写墓碑。3、“十字碑”中10个字字形较大，春秋时书写多用竹简，不能写这么大的字。至今，尚未发现孔子其它手迹，无对照可考，肯定依据不足。

一、季札卒于孔子前

       按《吴氏大宗谱》载，季札生于周简王十年（公元前576年），卒于周敬王三十五年（公元前485年），享年91岁。《史记》载，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年（公元前552年），卒于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

      二十五世吴王夫差时的鲁哀公十年（前485年），季札在史书上复出：“楚子期伐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左传·哀公十年》）。夫差此时正忙于伐齐，难免捉襟见肘，国内无人，起用季札。在这次战事中，季札对楚国的子期说，“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民安”。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季子，吴王寿梦少子也。寿梦以襄十二年（前561年）卒，至今七十七岁。寿梦卒，季子能让国，年当十五六，至今盖九十余岁”。

      季札卒于孔子前，孔子有可能为季札手书碑文。

二、季札的葬礼应是高规格

      1、吴国沿袭商周遗风，会厚葬季札。

      春秋之前，并无丘墓一说，有“古也，墓而不坟”（《话说中国·春秋巨人》 陈祖怀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习俗，后为祭祀的方便，春秋中期出现墓，并越垒越高，至春秋晚期，已有高达15米的墓。战国中期始，君主坟墓为“陵”，并形成严格的等级制，不得潜越。至先秦葬礼就分陵寝、棺椁、随葬3部分。春秋战国时沿袭商周遗风，流行厚葬，因当时人相信人死后到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所以随葬有极力铺陈的说法。

      句吴到吴王寿梦时盛大称王，到吴王阖闾、夫差时列入春秋“五霸”的名单。关于春秋“五霸”，有下列3种说法：

    《荀子·王霸》：指春秋齐恒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句（勾）践。《汉书·诸侯王表》：指春秋齐恒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夫差。《吕氏春秋·当务》：指春秋齐恒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

      由上可以看出，在黄池盟会上取得盟主地位的夫差和他的父亲阖闾一样，在春秋“五霸”的3份大名单中，也占有了1份。

      季札为19世吴王寿梦之4子，为王室成员，因三让王位逊耕延陵，按辈份应为吴王夫差的叔公。季札无论从辈份，还是从当初吴王寿梦的成命以及他屡屡推辞吴王位而建树起来的个人威望，都已使他成为句吴文化和吴王室中最有影响力的一股力量。吴王的叔公去世，按当时礼制和吴国的国力都会沿袭商周遗风厚葬之 。

      2、遵循周礼，各国应派使者吊唁。

      首先，西周王室乃是当日古公亶父3子季历的传承系统，句吴王室因古公亶父长子泰伯无子，其弟仲雍继任首领，其后吴王的传承，均系于仲雍之后，但吴国王室仍以宗泰伯为首。黄池盟会上，“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左传·哀公十三年》）。按辈份，天子周文王称泰伯为伯父，当日周敬王也跟着称呼吴王夫差为“伯父”了（《周礼·觐礼第十一》）。典籍中有“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的记载。周敬王之口的一番话，从政治上讲，表明了周王室对吴国盟主地位的承认；从文化上讲，表明周王室对吴国王室血缘的再次承认。周王室如此，鲁国等姬氏血缘的小兄弟们也要另眼看待吴国。

      次之，季札两次出使中原，表现了他对中原文化精通的个人素质和文化修养及一以贯之的对王位的舍弃态度；在诸国访问时所表现出的极易与人相处的人格魅力；他与列国官员谈话中再三强调的“礼”、“德”等等，无疑使他无论在句吴国内，还是在列国中，均享有巨大的声誉，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从礼制、血缘、盟国和朋友关系出发，当吴王的叔公季札去世时，春秋各国理应派使节前往句吴吊唁。

三、孔子应派弟子吊唁

     孔子和季札均为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季札的“仁”、“德”思想，两次出使鲁国的风范，孔子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季札是后世评价吴国先贤中惟一可同他祖先泰伯并列的吴王室成员，泰伯被孔子誉之为“至德”，而季札被誉之为“有节”“至德第三人”（《二十五史·史记》）；晋代左思“吴都赋”称“有吴之开国也，选自泰伯，宣于延陵（即季札）”。《战国策》称泰伯和季札“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二人所兴”。

