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如花似梦的年代》(连载)

佟平

28,深入敌人的心脏(之五)


田大娘除了利用许牧师替她管账，还利用解放前曾做过伪警察的老吕在工人中间做密探，随时向她报告每个人对她的忠诚状态。另外还利用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的原资本家老庄去替她谈业务。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在与客户的加工合同上签字的时候，老庄冒然地替她签了名。结果田大娘勃然大怒，说这个戴帽资本家老庄想抢她的权，第二天田大娘就为此罢工了。

田大娘不来上班，全厂的工人就无法开工，因为每个人每天的工作，得由田大娘来分派，否则即便你做了一整天也没有工资。

田大娘一罢工，她的私人密探解放前的伪警察老吕立刻煽动工人向资本家老庄发难，要求老庄去向田大娘认错。谁知这时候已经到了文革末期，许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都纷纷被“解放”了，也就是恢复普通公民的身份，老庄通过一些人的地下活动，也即将“解放”，摘去戴在头上的“坏分子”帽子，完全不理睬田大娘这一套，甚至扬言：“就算田大娘闹到市政府，我也不怕。”

老吕见一计不成，立刻赶去田大娘家汇报，经过商量，又来了第二计：煽动全厂职工一起去田大娘家恳请她来上班。有一部分人去了，结果带回了田大娘的口信：“这个家我做不了主了，大家要想干活，就直接去找资本家好了。”被打倒的资本家老庄知道这是田大娘煽动工人攻击他，他还是不理睬，甚至冷嘲热讽地说：“笑话，找我要什么工作，我可是被改造对象！”

工人们在了解事情真相后也就不再为难老庄，都知道田大娘的疑心病又犯了。结果那一天全厂工人就都什么事也没有干。但谁也不敢离开，说不定谁田大娘什么时候会突然摆驾回宫，如果不在，那也会麻烦上身。直到快接近下午下班时间了，田大娘才在亲信们的一再恳请下，回到工棚开例会了。

其实田大娘心知肚明：“如果再僵持下去，说不定当天晚上她的反对派就可能到上级那里去告她的状，万一弄假成真，真罢了她的官，可不是玩的。”田大娘在杀了一下被打倒的资本家老庄的威风后就自己结束了一个人的罢工。

糊纸盒纸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手指灵巧，细心认真，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熟手工，但是怎样根据客户的需要设计纸盒纸袋、设计各种纸盒纸袋的结构、以及怎样将一张张的纸裁切成所需要规格的待糊纸盒纸袋半成品，是需要相当技术的。当时纸盒厂聘请来的一位外地的师傅，工资比这里的最高领导田大娘还高。

知达在成为了熟练的糊纸品工之后，对纸品师傅的手艺产生了兴趣，一年以后，他甚至对整个纸品加工的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兴趣。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得意之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一天他无意中对同事透露了心中的一个想法：

“现在的一些镇办企业原来也是街道办企业，如果我们能把这间街道办厂办好办大，也可以升格为镇办厂，那样我们这些人就可以成为镇办厂的建厂元老了，那要比重新分配到镇办厂去当学徒工好得多。”
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知达的这番话不知怎么传到了田大娘耳里，田大娘的疑心病比上次更加厉害，误会知达要抢夺她的权，顿时把知达列入了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田大娘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之余却又无可奈何，因为田大娘这个负责人的位置并没有什么法定保证，只要居委会主任一句话，随时可以换人。知达有文化、又年青、糊纸品的技术也很熟练，田大娘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辞退他。但田大娘很有心机，并不当面与知达为难，而是采取了一个釜底抽薪之策，自己私下通过关系主动替知达寻找了一个进镇办厂当学徒的机会，彻底赶走了知达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知达自己想方设法也没有能进的镇办厂，没有想到最后被他的“敌人”田大娘通过开后门的方式送了进去。1977年5月，知达离开了工作了两年的街道纸品加工厂，进了镇服装厂当学徒工。那是后话，暂且不表。

