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十周年：世界在发生哪些改变（八）

山中过客

（八）中国专家：美以暴制暴方式致更多恐怖行为出现
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反恐”战争效果并非美国人自己期望的那么理想，以暴制暴的方式反而导致更多恐怖行为的出现。
“ 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

“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

“纽约，这一目标高耸入云，飞机只能拦腰撞向它。”

这段文字来自美国散文随笔作家、《纽约客》杂志的撰稿人E·B·怀特，发表于1948年秋。

53年后。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发动袭击的狂人”劫持的飞机“拦腰撞向”了位于纽约的世贸大楼，“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着噩耗……”

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反恐”战争效果并非美国人自己期望的那么理想，以暴制暴的方式反而导致更多恐怖行为的出现

孕育于美国的极端主义

也是在1948年12月，埃及教育部一名官员赛义德·库特卜乘坐一艘游轮的头等舱，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启程前往纽约。

库特卜在很多方面都很西化：他穿着三件套的黑色西装；喜欢法国文学，尤其喜欢雨果；他爱好古典音乐，钟情于好莱坞电影。

作为一名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作家，他在出发去美国之前，甚至不是一名笃信宗教的人。但同样是这个他，后来被认为是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甚至被美国媒体称之为“全球极端伊斯兰运动之教父”、“武装圣战之父”。

还在游轮上的库特卜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抵制诸般罪恶的诱惑，还是应该纵容自己，沉溺于随处可见的诱惑之中？”

在美国的见闻，让库特卜开始“恨这些西方人，鄙视他们”，鄙视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美国。

库特卜后来回到埃及之后，便加入穆斯林兄弟会，传播自己的思想。但这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产生了矛盾。

在这种矛盾争斗中，库特卜最终在1966年8月29日被判处绞刑。在有机会活命的情况下，库特卜快意地接受了死刑判决，并“感谢真主，终于赢得了以身殉教的机会”，完成了一名原教旨主义殉道者的角色。

美国记者赖特在这本获得了2007年普利策奖的纪实作品《巨塔杀机》（又译《逼近的堡垒》）中，不无感慨地说：“‘基地’组织的故事其实是从美国开始的。”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以及随后的“基地组织”恶行斑斑，多起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被指和他们有关：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被炸，2000年美军在也门遭袭。

这个旨在打倒美国和伊斯兰世界“腐败政权”的组织针对美国的袭击没有停止，并在911事件中达到巅峰：4架民航飞机被劫持，其中两架撞向象征美国财富的纽约世贸双子大楼，一架撞向美国国防部所在的华盛顿五角大楼，另外一架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附近。事件造成3000多人的死亡或失踪，基本以平民为主。

为什么是美国？

恐怖主义能够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滋生并蔓延，并最终把火力集中到美国身上，是有其多种原因的。

二战后，中东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等国家相继独立，但是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发展道路摆脱不了原西方宗主国的阴影。

但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重大挫折：社会没有像原来预料的那样，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大踏步前进，反而面临社会动荡、贫富分化、经济困顿的境地。这种现代化的困境为伊斯兰教的崛起提供了土壤，一部分以“复古”为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西亚中东迅速崛起。

与此同时，在二战后迅速膨胀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开始在欧洲和中东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在中东事务中长期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尤其是在巴以问题上，明显偏袒以色列，让阿拉伯人心生不满：

“对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人民而言，美国政府与傲慢强权是同义词，这个强权假仁假义，不仅大力支持以色列，而且也是许多压迫人民的阿拉伯政权的帮凶。”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著名东方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写道。

五次中东战争，基本上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告终，而以色列的领土不断扩大，也让阿拉伯人痛恨在背后扶植以色列的美国。

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安替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对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认为，产生恐怖分子的这些国家的国内矛盾和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的作为密切相关。“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贫富差距和政权的腐败问题和西方不无关系，而美国在中东事务上的不公正做法、维护本国的霸权和利益的行为，都为恐怖势力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以至于很多恐怖分子认为，美国是根本问题所在，也自然把美国作为主要的袭击目标。”

除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从来不强调融合，从来没有承认过其他文明和多元文化价值”也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视。