      近代评季札为“儒家先驱”、“江南人文始祖”。作为有相同理念的孔子，当季札去世，自己也步入晚年时，发出相同的感叹，委派弟子赴吴国吊唁季札是在情理之中，何况在他门下身通六艺七十二弟子中还有唯一的吴国人言偃。《史记·仲氏弟子列传》：“言偃，吴人，字少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言偃生于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如以季札卒于周敬王三十五年（公元前485年）计算，当时言偃21岁。《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提出了物质抚养和精神抚养的问题。由此可见，子偃是一个对“孝”、“礼”是非常重视的人。言偃故里常熟说言偃“殁于贞定王二十六年坟”（公元前443年）（《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享年63岁，墓地在常熟。他叶落归根，回到了吴地。

      有可能来吴国吊唁季札的是出生于卫国，年长言偃十四岁的子贡。“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伐鲁。季子（即季康子）用冉有（即冉求）有功，思孔子”。提及了齐、鲁之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则深层次地描写了这场战争。子贡响应导师孔子的号召，进行“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越霸”的穿梭游说活动。子贡先到齐国游说田常，后到吴国游说夫差，再到越国游说勾践，回头再到吴国游说夫差“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子贡这又去了晋国，当子贡回到鲁国的时候，整个局势已按着他设定的程序启动起来。在《史记》以后的东汉时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关于子贡穿梭外交的描写，多承此而来，但春秋时的权威史书《春秋经》和《左传》，都没有如上记载，学者间也存有争议。笔者根据《史记》的记载，子贡很有可能赴吴借吊唁季札为名，行游说吴国之实。

四、季札后人存有孔子手迹

      其理由有以下四点。

      其一，上已简述，季札殁，孔子年事已高，按情理应派弟子前来吊唁，必有祭文，即季札的后人存有孔子的手迹墨宝。

      其二，公元前545年和公元前515年，季札受吴王派遣，以使者身份两次出访中原诸国。第一次在公元前545年，当时孔子只有7岁，仍是一童子。公元前515年，       季札第二次出使鲁国时，孔子已37岁，这时他已招收弟子首开中华平民教育。《礼记·檀弓下》记载季札携长子常到齐国访问，返途中，长子常不幸暴疾而亡。为了不影响出访，季札将长子随葬于赢邑和博邑之间，孔子闻迅，特意率弟子“往而观其葬。”季札将长子草殓而葬，袒露左臂，用右手抚摸封土，呜咽号泣：“骨肉归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所不之而遂行。”孔子在一旁感动地对弟子说：“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骨肉归土后，季札辞别孔子，踏上出使晋国的征程。孔子望着季札远去的身影，赞赏道：“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嗣后，一些弟子在孔子面前责备季札葬子草率，不合礼制。孔子说：“季子乃是吴王之叔，丧子礼应从丰，只因奉命聘使，不当挈子同行。不幸爱子客死异乡，只好草草殓葬。看他最后悲号之声，心中无限悲痛，此乃‘礼不足而哀有余’，哀子于父使命未毕而客死，丧葬以简合礼。”赢博之会，应给两位春秋伟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孔子在编写《春秋》时，虽一向以蛮夷看待吴国，但记录季札聘鲁却改以华夏规格，这是对季札的表彰。孔子对季札的评价在当时应留有著作手迹。

其三，公元前473年，夫差失国，越灭吴。季札次子征生，只身逃往齐国，被齐王招为驸马，后卒葬于淄博。生一子名启蕃，齐国被田氏篡位后，启蕃逃往鲁国，被鲁王封为相国，卒葬曲阜。启蕃之子翊生性聪慧，求学于孔子弟子颜高门下为弟子。至今，亡国之人没齿不忘的是祖国家园，家中珍藏的应是颂扬祖先的史料和遗物。因此季札后人手中有孔子的手迹墨宝，应在情理之中。

