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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7 18: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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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江苏镇江
8、谁在拒绝遗忘
陈树萍
消费时代的来临似乎是长篇小说的盛世。无论擅长与否,无论故事能否撑得起长篇小说的容量,长篇小说俨然成了小说家们最喜欢尝试的样式,这后果就使得一些长篇小说像经过了稀释的咖啡一般,分量与味道都令人生疑。在年产上千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动辄数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的当下,中篇小说《失忆者》逆向而行,将极有张力的故事惜墨如金地传递出来,于是焕然多彩,每一处的起承转合都蕴含着劲道与力量。这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创作态度,尤其是在喧嚣热闹的长篇大潮中。
英国的托马斯·布朗认为,遗忘和记忆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但问题是:遗忘与记忆的降临与离去常常不能由我们的愿望做主。12岁的王卫东(傻二)游走在记忆与失忆之间,这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少年来说是何等怪诞的经验?《失忆者》由此展开的是一个关于记忆与失忆的坚韧叙事。夏中义在论及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变时,曾经指出余华写作中的某种贫困:“某种以民族精神的集体遗忘为标志的良知的贫困。具体地说,余华之‘遗忘’是双重性的,亦可谓‘双料’遗忘。”即对“个人精神”的遗忘和对“民族苦难”的遗忘。[2]无论恰当与否,这判断都在指出一点,写作是要有历史记忆的向度的。尤其是在面对“文革”这样的历史大事件时,书写者更需要有清醒而深邃的历史观感。对于小说家任珏方来说,少年记忆也许不会像史书那样客观,却自有一种个人体验存留在那里。失忆者王卫东虽不能完全承担起民族之痛,但其怪诞之感反而更趋于真实心情。因此,《失忆者》无限清晰地记住了“1976年”。作为“文革”终结之年,“1976年”并非一个寻常的叙事时间。十年“文革”在这一刻留下了历史阴影,中国社会也在这一刻开始艰难转身,因此“1976年”是两个时代交接的关键点。而王卫东的童年期与“文革”时期相吻合,这让他积累了少年的“文革”经验,其要点有三:暴力与权威、秘密的窥破、怪诞的失忆。
小小年纪的王卫东虽属天资愚钝,却已经熟悉各式暴力。家庭是亲人随心所欲实施暴力的场所,母亲一边打一边痛心疾首:“连挨打都不会,你还能做什么!还能在这世上混吗?”母亲与大哥的暴力只证明一点:“挨打”的本领是幸存于世的基本要素,否则无立身之地。家庭暴力其实是社会暴力的转嫁与投射:弱势群体唯一应对强横世界的武器不是愤怒起义而是默默忍受。在斯文扫地的时代里,校园生态完全失衡,学生不知何为师道尊严,唯知服从威权。因此,学生蔑视懦弱善良,畏惧凶狠野蛮。母夜叉型的女教师杨文娟对王卫东软硬兼施最终将之改造成卧底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天真的心灵被不断扭曲变异的过程。简单纯朴的心灵因为背叛而备受折磨,成人世界里的复杂权力游戏提前在少年生活中上演。王卫东无从避让,唯有承受暴力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权力压迫。
王卫东之所以能够成为白云街上特异记忆的拥有者,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屋顶巡游与窥视的爱好,这让小说拥有了俯瞰的视角。王卫东就像魔术师一样用手中的魔杖撩起了神秘的帷幕。“鬼”之所以成为“鬼”只因为王昌国无意写错标语,被逼杀人隐匿所致。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原来如此不堪一击。何东发因失去男人身体之本而失去了生命的勇气,“真可谓失裤裆者失天下”。为了掩盖身体致命伤,何东发巧妙设计了葬身火海之景,将不能说的秘密彻底掩藏。
在论及拉伯雷的作品时,巴赫金曾经提出“怪诞现实主义”的概念,并认为它具有贬低化、世俗化和肉体化的特点。[3]1990年代的王小波通过《黄金时代》等文本首先做出了“怪诞”的尝试,此后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余华的《兄弟》、苏童的《河岸》都有着相类似的倾向,通过对“身体”进行既世俗又粗鄙的叙事,从而达到解构之目标。《失忆者》显然也有着怪诞之风,在记忆/失忆之间、身体/名誉之间营造了恐惧而快乐的特殊情境。对于身体、排泄等的刻意强调突出了一切故事的物质——肉体的基础,将高高在上的精神世界拉到平地,让快乐、诙谐的意义更强大。于是,《失忆者》让笨拙的王卫东在1976年站在了少年与成人世界的关口。面对这么多秘密的刺激,他的大脑中枢神经一下子乱了,成了失忆者。看似不幸,却没想到失忆为他提供了一种与此前生活经验相反的状态:曾经的暴力者对他的失忆很惶恐,他甚至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母爱温情。失忆让这个在压抑、暴力下成长的孩子到了失重的异度空间,并获得了正常人的生活状态,这构成了叙事的怪诞之风:王卫东对于现实生活中暴力的恐惧被消灭在失忆空间里,于是一切可以转化为快乐。现实世界中的弱小者借助失忆状态而对暴力者发问:“你是谁?你怎么打我呢?”这让双方的地位发生了变换:暴力者惶惑了自己的权力优势,弱小者讨回了天赋的平等人权。更有意味的场景则出现在王卫东与王昌国共处太平间之时。在死人的世界中,待死的囚徒与失忆的患者相互羡慕与怜悯,怪诞再次出现而且得到提升:王昌国痛苦于无法失忆,只能忍受记忆与身体之痛的折磨,求死无门;王卫东却常常失忆,是医生努力救治的对象。王昌国耐心地、一遍遍地向这个失忆者讲述自己的可悲人生。在死亡面前,王昌国与何东发一样无法忘记过往,选择傻傻的王卫东做真相的持有人。这看似悖论,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令人震惊的是,失忆者恢复了部分记忆,保留了1976年的故事。
王卫东是不是拒绝遗忘者?也许是真相在拒绝世人的遗忘。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1]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2] 夏中义 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变》,《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3] [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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