(未完待续)
2008-6-12

佟平

29,巨星陨落神州哭(之一)

1976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1月8日传来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很快，年轻的知达也感觉到了周总理的逝世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和恐慌，有一种仿佛乱世又要到来的感觉。周总理去世的时候，知达还在街道办的纸品厂打工，他们是多劳多得，也就是糊多少个纸盒拿多少工钱，如果停产一天，就一分钱收入也没有。尽管如此，在1月11日传言召开周总理追悼会的这一天，街道纸品厂还是在上面的指示下，全厂停工一天。所有的职工在车间里布置起了一个灵堂：中央放着周总理的标准相，相片前面放了一个大花圈，然后全体人员每人做了一朵小白花戴在胸前，静静地围坐在这个简易的灵堂前，准备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周总理追悼会实况转播。

起初，传说追悼会是在上午10点钟举行，前一天就布置好了灵堂。可是一上午过去了，追悼会还是没有开始。然后，又传说是下午3点召开，于是大家继续等待。当时全县的广播都停止了一切正常广播，全部在等待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追悼会实况。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哀乐、讣告，以及治丧委员会名单。最后，一直等到下午4点多钟，经过层层询问打听才知道：周总理追悼会全国实况转播被取消了。

这个消息立刻就引起了人们的各种猜疑，这太不寻常了。不管怎样，当时周总理是除了毛主席之外的第二号国家领导人，这样的大国总理的追悼会怎么能随便取消呢？在随后的日子里，各种小道消息开始盛传，核心都是围绕中央高层人事变动的各种猜测。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的全是国家大事，仿佛个个都成了政治观察家。人们变得大胆起来，说什么的都有。许多人仿佛恍然大悟般地明白：原来前一阶段报纸上大张旗鼓地不点名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针对周总理和刚刚返回国家领导人岗位的邓小平啊！有传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另外一个不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了台，是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许多人甚至担心，周总理会不会在去世后也像刘少奇主席一样被打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各种猜疑和谣言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忽然开始暗中流传两首据说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毛主席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的人都不敢公开欣赏这两首诗词，只在暗中欣赏传抄。知达这个文学青年也曾经在一个夜晚与同学一起暗中欣赏过那两首诗词，甚至还当场抄下了下来。

不管有多少猜疑和传言，在远离北京的曲阿县，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还是继续平静地过着，不管是对时局的预测也好，领袖的诗词也好，充其量也就只是增添了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而已，知达依然继续每天十几小时地糊他的纸盒子。

转眼间到了1976年4月5日清明节。随着清明节的到来，社会上的各种传闻忽然又多了起来，由于知达每天局限在小小的街道纸品加工厂里忙于糊纸盒赚钱，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1976年4月8日晚上，知达像往常一样，边糊着纸盒边听广播，突然从广播里传来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新闻，说有许多反革命分子已经连续好长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假借悼念周总理闹事，节目中还播放了一首知达至今印象深刻的诗：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浪笑，
洒酒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知达听了，觉得这首诗果然火药味很浓。广播后的第二天，社会上的空气一下紧张起来。由于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事件已经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政府要求立刻对所有举办过清明节悼念周总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排查，看看他们是否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联系。据说当时曲阿县很多人都被公安抓去接受盘查。其中在老百姓中引起争议最大的是曲阿县人民电影院负责人被抓事件，大家都说是冤枉。

人民电影院的负责人也算是个比较有文化的人，又有许多消息来源，知道北京等地在清明节到来之前都举办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于是为了跟风，也在人民电影院的大门口安放了两个大花圈，提醒来看电影的人们一起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原本以为是做了一件紧跟党中央、向前国家领导人表达敬意的大好事。毕竟，自发地悼念周总理，表达一份朴素的哀思，有什么错呢？可是忽然之间竟然会因此被当成反革命嫌疑犯逮起来！