      其四，季札后人祭祀先祖时存有孔子手迹。丧礼是春秋时代礼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繁复而严格，程序共22道。现择其14——22道述之。14、筮宅、卜日，请筮师择定墓地与下葬日期。15、即夕哭。16、迁柩，移柩于祖庙。17发引，柩车启行。18、下葬，成坟。19、返哭，奉“神主”而回，升堂而哭。20、虞祭，并将原有“神主”焚毁，另置桑木“神主”。21、卒哭，新“神主”入位时的哭奠。22、袝，奉“神主”于祖庙与祖先一起合祭，祭毕，仍奉“神主”回家，到此丧礼结束。《辞海》注释，“神主”，古时为已死君主诸侯作的牌位，用木或石制成。后世民间也立“神主”以祀祭死者，用木制成，当中写死者名讳，旁题主祀者的姓名。“栗主”，用栗木做的“神主”，按古礼，人死即葬，回家设祭叫虞，这时“神主”用桑木；期年练祭，改用“栗主”，埋桑主。后世通称宗庙“神主”为“栗主”。

      由此知，季札殁后，季札后人也应遵此俗，不但家中有“神主”，而且有吴氏宗庙，“栗主”中也肯定有文字。后世民间人死后“神主”均请德高望重的族人或荐有功名之人书写，有些地方还要请九个秀才“朱点”，方可出殡。作为春秋名贤的季札“神主”，谁最有资格书写呢？笔者认为，恐怕非孔子莫属。

五、“十字碑”中十字原文应是孔子手迹放大后刊石

      笔者认为，“十字碑”中10字原文应是孔子手迹。一是孔子为悼季札，特书在木（竹）简或帛上的10字；二是季札后人用拆字法从孔子手迹中拆出十字，或“呜呼”、“吴延陵君子”是孔子手书，其它几字是拆字，拼写而成。

      季札殁于公元前485年，年代久远，孔子手迹如刊刻于石（“神主”以石制成），保存时间略长，如书写于竹、木、帛上，则很难长期保存，需临摹才能保存。

      从临摹、放大、碑文缺失、刊石等因素分析，临摹人的文化素养、年龄、文房四宝材料，临摹的次数，石匠刊刻的工艺水平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即现今唐“十字碑”文的人为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十字碑”中“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10字应是孔子手迹，经季札后人临摹、放大、刊石。

析季札三让王位

杨训

      延陵季子三让王位，前人有褒贬两种观点，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透析。

      吴王寿梦传君位，是立嫡长子？还是立贤人？

      春秋吴国自“寿梦始大称王”，逐步摆脱了楚国的管束。

      寿梦，泰伯18代孙，19世吴国国君。地盟会后的第二年，“秋，吴子寿梦卒”（《左传·襄公十二年》）鲁襄公十二年的秋天九月，句吴国国君寿梦去世，在位二十五年，享年60岁（前620—前561）。在典籍中寿梦有不同的称呼，如又称之为“乘”、“孰姑”、“孰梦诸”等。《春秋经》云：“吴子乘卒”。杜预曰：“寿梦也”。《左传》与《世本》云：“吴孰姑，寿梦也，世谓孰梦诸也。”《春秋传》：“寿作孰，音相近，姑之言诸也。”《毛诗传》云：“旧读月诸为姑，是以姑为诸。”

寿梦传位的标准，只有两者可供选择，一是按旧制前王之礼，立嫡长子诸樊，二是从馀祭 、馀昧 、季札三个儿子及庶子中选一贤者。而寿梦选择了四子季札（前576—前485年），季札当时16岁。