十年反恐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反恐战争正式打响。

“以非传统方式发生发展的反美战争，因911事件而登峰造极。”博联社总裁、原新华社高级记者、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在给赖特的《巨塔杀机》作序时说，“策划者以好莱坞导演都难以设想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集体自杀式进攻；执行者是西方奶水喂大的现代青年；战场直接开辟进美国的腹地；袭击者不分国别、种族、信仰以及男女老少地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

在事件发生两年前，来自中国的两位军官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一书中预言，21世纪初人类社会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将会出自“掌握现代高技术手段的新恐怖主义”：“他们因行动诡秘而有很强的隐蔽性，因行为极端而造成广泛的伤害，因不加区分地攻击平民而显得异常残忍。这一切又通过现代媒体实时的、连续的、覆盖式的宣传，极大地强化了恐怖效果。”

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发表演说，称这是“对自由的袭击”。

自此，“反恐”主导了布什政府的安全战略。

对外则体现在两场战争：开始于2001年10月的阿富汗战争，以及开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还都没有完全结束。这两场战争耗费了美国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平民伤亡。

911事件对美国本土安全战略也带来冲击。

“美国加强边境控制、国内监控的同时，也推动了反恐立法，如《爱国者法案》等，另外，美国对自己的组织架构和国家机器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如国土安全部的成立，建立反恐中心等。”李伟说。

一枚硬币的反面

这些措施的结果如何？李伟分析说：“在本土上，尚未出现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这是本土严防死守的成功，民众也相对满意。但在国际上，美国‘反恐’战争效果并非美国人自己期望的那么理想。以暴制暴的方式反而导致了更多恐怖行为的出现。”

一枚硬币的反面。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安替认为，布什政府“滥用”了反恐战争，以至于严重侵犯到公民的自由。

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普遍被认为是一场具有争议的战争。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不久，安替作为记者驻扎在巴格达，“很多伊拉克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理由的战争，伊拉克硬是被卷进了一场‘反恐’战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不需要证据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上台后，对布什政府的做法进行了调整。

安替认为，这种调整思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奥巴马放弃了先发制人的做法，转而采取情报战，本·拉丹被击毙就是情报战的胜利；其次，在打击的时候非常注重联合国授权；其三，奥巴马采取公共外交的方法，在埃及中东传递美国价值，求同存异，用更大的开放性获得对方民众的支持。”

李伟认为：“奥巴马在国内的防卫上，依然延续了布什时代严防死守的政策，但在国际上逐渐出现了战线收缩的态势。在反恐的手段和方式上，主要采取特种部队定点打击、定点清除恐怖分子骨干力量和头目的方式。”

李伟同时认为，虽然本·拉丹被击毙，但“基地”分支仍然在国际上的其他地方蔓延，而美国没有意愿和能力进行深刻反思，因此美国反恐必然还要面临长期艰巨复杂的局面。

专家认为：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标签化、妖魔化，是造成伊斯兰世界反美的原因之一

为了达到合理安全

消除一个国家的所有犯罪

911事件后，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西方学者也做了不少反思和检讨。

回到美国的两场“反恐”战争。

首先从战争伦理上，英国赫尔大学教授保罗·吉尔伯特在其著作《新恐怖与新战争》中对反恐战争做了严肃的追问：“首先，反恐战争是否是最后的手段？一方面，非军事手段是否同样能给美国人带来安全，另一方面，外交手段是否同样可以减少来自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并逐渐销蚀他们的支撑？”

更进一步地，吉尔伯特指出，反恐战争的问题在于，它的目标太过野心勃勃，以至于无法达成，“就像为了达到合理的安全程度，而要求消除一个国家所有的犯罪一样，没有必要”。

911事件之后，美国学者朱莉指出，布什的非友即敌的做法回应了耶稣的敌我两分的说法。耶稣说：“不与我结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的。”但这恰恰也是伊斯兰恐怖分子运用的逻辑：他们把自己看做文明的代表，把美国看做“巴比伦的娼妇”。

因此，朱莉认为，如果超出简单的善恶二分逻辑，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点，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与互补是完全可能的。

这种可能在纽约也发生过。

2010年8月初，就在911事件9周年前不久，美国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批准了在世贸中心遗址附近修建伊斯兰文化中心的计划。尽管不少纽约民众反对，但奥巴马支持这个计划。