虽然经过审查，人民电影院的负责人被放了出来，但是这件事留给人们内心的阴影却长期挥之不去。从那以后，知达听到的更多教诲和告诫是：什么事一定要听到党中央的明确规定才能去做，千万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或传闻去做，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大祸临头。

被抓的人陆续都放了出来，但是追查反革命诗歌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不但每个单位都像前几年排查反革命标语那样展开声势浩大的大排查，连居委会也发动起来了。知达也被通知去参加了排查活动。当然，他与其他暗中传阅过诗歌的人都统一口径：坚决否认见到过这样的诗歌。他们深知，一旦说了出去，很可能就会有人被抓进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说谎。知达参加完居委会的反革命诗歌排查会议，回到家立刻将那两首抄写的诗词烧掉了。

(未完待续)

2008-6-16

佟平

29,巨星陨落神州哭(之二)

1976年7月6日, ZG委员长去世,对此,知达所在的曲阿县没有举办任何悼念活动,也没有引起人们过分的关注,但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突然逝世的消息，却让知达和全国人民一样，顿时陷入了一片悲哀和恐慌之中。

 

知达家与当时曲阿县的绝大多数市民家一样还没有电视机，便上街去看电视。当时整个县城到处都传来哀乐声，大街上、马路上，只要是有电视机的单位，不管是商店还是银行，不管是机关还是学校，只要有电视机的，都搬出来放在单位门口的路边上，供人观看。连县政府也特意在大门口安放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供市民观看。

 

电视里播放的内容基本上与广播电台播放的内容一样，都是反复播放哀乐、ZGZY告全D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治丧委员会名单、外国发来的唁电等。大街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如果有谁笑，肯定会受到公众的谴责。

 

所有的单位都停止了一切工作，连知达他们这样多劳多得、不干活就一分钱也没有的手工作坊也停止了工作。大家一起做花圈，听广播，等待着追悼会的召开。

 

很快，全县人民被组织起来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其中一项是到县政府设立的灵堂致哀。在县大会堂的舞台上，设立了曲阿县毛主席悼念灵堂，台上安放着毛主席遗像、挽联、花圈等，最上面是一条巨大的横幅：“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各单位、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的居民都被组织起来排队轮流进去向毛主席像鞠躬致哀。

 

大会堂里面非常昏暗，全场一片肃穆，在绵绵不绝的哀乐声中，不时响起轻微的人群缓缓移动前进时发出的声响。许多人当场流下了眼泪，但克制着不放声哭出来，仿佛怕惊醒了睡着的人一样。灵堂周围和里面有许多民兵和医务人员在巡逻，不时有人在排队等待的过程中当场晕倒、被人急速地抬出现场。

 

江南的九月天气还不冷，知达和其他人一样被要求统一穿上白衬衫。可能是平时养成的习惯，知达的衣袖是卷起来的。当他随着排队的人群缓缓走进县大会堂时，立刻就被现场沉痛的悲哀气氛所感染，内心的哀思也不由涌上心来。突然，他被人用力地拍打了一下！一位老太太非常严肃地用手指了指他的衣袖，示意他将衣袖放下来。知达顿时浑身打了个寒颤，惊慌地放下了两个衣袖。他的哀思也立刻被害怕所取代，担心被指控对毛主席不敬。即便衣袖已经放下了，总觉得那位老太太的眼睛还在背后盯着他，直到向毛主席像鞠躬致哀后离开大会堂很远，见没有人来将他叫住问话，才真正放下心来。

 

1976年10月14日，突然从北京传来了“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的惊人消息。知达这样远离京城的普通老百姓也与全国人民一样，像获得了解放一样感到高兴。知达所在的曲阿县立刻在县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欢庆“十月的胜利”，会上号召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HGF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那是知达记忆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庆祝大会，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仿佛在巨大灾难之后庆祝获得新生一样。知达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庆祝“英明领袖H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人们并没有怎么公开发泄对“四人帮”的仇恨情绪，更多的是一种对“四人帮”的丑化和嘲笑。比如许多单位在全城大巡游的队伍中，都将“四人帮”当成小丑来逗乐，有的是做的假人“四人帮”，有的是由真人化妆成“四人帮”，一路走一路做出各种丑态来引人发笑。

