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推广省管县和强县扩权会议在江阴召开

云曲简丹

摘自人民网

      2011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在江苏省江阴市召开。北京多名权威人士透露，中央正在酝酿扩大县域管理体制改革。图为位居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资料图片。

       2011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在江苏省江阴市召开。北京多名权威人士在会上透露，中央正在酝酿扩大县域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国推广省管县和强县扩权等多项措施，并可能实行土地差别化政策。

       截至去年底，中国大陆共有县域单位2001个，其中县级市369个、县1460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GDP也占到全国GDP的50%，但县域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数的70%、全国中心城区的50%。   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

       国务院研究司司长叶兴庆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动荡不定、变量很多，中国经济要想保持长期增长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除科技创新和城市化外，还要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提高县域经济的比重。对此，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要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但当前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管理权限问题、土地指标问题等很多限制，因此必须适时推进与之相关的各项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亦表示，为了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国家应在行政资源配置上加快改革，包括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省管县和强县扩权等。他透露，目前国家正在酝酿加快上述领域的改革，围绕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制定一系列政策，预计未来将会陆续出台。

       尽管改革的具体细则尚未最终确定，但张占斌认为，县域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与其它相关改革同步进行。例如在干部评价制度上，不能继续偏重GDP考核，而应注重社会管理指标、生态建设指标、节能减排指标等方面的考核。同时还要完善统计制度，因为现行统计制度存在缺陷，以至于经常出现各地GDP之和大于全国 GDP的怪现象，由此直接导致研究和决策过程中出现错误与分歧。

       实行土地差别化政策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凡进一步指出，县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土地制度改革，两者必须同步进行。此外，在社会管理方面，过去所形成的集中管理方式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形成的社会形态不协调，以致出现维权与维稳等矛盾。对此必须进行改革，更多地赋予社会组织部分社会管理的权限。

       针对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谷树忠透露，目前国家发改委和国土资源部正在研究在全国实行土地差别化政策，即对于不同的地区和产业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谷树忠说，土地差别化政策首先是区域差别化，例如对东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其次是产业差别化，例如对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再次是状态差别化，即根据项目发展状态及前景的好坏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   相关背景资料介绍：

       摘自中国新闻网

       根据中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大量上缴至中央和省级政府，而地市级政府的存在又进一步瓜分了这一收入，使其落下“市卡县”、“市刮县”的骂名。以位居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江苏省江阴市为例，去年该市财政收入高达382亿元（1人民币约合0.156美元），但归当地政府支配的一般预算收入只有131亿元，仅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左右。当地一名官员抱怨道，“如果所有的财政收入都归我们支配，江阴赶超新加坡也是指日可待。”

     县级行政区划对於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改革来激发县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是势在必行。

　目前中国的行政区划分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县级市、市辖区等)、乡镇五级，相应地设有五级政府。不少学者早就提出将五级政府精简为三级政府，即撤销地市级政府并实行乡村自治，从而节省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这一观点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特别是在县级层面，撤销地市级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地市级政府已经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江苏某县一名官员直言不讳地说道，目前地市级政府掌控的行政审批许可权过大，由此大大削弱了县级政府的自主权，降低了行政效率，投资商和老百姓也多有怨言。

　　不过，也正因为触及地市级政府的权益，省管县改革在很多地区并不顺利。一些地市级政府自知难以阻挡省管县的趋势，纷纷向国务院递交报告，要求将下辖的经济强县调整为市辖区。只因实行省管县后，市辖区的财政、人事等各项大权仍由地市级政府掌控。一时间，各地掀起了一股“县改区”的风潮。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所强调的那样，县域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与其他相关改革同步进行，诸如干部评价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等。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在赋予县级政府相应许可权的同时，也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特别是对县委县政府主官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否则，县级主管成为“土皇帝”的现象将愈发严重，后果将难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