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改判忧思

山中过客

药家鑫案之后，由李昌奎案引发对死缓案件的翻案风潮。舆情汹涌中，司法该当何为？
    震动全国的药家鑫案，并未随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而尘埃落定。由该案引发的对死刑改判、司法公正及死刑存废等的关注与纷争，在全国司法界、舆论界渐次掀开。

　　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省高级法院首先被波及。还在药家鑫二审期间，云南当地媒体报道了李昌奎故意杀人案。因其情节恶劣，较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且致两人死亡，李昌奎二审时被改判死缓令舆论哗然。

　　不堪重压的二审法院云南高院，匆匆宣布启动李昌奎案再审程序。坊间普遍预料，李昌奎案再审恐将推翻终审判决，由死缓改判死刑。

　　在占相当多数的民意盛赞云南高院启动再审的同时，另一些声音表达了担忧。一些法学专家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昌奎案二审程序存在问题，启动再审是权力干预司法的结果，是对民间舆论的迁就。其后果很可能掀起一股翻案风——一些判决已经生效的案例，很可能被重新翻检出来。

　　学者们的担心很快成了现实。自李昌奎案之后，仅云南一省又有多起二审改判死缓案件被重新翻捡曝光。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案例出现。

　　在学者们看来，一起普通的死刑案件，演变成一场全国民众集体围观、媒体积极参与的翻案风，暴露出的不只是民众对司法不公的抗议，还有对复仇主义的迷信。对于民众的情绪要纾解和引导，要讲究法律程序、法律正义；而最终解决的路径，还在于独立的、不受权力干预的司法。

从药家鑫到李昌奎

　　2010年10月20日，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伤行人张妙，连刺八刀致其死亡。

　　药家鑫案审判期间，有关药家鑫是“富二代”“军二代”等诸多小道消息经网络扩散到媒体，与被害者张妙挣扎于城市边缘的清贫身世形成鲜明反差。舆论情境中，真伪难辨的消息构成的贫富、官民之差，强烈刺激着普通民众的神经。

　　今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药家鑫死刑。但网络民意并未停息，不仅关注药家鑫案二审是否会改判，即使在二审宣判维持死刑判决后，还担心最高法院是否核准。直到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尚在药家鑫案二审期间，媒体又曝出了李昌奎案。2009年5月16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将同村19岁女子击昏后强奸，后将该女和三岁的弟弟一同杀害。2010年7月15日，李昌奎因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被昭通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判处死刑。今年3月4日，云南省高院二审改判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云南高院在终审判决书中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过重。李昌奎在犯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遂做出上述改判。

　　判决书改判死缓的理由一经披露即掀起轩然大波。受害者家属指责云南高院“避重就轻”。他们说，李昌奎并不是犯罪后就到公安机关投案，而是外逃四天后、走投无路时才去投案的。对于“积极赔偿”，家属同样不认可。他们表示，案发起初，李昌奎的家人不闻不问，最后拿出了2万多元。之后，家属与本村200多名村民联名向云南省高院提起申诉，提请再审程序，要求重新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

　　7月6日，云南高院召开媒体通气会回应称，该院二审程序合法，不存在徇私舞弊，改判死缓是有事实、法律和刑事政策依据的。杀人偿命的传统意识与现代司法理念、国家刑事政策的差异，可以公开探讨。

　　7月12日，学者出身的云南省高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田成有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判决是经过27名高院审判委员会成员讨论的。不能因为大家愤怒，就随意杀一个人，“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

　　对于改判理由，田成有表示，李昌奎与受害者是邻居，之前有感情纠纷，其犯罪有一定的原因。而最高法院也有明确规定，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这也是符合最高法院近年来一直倡导的“少杀”“慎杀”的司法政策。

　　始料未及的是，田成有这番话非但没能平息外界的非议，反而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弹。

　　呼啸而来的舆论风暴中，云南省高院迅速启动了再审程序。理由有二：一是受害者家属的申诉，二是云南省检察院提出的检察建议，认为二审对李昌奎量刑偏轻，应当予以再审。
再审启动之争

　　云南省高院所面临的压力，不只是李昌奎案。之后媒体曝出的赛锐案，与李昌奎案类似。

　　2008年，昭通卫生学校21岁的女生吴倩，被追求者赛锐刺了27刀后身亡。次年5月，昭通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赛锐死刑。一年后，云南省高院二审将其改判为死缓。

　　相关司法材料显示，赛锐案与李昌奎案改判理由如出一辙，即该案系情感纠纷、矛盾激化而引发，以及有自首情节。

　　早在2009年，就曾有人将赛锐案的情况发到网络，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直到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曝出，该案才被重新发掘，进入公众视野。李昌奎案启动再审后，赛锐案受害者家属希望云南省高院也能启动再审，判处赛锐死刑，立即执行。