 

当这些形形色色的“四人帮”从观看游/行的人们面前走过时，常常会引起阵阵开心的大笑。这笑声是十年文革中被压抑的人们从心里爆发出来的，格外地响亮、痛快，仿佛从此以后各种不幸和灾难都将离去。又仿佛文革中一切不快乐、不幸福、不合理、不公正、甚至一切的担心害怕等等都找到了原因：原来都是“四人帮”在搞鬼啊！老百姓朴素地认为“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文革终于胜利结束了、一切都将变得好起来。

 

粉碎“四人帮”之初，知达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期待着国家能有些什么大的变化，以便改变很不令人满意的现状。可是当欢庆十月胜利的兴奋慢慢冷却之后才发现，这种变化并没有像人们期待地那样迅速到来。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满和烦躁起来。在社会各阶层中最感到不满意的人群，可能是当时下放在农村的城市知识青年。

 

(未完待续)
2008/6/17

 

三毛

祝贺佟老师。

佟平

30,知青点里话知青(上)

 

1976年冬天，知达去了一次曲阿县棉纺厂建的“知青点”，留下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印象。

 

知青点是厂社挂钩，也就是说是以工厂为单位去某个人民公社挂钩，去那里选出一块地来建立一个知青点。因此这个知青点只接受这个工厂职工的子女，不是这个工厂职工的子女就没有资格进入这个知青点。父母所在单位没有能力建知青点的，就只能继续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能进入知青点的下放知青，相对来说是比较幸运的。

 

棉纺厂是曲阿县规模最大的国营工厂,财大气粗,1975年率先在离城三四十公里的建山公社建了全县第一家知青点。那里条件最好，也是全县知青最羡慕的知青点。知达虽然由于残疾免于下放，依然对这个全县知名的知青点非常向往，就在同学的邀请下，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去参观了一次知青点。

 

知达在公路边下了汽车，然后又步行穿越了好几个山头，才到达地处丘陵山区的知青点。那里远离村庄和集镇，看上去有点像武打小说中的绿林好汉的山寨。只是没有山寨那样的围墙、岗楼和哨兵等。

 

棉纺厂的知青点之所以成为全县知青羡慕的地方，主要是因为这里实际上成了棉纺厂的分厂。知青们来这里既不需要下田种地，也不需要收割林麻，只要在这里的分厂上班做工就行了。知青点里还有棉纺厂专门派来的管理干部像知青的父母一样照看着知青的生活、工作、学习。

 

这样的知青点，既解决了知青与当地农民争地的问题，也解决了城市知青不会干农活、不适应农村生活等问题，还解决了城市里的国营企业劳动力不足又不被允许擅自招工的问题。在知青点里，知青们除了工作之外，还被组织起来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文体活动，除了地点在偏僻的农村这一点之外，其他方面与在城市里的工厂上班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知达来知青点之前已经与同学阿忠约好，可是由于不习惯走山路，到得太迟，阿忠已经吃过午饭去上班了。好在知青点里许多人都是同学，虽然没有见到阿忠，还是受到了其他没有上班的老同学的热烈欢迎。在那样一个远离县城的地方，每天除了知青点的人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人，知达的出现，也给老同学带来一点新鲜感。老同学之一的小叶热情地把知达带进了他的宿舍。

 

小叶1975年毕业时还没有满十八周岁，所以在城里留了一年才下来，就成了来这个知青点的第二批人员。第二批知青的宿舍还没有建好，被临时安排住在将来用着车间的临时宿舍里。

 

知青点的临时宿舍门口挂着稻草帘，江南的冬天比较冷。掀起稻草帘，再推开木门，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等眼睛适应了屋里的昏暗才看清楚，屋里是两排长长的地铺。地铺是直接在水泥地上铺稻草，稻草上加草席、棉花垫、床单、棉被等。统一头靠墙，脚朝屋子中间的通道。每张地铺之间相隔一米多，房间里住了有六十几个人。

