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如何反“公款吃喝”的

心碎

有资料显示，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0年达到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元，2004年为3700亿元，而到2005年竟然达到6000亿元，是国防开支的3倍。这些数字尽管没有得到有关权威部门的确认，甚至遭到有关部门的否认，但人们根据自身周边的实际，却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务接待支出确实是惊人的。
    公款吃喝猛于虎，百姓们讽刺为：吃喝风，吃喝风，败坏了ZF威信，喝坏了党风。如果对这种愈演愈烈的吃喝风听之任之，不及时当头棒喝的话，国家迟早有被吃完的那一天。翻阅历史，我们看到，北宋诗人苏舜钦早就洞悉了此中真意。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苏舜钦得中进士，历任蒙城（今属安徽）、长垣（今属河南）县令，入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等职。
    任光禄寺主簿的时候，苏舜钦积极上书言事，先后上过《上三司副使段公书》、《咨目七事》、《乞纳谏书》等，要求开通言路，惩治弊政，得到范仲淹的赏识。不仅范仲淹推荐苏舜钦以集贤校理官的身份负责进奏院的工作，宰相杜衍也看重他的才能，将女儿嫁给了他。
    进奏院是一个文书中转机构，将朝廷各部门的文件转发给地方ZF，又将地方的文书分送给朝廷各部门。进奏院的日常工作就是转抄、拆封文件，每天都有一大堆封纸报废。由此，卖废纸便成了进奏院预算外收入的“主渠道”。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秋，恰逢赛神会，苏舜钦与同僚刘巽动用卖废纸的钱，筹划了一个大型酒会，宴请宾客。苏舜钦不仅邀请了京城里的一些名士，还请了两名“女伎”助兴。为示公私分明，苏舜钦还自掏腰包，拿出十两银子，作为喝酒钱，被邀请的客人也被要求拿出数量不等的喝酒钱。
    可见，苏舜钦举办这样一个酒会并不是什么严重的“违法乱纪”：其一，他既没有拿国库的银两，也没有动用防洪、救灾之类的专项资金，更没有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而是“废物利用”，花了几个卖废纸的钱；其二，出席酒会的主客都自掏腰包，拿了数量不等的喝酒钱，不能算完全意义的公款吃喝和白吃白喝。
    但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苏舜钦举办的这次酒会是“典型”的公款吃喝、招伎玩乐的“腐败行为”，并上书弹劾苏舜钦“监主自盗”，致使“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苏舜钦入狱受审后，以“监守自盗罪”削职为民，闲居苏州，其他赴宴者如周延让、周延隽、王洙、王益柔、章岷、吕溱等十余人，也悉数被贬官，被逐出开封城，就连当时助兴的两位“女伎”也被官府枷起来审问，甚至苏舜钦的岳父杜衍也受到牵连，被迫下台。
    由此可见，北宋王朝对苏舜钦这次“公款吃喝”事件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尽管打击对象有着不同寻常的“背景”（苏舜钦的祖父是状元，岳父是当朝宰相）。
    假如苏舜钦地下有知，看到当今中国愈演愈烈、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现象，一定会懊悔不已：要是自己晚生一千年，那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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