　　之后，网络上又曝出三起类似案例，均为被告人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经云南省高院终审改判死缓。

　　在广西，也有一起类似案例被曝出。据《广州日报》报道，2007年9月，桂林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梁勇死刑。梁勇被认定杀害其妻子，并肢解、水煮尸体。2008年1月，广西高院二审维持原判。但到2010年11月，广西高院又改判梁勇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判理由是，梁勇在关押期间提供其他案件犯罪线索，构成立功；且该案是由家庭矛盾引发，被害人对引发本案具有一定过错。受害者亲属也对这一改判不满，要求对梁勇判处死刑。

　　与民间一片欢呼声不同，一些法律界人士对云南高院启动李昌奎案再审程序，发出了不同声音。

　　李昌奎的再审代理人、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张青松律师认为，李昌奎案再审启动有悖于现行法律。《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几种情况可以启动再审：原判事实认定有错误；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总之，是原判“确有错误”。

　　张青松认为，无论是昭通市中院的一审判决书，还是云南省高院的二审判决书，定性都是没有问题的。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尽管他对云南省高院的二审改判理由并不认同，但如果改判是严格依据法律程序，是在法院的裁量权范围内的，就应该接受。

　　贺卫方希望公众接受二审判决，毕竟中国司法是二审终审的，应当确保司法的确定性。除非确有错误，有明确法律依据，否则不应当再审。

　　一位不愿具名的刑法专家则表示，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既判力原则，任何一个刑事案件，再审只能是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从轻改判，不可从重改判。过去的案例，也许确实判轻了，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以后的案件中吸取教训，而不能用再审的方式加重刑罚。“李昌奎案不管事实清楚不清楚，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绝不应当变。”
翻案风忧虑

　　对于愈演愈烈的终审案件的翻案呼吁，学者们更是忧心忡忡。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诉法专家陈光中说，不能因为李昌奎案，不能因为舆论报道，就把一个经过终审的案件提起再审，改判死刑。因为不同阶段的死刑宽严度不一样，同时也要维持过去判决的确定性。这符合“禁止双重威胁”和“一事不再理”原则。

　　前述不愿具名的刑法专家表示，现在这股翻案风潮，比当年的刘涌案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案件不管它原来判的对不对，不能回头杀人。翻案对某个具体案例来讲，可能是得到了公平；但对整个法治环境的破坏，非常可怕。”

　　刘涌案即是在一片舆论喧嚣中，最高法院对于已终审的案件再审，改判刘涌死刑。这位刑法专家说，当时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包括最高检的高层都有一个共识，即刘涌案是惟一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案例。“现在又出现，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哪有法治概念？”

　　贺卫方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表示，即便司法判决有一些错误，但不能用错误的办法去纠正它。错误有严重与轻微之分。在刑事案件中，把无罪的人当做有罪，或者说把不该判死刑的判了死刑，这是一种错误。另一种是把罪行严重的判得不那么严重。也许李昌奎案改判可能有些缺陷，但它毕竟不是罪轻重判，不是无罪判有罪。

　　贺卫方认为，公众对李昌奎案改判的质疑，其实并没有特别可靠的依据，能证明改判就是错的。在他看来，“这个案件的所谓的对错可能是在毫厘之间”，一种翻来覆去的司法制度，才是更可怕的。

　　不过，更多的分析认为，云南省高院的再审决定，不完全是民意与舆论的压力，还有来自更高层的权力压力。

　　贺卫方分析说，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单纯的民意，不见得能让法院启动再审。李昌奎案恐怕是网络上引起公众愤怒，导致更高级别官员发出指令。

　　前述不愿具名的刑法专家也表示，舆论审判、舆论杀人，根本责任不在舆论本身，而在于司法。舆论本身就各种声音混杂，但司法要严格地依照法律来办事，不能迁就、甚至迎合舆论。

　　在他看来，从刘涌案至今，民意和舆论都没有表现出多大进步。这么多年民意表现出的都是一种复仇主义的正义，尽管观念的发展变化有个漫长过程，“但是我们没有引导，只有利用、迁就和迎合。”

　　死刑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令人担忧的是，普遍的民情可能是希望多判死刑。

　　“我希望云南省高院能够严格地依照自己对于司法准则的理解，维持原来的终审判决。”贺卫方说。

解放海南岛

今天看了一段视频：药家鑫父亲后悔匆忙送儿子自首 张妙父亲曾致电安慰 。蛮可怜的。人之初，性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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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知过客是如何看待——死刑改判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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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初，性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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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位思考，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