 

知青点与城里的工厂一样，采取24小时三班倒，宿舍里永远有人，也永远都有空床位，不管什么时候城里有人来，都有床铺可以睡，完全不需要到村里去住旅社。事实上那个偏僻的地方也根本就没有旅社之类的地方。

 

小叶笑着对知达说：“你不要看现在这里人多，一到晚上，这里就一个人也没有了。”

 

“到哪里去了？”

 

“全部谈对象去了。不是在女生宿舍，就是在树林里、小河边，反正这个最大的通铺间是一个人也没有。”

 

“我听说你们知青点好像有纪律规定，下放几年内不准谈对象吧？”

 

“是有不准谈对象的规定，可是，不谈对象，下了班干什么呢？刚来的时候，领队的指导员还抓得很紧，现在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了，甚至明确暗示，只要不搞大肚子就行。其实也不是领队的指导员要管，而是那些知青的父母要求他们这样管。知青点是厂里办的，如果女孩子肚子搞大了，女知青家长找到厂里去，厂里没法交代。”

 

“下班以后没有什么文体活动吗？”

 

“有。刚来的时候，领队的就喜欢搞文体活动，结果文体活动反而加快了男女之间的恋爱速度。现在除了政治学习，领队最怕的就是让男女知青聚到一起。”

 

“有没有和其他知青点之间的联系，或和那些单独插队的知青之间的联系？”

 

“听那些老知青说，没有建立知青点之前，知青之间的联系很多，尤其是一旦一个知青在乡村受了欺负，会迅速联系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知青来帮忙。有不同城市知青之间的矛盾，也有知青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矛盾，还有同一个城市不同帮派之间的矛盾。”

 

“知青之间已经形成了帮派？”

 

“有，没有怎么生存？不过还没有发展到小说中写的那样正式的程度，基本上属于原始状态的。不过只要一个知青打架打出了名，很快就会有许多知青自动地聚集在他的周围。别人有什么事也会去请他来出头。反正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原本都有一肚子的不满，只要随便有一个领头的一喊，许多人就跟着去了，等于是借机会发泄一下。”

 

“现在如果有人来这里喊你们去打架，你们会去吗？”

 

“现在估计去的人会少许多。一方面有领队的人管了，另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出去惹事生非。而且像我们这些没有后门的人，总也希望通过好好劳动锻炼的表现，早一天调回城里去。”

 

“你们与当地的农民关系怎样？”

 

(未完待续)
2008/6/18

佟平

30,知青点里话知青(下)


“农民恨死我们了，但有苦说不出。农民胆小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忍就忍了。比如我们来这里，他们一点好处也得不到，但是谁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知青下放。农民暗地里都骂我们知青是土匪，知青点是土匪窝。因为他们种的瓜菜等，还没有熟透，一觉醒来全不见了。他们养的鸡鸭狗羊鹅之类的小家禽，甚至池塘里的鱼，稍不留意，晚上没有看管好，第二天也不见了。”

“去哪了？”

“还能去哪？当然是去了知青的肚子里啦。”

“没有人看书复习功课吗？”

“在这种环境下，今天不知明天事，谁有心事去看书学习？就是你想看也看不成啊，更何况，现在上大学不是凭文化水平，是要有人推荐。有后门可以推荐的人不用学也能去上，没有人推荐的人，学得再好也没有用。”

“在知青点收入怎么样，够用吗？”

“第一年肯定够用，下放后的前半年，每个月可以领到县政府知青办的津贴，只要有半年的出勤就可以领到全年的口粮。可是第二年如果不出满勤就不行了。我们虽然在这里的车间里上班，但是领不到一分钱的工资，只能领取夜班津贴等。上班的工资作为工分，用来年底领口粮。其实知青来这里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挣钱，钱不够用，可以向父母要。知青来这里的关键是来镀金，因为只有从这里去参军、上学、或回调进城才是合法的，就算那些有后门的人，也必须走这一个过程。”