      1、吴王寿梦时，句吴“始大称王”，立贤君，方能“固基兴霸”。
      楚庄王争霸中原时，句吴国君为18世去齐。当时句吴国还紧紧地被捆在楚国的战车上。自泰伯、仲雍奔荆蛮立“句吴”，至吴王寿梦已达500余年。《左传·成公七年》载，申公巫臣“请使于吴”。原为楚国大臣，后为晋国大夫的申公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申公巫臣带领了晋国三十辆战车到吴国做教练，留下十五辆给吴国，送给吴国弓箭射手和战车御者，教吴人驾驶战车，教他们作战列阵，教唆吴人背叛楚国。同时又“其子孤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左传·成公七年》）他还让前妻所生的儿子孤庸来到吴国，让他在吴国做官。“寿梦十七年，寿梦以申公巫臣子孤庸为相，任以国政。”申公巫臣为报私仇--他发誓要让杀死他全族人的（楚）子重、子反付出代价而奔命到死，其思想和行为刚好与句吴国的国家利益相吻合。寿梦意识到，句吴国要想取得生存空间，要想取得中原诸国同等的地位，就必须打破楚国的打压，谋求自身的发展和强大。经过申公巫臣的一番渗透，吴、楚联盟开始冰消瓦解。“七年春，吴伐郯（今山东郯城），郯成 。”（《左传·成公七年》），前584年，鲁成公七年春天，句吴国攻打郯国，郯国求和，奉寿梦为盟主。寿梦16年（前570年），“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吴邑，今安徽湖东），至于衡山（吴地，今马鞍山市东南）。”（《左传·襄公三年》），“吴人伐楚，取驾（楚良邑，今安徽无为县境）……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笔者摘录了以上部分史料，欲说明当时句吴国“联晋抗楚”的“国际背景”是多么的悬乎！稍有不慎，将会带来灭顶之灾。驾邑之战九年后，寿梦卒，形势逼迫寿梦在生前对传位问题必须作出历史的选择。得之不易的江山基业，必须要择贤而立，句吴国才能从“始大称王”迈向“固基兴霸”的目标。

      2、先祖的成功之例，激励吴王寿梦立贤。
      吴人的先祖古公亶父在今西安市西建周国，史称周太王。为继周基业，周太王欲“废长立幼”传位于王季（季历）。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让王位于三弟季历，最后举族南迁荆蛮。季历传位姬昌（周文王），姬昌传位姬发（周武王）。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定都镐京（今西安市西北），史称西周，延276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雒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延515年。周朝共延791年，周朝是我国历史上延续最长的朝代。当然，作为公元前561年卒的吴王寿梦，无法预知上述后史，但当时东周王朝尚存，寿梦生前近500余年的姬姓周王朝的兴衰史，和句吴国500余年的发展史，不得不说是吴王寿梦评估形势和句吴国发展目标的最好参考史料。先祖古公亶父能不遵礼制“废长立幼”，传位贤者王季，且这一决策获得成功，那我（寿梦）为什么不能仿效呢？先祖泰伯、仲雍能三让王位于王季，我（寿梦）的嫡子、庶子们为什么不能学习先祖礼让的美德家风，以国为重，让位给四子季札呢？我（寿梦）效仿先祖的决策，有何过错呢？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推论。

     3、相比较，季札是理想的接班人。
      后人对季札的评价，称他“有节”，为“至德第三人”，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德者、贤者、智者，君子中的君子。季札受王命多次出使中原各国的风范，深得后人称道。南朝宋武帝刘裕有诗为证：

    惟王延陵，全义让国。
    见礼知政，闻乐知德。
    观风审音，挂剑酬心。
    怀哉高风，无古无今。

      俗话说，“从小看看，到老一半”，说的是从看一个人小时候的禀性、行为、体质、智商、情商，可以推断出此人一生的得失，历史上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近代有些心理学家从孩子的血型、体质、行为、智商、情商等着手，以数理概率来研究人的幼年与成年成长的内在联系。照此推论，季札的德才应该在幼年时即有所显现，且十分出众；同时从季札活到九十余岁稀有的高龄来看，体质极佳，幼时不是孱弱之躯。

      综上所述，德才兼备、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季札，当然是寿梦传位的理想人物了。

      当然，季札以“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吴越春秋·卷二》）礼让推辞来看，这里也可能多少有一点寿梦偏爱少子之心在内。