一位来自美国的登山者葛瑞格·摩顿森在阿富汗山区建学校的例子提供了一种民间范本。在阿富汗战争八年前，他就开始在巴基斯坦的科飞尔村建立学校，即使他后来遭遇塔利班绑架，仍然矢志不渝。在阿富汗战争之后，他开始让阿富汗的“石头变学校”。摩顿森相信“解决阿富汗冲突，不能寄希望于炸弹和枪炮，只能依靠书、铅笔和笔记本”。

蓄胡子，挥舞着枪炮

被妖魔化的形象

前文述及，造成伊斯兰世界反美浪潮另外一个原因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从来不强调融合，从来没有承认过其他文明和多元文化价值”。

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著名学者萨义德指出，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长期以来对伊斯兰世界认识偏颇，未能正确反映全部的伊斯兰世界，以至于西方媒体中的穆斯林总是“挥舞枪支、留胡须、狂热的恐怖分子”形象。萨义德认为，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标签化、妖魔化和单一化，是造成伊斯兰世界反美的原因之一。

打开世界地图，由北非横跨西亚、中东，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像是一弯新月嵌在亚非腹地。然而就是这弯新月，经常伴随着“威胁”等字样出现。

而这里，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滋养下的人们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常常是伴随着弥漫的硝烟，在战场上奔跑。

很多人对于伊斯兰世界的认识，除了中古时代《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辛巴达”形象，或许还包括“阿凡提”，剩下的记忆恐怕就是诸如《真实的谎言》中“蓄着胡子，挥舞着枪炮的恐怖分子”，而最后总是被一名美国特工干掉。

这就是伊斯兰世界的人们在西方媒体中的样子。这种差距的对比也进一步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隔阂。

固然，这其中也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传播弱势地位有关。

著名学者萨义德在三十年前出版的《报道伊斯兰》中，针对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误读进行了批判。

例如，在1979年4月的一份《时代》杂志封面上，一幅画，画着一位穆斯林呼唤信徒前来祷告，该画作被醒目地加上了一行不相干的字眼：好战分子复活。

萨义德认为，这些充满了抽象化、片面化、妖魔化的形象是媒体对人们的误导。

李伟说：“萨义德的观点不仅仅体现在媒体上，也体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要认识到，一小撮的穆斯林恐怖分子，代表不了全部的穆斯林。还有一种情况是，西方的情报机构监控的重点也是穆斯林的后裔，虽然知道一小部分恐怖分子不代表整体的穆斯林，但不知道哪些不是恐怖分子，这也导致认识的偏差，出现了妖魔化的情况。”

抛弃恐怖主义的一个可能

事实上，现代化进程中的伊斯兰世界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西方文化的影响也随处可见。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在中东地区生活多年，他接触到的不少阿拉伯世界的人，对来自美国的电影和可乐都很喜欢。

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安替对萨义德的观点不尽赞同：“如果是针对某些电视台，没有什么不妥。但萨义德如果是针对美国的全部媒体，打击面就过大了。例如犹太人拥有的《纽约时报》在报道阿拉伯世界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公允。”

安替说，“此前中东在现代化中没有成功的经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阿拉伯的年轻人发现，他们有了成功的例子，比如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的情况。这种变革完全不是文化冲突，与宗教无关，也没有外国干涉，完全是基于公民社会和政治团体的世俗化改变。这其中，互联网带来的通信革命的作用是很大的。”

科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通信革命，在早先就开始了。卡塔尔、阿联酋等经济的崛起，还有半岛电视台抢眼的表现，已经看不出他们和西方的差距。

“‘基地’组织的逻辑是：一些阿拉伯腐败政权背后有美国的支持，为了推翻这个腐败政府，所以要反美。但现在他们宣扬的那一套不需要了，因为年轻的阿拉伯人发现，他们不需要通过反美，而是可以直接反对腐败政权，也可以达到改变的目的。这样一来，恐怖主义的土壤就渐渐丧失了。”

在安替所说的“现代化竞争的赌场游戏中”，他们已然参与进来，并且还有了打赢的可能。

“但萨义德看不到这一点了。”安替说。

萨义德死于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