不知不觉，阿忠已经下班了。知达告别小叶，随着阿忠去了他的宿舍。阿忠是第一批来的知青，住在知青点统一修建的标准知青宿舍里。标准知青宿舍是六层楼房，男女分开在不同的楼区。每间宿舍住四个人，房间的面积基本上可以放下四张床和四张桌子。不算很宽余，不过不管是比当时城里其他工厂的集体宿舍、还是比现在许多外资企业的打工者的宿舍都好得多，比如现在广东的许多外资企业的打工者集体宿舍，一间房里要睡十几个人，根本没有放桌子的地方。

尽管如此，在知青点里的知青们们丝毫也不因为这里的条件好而感到满足，相反，依然是人人满腹忧愁和牢骚。阿忠比小叶、知达都年龄大些，思考问题也更深一些。晚饭后他在与知达的聊天中就谈到了知青的前途等问题。

“如果城里的知青继续这样下放，下放在农村的知青又无法公平合理地回城，只让那些很少一部分有后门的知青回城，绝大多数下放知青都能只能在农村苦熬，那么，这些在城市里失去了一切、在农村又无法安居乐业的知青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逼上梁山、去上山打游击。”

“上山打游击？太夸张了吧。”

“这有什么夸张的，什么叫民怨沸腾？什么叫揭竿而起？听说有人直接把这样的人民来信寄到了《人民日报》社，在信中直接问：你们相信不相信今天的知青比当年的陈胜吴广更聪明？”

“而且，只要知青造反，一定会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因为城里人几乎家家都有知青。”

据说文革中下放的知青人数达到1700万，这1700万知青加上他们的亲属，全国就达到了一亿多人，实在是一个不小的人数。

听阿忠这样说，知达不由打了个寒颤，本能地四周看了一看是否会有人听到他们的谈话。无意中发现宿舍里有一个人在蒙头大睡。

“刚才听小叶说，现在正是知青点的恋爱时间，这个人怎么这么早就睡了，是不舒服吗？”知达转移话题地问道。

“哪里是谁觉，是在偷听敌台广播。”阿忠一改刚才的侃侃而谈，压低声音说。

“敌台？”知达越发紧张起来。

“我们这里很普遍，只要不当着领队指导员的面听就行。”

“敌台里都讲些什么？”知达不由好奇地问。

“没有听过的人觉得好奇，听多了也没有什么。反正，我们这里政府说什么好，敌台广播就说什么不好。”阿忠见知达一脸好奇，话锋一转问道：

“你想不想听一听？”

“想。”知达克制不住内心的好奇，也相信阿忠绝对不会向政府告发，便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真心话。

阿忠立刻拿出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很熟练地调到某个位置，然后让知达躺进他的被子里偷听。知达充满好奇地在这个远离城市的知青点里体验了第一次偷听敌台的滋味。碰巧正是一个广播节目的开始，先是一段知达非常陌生的悠扬悦耳的音乐，是与当时国内流行的硬梆梆的革命歌曲截然不同的风格，然后用非常缓慢的长腔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节目的题目“批判农业学大寨”。

听了这个题目、知达忍不住笑出声来，心想，这可真是对着干啊，我们的政府号召农业学大寨，敌台广播就来个批判农业学大寨。其实敌台广播不宣传批判农业学大寨，我们也没有几个人真心觉得要学大寨的，都知道大寨不过是一个政治典型，报纸上宣传的调子高，老百姓并不把学大寨当回事。这样肤浅的敌对宣传怎么可能有说服力呢？显然从事敌台宣传广播的人对中国的国情并不很了解。