      4、其它儿子治国之才的剖析。

      关于寿梦子嗣（包含嫡、庶系）的情况前人说法不一，一说嫡子为诸樊、馀祭、馀昧、季札，庶子为党、蹶由、掩馀、烛庸，光为诸樊之子，僚为馀昧之子；二说僚为庶长子。

      本文在论述时，以僚为馀昧之子家族关系来认定，并着重阐述嫡子季札的大哥诸樊、二哥馀祭、三哥馀昧。

      寿梦去世，寿梦长子“诸樊以适长摄行事，当国政。”（《吴越春秋·卷二》）诸樊是个忠厚的长子，不管是“父死子及”还是寿梦制定“兄终弟及”的成命，都应该由他来当家，可他只以嫡长子的身份代理操办国事，秉持国家政权。

      吴国新政府的内政、军事、外交必将沿着吴王寿梦制定的“联晋反楚”方针行事。

      于是，诸樊乘楚国国丧及诸王子争夺王位时，选择了对楚战争。“伐楚丧”“（楚）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党。”（《左传·襄公十二年》）庸浦之役，诸樊亲率吴军驻守江北与楚作战，身率士卒，但结果损兵折将，军事上遭受了严重挫折。

      诸樊因伐楚失败，“十四年春，吴告败于晋。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左传·襄公十四年》），会上晋国的“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左传·襄公十四年》）晋国以吴“伐楚丧”无德，不帮吴国伐楚。句吴国继军事失败后，又一次遭受外交失败，引起吴国内政的震荡。

      诸樊执政一年后，在军事、外交上都陷入了困境，《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了“让王”于季札的过程和结果，季札以礼让挽救了大哥及大哥的政府 。诸樊执政13年，期间与楚发生5次战役，吴国败多胜少。公元前548年，巢邑之役，“十二月，吴子诸樊伐楚，以报再师之役。”（《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门于巢，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我获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楚） 牛臣隐于短墙以射之，卒。”（《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二十世吴王诸樊卒于箭下，在位十三年。有些学者认为，“诸樊欲速死，以传季弟（季札），故轻生耳。”笔者认为，其实不然，自吴王寿梦始，吴、楚进入了持续的“百年战争”时期，其深厚的经济背景是：当时发展生产，制造兵器的青铜器所需的战略物资——红铜，就在淮河流域今安徽省铜陵地区。诸樊战死战场，以躯捐国，应该褒奖。

      诸樊死了，按照寿梦“兄终弟及”成命，立老二馀祭为二十一世吴王。吴馀祭四年（前544年），“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馀祭观舟，阍以刀弑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馀祭在位仅四年。

      《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对“阍弑吴子馀祭”曰：“阍者何？门人也，刑人也。刑人则曷为谓之阍？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则轻死之道也。”馀祭与其兄诸樊一样，轻于防范，不重视自己的生命，为了怕弟兄们一个个活得太长，王位传到季札时他已老矣，于是“乃夜祷于天，亦求速死。”（《东周列国志》）以死报国。

      公元前544年，当楚国的使臣 罢出使鲁国，通报新楚王郏敖就任时，处于国家权力交替的吴国也派出了使者，向列国通报新吴王馀昧的就任。

      此时，句吴国的综合国力不仅能以实力政策威胁邻国，更是已经能够与春秋时强强联合的楚、秦联盟而抗衡。在这一实力背景下，季札受吴王馀昧王命开始了“通中国”之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38年，“夏，楚子、蔡候、陈候、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春秋经·昭公四年》）。这时晋国自身实力减弱，无奈同意楚灵王召开盟会于楚国的申地，客观上将吴国抛出暴露在楚国及其盟国的联合打击之下。楚国在馀昧执政期间进行了东扩和吴楚战争。“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左传·昭公四年》）这就是朱方之役。同年冬，吴伐楚。二十二世吴王馀昧执政十七年，一直至公元前529年，与楚国打了10余年的仗。

      除朱方之役外，其余6次战役均以楚败吴胜载入史册。馀昧领导下的句吴国独立地和楚国及其盟军作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强盛，同时也衬托出寿梦的三子馀昧驾驭政权和军事、外交的才能。

      “十月五年春，壬正月，吴子夷末卒”（《春秋经·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正月，第二十二世吴王馀昧去世。“欲授位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立馀昧子州于，号为吴王僚也。”（《吴越春秋·卷二》） 馀昧死的时候，“季子（季札）使而未还。”（汉代刘向《新序·节士》）综上所述，我们从诸樊、馀祭、馀昧三个人各执政后的军事、外交、内政政绩来看，馀昧胜过大哥和二哥。笔者推测，当时吴王寿梦如以“兴国强霸”的标准，传长子诸樊为君，恐认为不太理想，必须“废长立幼”选择贤者为君。

      或者吴王寿梦明知季札会一味谦让王位，“兄终弟及”到馀昧止，其后让他的孙辈们届时去自由竞争，以便选一个心狠手辣又能驾驭吴国国政的人来主持吴国大计的想法也不是没有可能。

      季札三让王位，是应让？还是不让？

      吴王寿梦卒后，不得已把王位传给了大儿子诸樊，但仍然传下遗言，“我欲传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 ！ ”“必授国以次及於季札。”（《吴越春秋·卷二》）要求“兄终弟及 ”轮流执政，非要传到老四季札手上不可 ！“诸樊以适长，摄行事，当国政。”（《吴越春秋·卷二》），“春，壬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左传·隐公元年》）诸樊以嫡长子的身份代理操办国事，秉持国家政权。

      当时，诸樊和季札有如下几段对话：诸樊：“前王不忍许其私计，以国传我，我敢不从命乎 ？”季札：“夫适长当国，非前王之私，乃宗庙社稷之制，岂可变乎 ？”诸樊：“太王改为季历，二伯来入荆蛮，遂城为国，周道成就。”“前人诵之，不绝于口，而子之所习也。”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    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 ’君，义嗣也，谁敢奸君 ？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固立子，弃室而耕，乃舍之。”（《左传·襄公十四年》）这里，曹国的历史故事涉及季札“让王 ”思想的核心。

      诸樊初政后，襄公十三年（前561年），“庸浦之战 ”，“伐楚丧 ”军事失败，襄公十四年，晋向城会吴盟会上的外交失败，引起吴国内政的震荡。诸樊这时让位给季札，无疑是以这种方式以示对句吴国失败承担责任。而季札坚持不受，并且抛弃家室逊耕延陵，以表示态度的坚决。笔者认为，季札在一让（王位）中不是逃避责任，而是以这种礼让的方式坚决支持大哥执政，挽救了他大哥，也挽救了句吴国的稳定。

      王位传至馀祭，再传至馀昧，馀昧在位十七年，鲁昭公十五年（前527年） 正月馀昧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让，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臧之义，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 ’遂逃归延陵。 ”（《吴越春秋·卷二》）季札的二让（王位），使吴国国君王权的传递发生了突然的逆转，“兄终弟及 ”的继承成命传承方式一下子变成了“父死子及 ”春秋传嫡的礼制，鲁昭公十六年（前526年），王权落到了馀昧之子僚的手里。前人对季札二让王位有肯定、否定和回避三种评价。本文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探讨。

      一是馀昧卒，“季子（季札）使而未还，”季札受王命出使中原未归，而国不能一日无君，“吴人立馀昧子州于，号为吴王僚也。”季札回国后，新君已立，“季札让，逃去。”有这种可能。

      二是季札在其父寿梦在位时，即明确不受王位，季札在句吴国力弱时未受，而当国力强时却受，此为君子“无节 ”。按照季札一贯的人生态度，此时他也不可能接受。

      三是季札此时如接受王位，他必须未雨绸缪，要考虑到自己百年之后，句吴国君的传承礼制必须恢复为“父死子及 ”的问题。如按旧礼制，应由长子诸樊之子，长孙“光 ”来继承。季札长子“常 ”在出使途中已逝于赢博，到时势必会把自己其余四个儿子卷入到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之中，带来国亡家破不可预想的恶果。

      因此笔者认为：季札二让王位是必然的结果，也是正确的选择。

      公元前511年，“九月，楚平王卒。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馀、公子烛庸帅师围。”（《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与此同时，还“使季札於晋，以观诸侯之变。 ”（《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僚吸取当日吴王诸樊因“伐楚丧 ”从而导致被晋国等中原国家惩罚的教训，他不得不把与众多中原国家大臣有着良好私人关系的季札遣派出使到晋国去，以解释吴国伐楚的必要性和观察其他各国的反应及外交动向，以策应对。公元前515年，季札以国家大局为重，62岁高龄二次出使中原。此时，准备了十年的“狡而忍 ”的褚樊公子光，乘机设计“诸刺王僚 ”。“光人为是疾，入于掘室。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弑王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季札无论是从辈份还是从寿梦成命及他因屡次推辞王位，从而在吴国树立起来的个人威望，都已使他成为句吴文化和吴王室中最具影响力的一股力量。季札出使中原“表现出对中原文化极其精通的个人素质和文化修养，再加上他一以贯之对王位的舍弃态度……及在诸国访问时所表现出的极易与人相处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在与各国官员谈话中再三强调的尊‘礼 ’、修‘德 ’等等 ”。无疑使他不仅在句吴国内，同时也在列国中享有巨大的声誉及拥有巨大的影响。

      公子光弑王僚夺取王位后，对四叔季札唯一的明智策略只能采取软化政策，争取他的合作和支持。公子光提出了所谓“致国于季子 ”（《新序·节士》）公元前515年，“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吾谁敢怨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墓，复位而待。”（《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这是季札的第三让（王位）。联想到吴王僚刚上台时，夷昧（馀昧）死的时候，“季子（季札）使而未还 ”，而当吴王僚“自立为吴王 ”时“季子使而还，至则君事之 ”从中再现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季札，尊从“礼 ”“德 ”，以社稷为重，顾全大局。这就是“有节 ”延陵季子的处世哲学。笔者认为，季札三让王位则吴国王权巩固，国泰民安；不让，则内乱亡国。 春秋吴国也不可能摆脱楚国属国的困境，其后终成春秋霸主之一，延续国运700余年。

      后人对季札的评价，是高义与知礼？还应是至德？

      后世的儒家著作中，有些学者对季札的人文精神重点突出了季札的高义和知礼，《史记·吴太伯世家》、《论衡·书虚》、《艺文类聚·卷十九》、汉代刘向《新序·节士》、《太平御览·卷四六五》 等中均记载了“徐墓挂剑 ”的故事；这是赞颂了季札的高义和诚信；《礼记·檀弓下》记载了季札到齐国去访问，在回国的路上，他的大儿子“常 ”死了，葬在赢邑和博邑之间，因为在旅途，只能草殓，堆好坟堆后，季札解开上衣，袒露左臂，然后由左向右绕着坟堆走，边走边哭喊说“亲生骨肉又回到土里去了，这是命该如此 ！你的精神永存，是无所不在的。 ”哭后就上路了。孔子说：“延陵季子所行的礼合乎礼的规定。”这是赞颂了季子的知礼。孔子说：“延陵季子，吴之习礼者也。”

      《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吴太伯为“至德第一人 ”，笔墨占全篇3%，而称季札为“至德第三人 ”、“有节 ”，记载内容却用了50%的篇幅。

      当代学者称季札是“儒家前驱 ”“江南人文始祖 ”，日本学者称之为君子中之君子。季札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是德者、贤者和智者。季札以政治家的品格和睿智对当时中原政情的判断和预言，超越晏婴、子产和叔向，是第一位较系统而深刻指出春秋后期中国社会演进大势的人。

      笔者曾在2006年3月28日丹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季子文化研讨会 ”上说，季札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言谈举止，从政治评论到审美标准，从衣食住行到待人处事，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诸多方面，可谓无处不在，无处不见，“延陵季子文化 ”，就是“至德文化 ”，其文化精髓现在世界各地各个领域得到了进一步弘扬。

      结  语：

      十九世吴王寿梦，总结当时周王朝500余年兴衰史、句吴国500余年发展史，学“太王改为季历，二伯入荆蛮，遂城为国，周道成就 ”，不遵礼制，“废长立幼 ”，不立嫡长子诸樊，而立贤人，成命王位传于四子季札；而季札为国计，为百姓计，三让王位，逊耕延陵；忧国忧民，鞠躬尽瘁。这种创新而至德的精神，不但是中华吴氏修身、齐家、治国的传统，而且还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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