由于不习惯在被子里听广播，听了半天也没有听出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知达的第一次偷听敌台的经历在十几分钟之后就画上了句号。不过在知青点里与小叶和阿忠的谈话却长久地留在了记忆中，并勾起了他的心思：自己虽然没有下放，留在了城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只能在街道民办厂当临时工，糊纸盒，自己的前途和明天又在哪里呢？

离开知青点回城的公共汽车上，知达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想，如果连身体健全的下放知青都对前途感到失望和担心，那么像自己这样因残留城的残疾知青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

知达本该如花似梦的少年时代，就这样在对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中悄然而逝了。

好在知达的担忧并没有太久，很快，随着中国社会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停止下放、发展经济、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历史巨变的到来，知达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残疾青年，成长为一名年薪达数十万的外向型企业职业经理人。

欲知知达怎样通过个人奋斗成长为一名年薪达数十万的外向型企业职业经理人，请继续欣赏人生系列长篇小说《底层》。

(全书完)

2008/6/20

佟平

香港凤凰卫视网站的"凤凰博报"之"我在读书"栏目在首页推荐了本小说"如花似梦的年代".在这页上同时与本人一样被附照片推荐的还有韩郝月,李银河,杨锦麟等:

http://blog.ifeng.com/special/book2008/index.html

佟平

　
　　悲怆的回望——《如花似梦的年代》书评

　　作者:怀旧船长

　　“十年浩劫”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壕堑，其对人性的泯灭和摧残、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人们的回望和反思。然而关于“文革”的各类文章，始终小心翼翼地触及这一敏感区域。三十多年过去，仍然如此。不过，关于这方面的探索，一直未曾断却。

　　究竟以何种视角能够更为客观地表现这段昏天黑地的历史？各界均在探索。已面世的各类文献和文艺作品，多是从较高的政治层面反映历史变迁，譬如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或传记、轶闻等，从不同侧面再现了风云人物的命运沉浮；报章影视，亦在一定层面揭示政治斗争的凶险残酷。然而，鲜有作品从平民视角，逼视这一骇人听闻的历史事件。

　　佟平先生的小说《如花似梦的年代》，以草根的另类视角，在揭开斑驳的历史帷幕的同时，亦让小说的主人公在纷乱的舞台上扮演了一个角色。小说以朴素的语言、逼真的情节和有节制的控诉，扫描和记录一个荒唐、恐怖和泯灭人性的时代。

　　江南小城曲阿，少年知达本应在做教师的父母的呵护下、在其余四个兄弟姐妹的关爱中健康成长。然而，1966年，年仅八岁、正上小学三年级的他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飓风”粉碎了绚烂的憧憬，一家七口平静的生活从此陷入动荡，无数的创痛如影随形、接踵而至，使本该如花似梦的年华变成如火如荼的岁月。直到1976年，风暴平息，饱受心灵摧残、时断时续求学的知达在时代的噩梦中长大成人，于街道民办工厂当了一名临时工人。

　　从人生的历程来看，知达成长的十年，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十年；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文革”发生的十年，是20世纪最为可怖的十年。佟平先生将二者置于同一平台上，不用精心构架情节，其尖锐的矛盾冲突立显。小说以少年知达的所见所闻为叙述主体，通过那种灵动的、深切的、切肤刻骨的感受，巧妙地将历史事件代入，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立体的动荡时代，读来惊心动魂。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文革”不仅仅是一场错误的政治风暴，更是一场带菌的精神风暴。它随风入夜，渗入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甚至渗透每个公民的灵魂，是为国家之殇，民族之痛。作者将个人和历史有机融合，构筑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为这部作品奠定了具有强烈震撼效果的艺术基础。

　　然而，我们看到，作者并没有在行文中直白的鞭笞和谴责这段历史，只是以少年知达澄澈的目光映照底层平民的日常生活：油盐柴米、求学劳作、肉体折磨、精神痛苦。从这一点看可以看出，作者为求客观，煞费苦心地还原了一个少年的感觉、视野和思考，并没有逾越年龄的局限而故意使文章变得“有深度”；同时，作者又能跳出主观的视界，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去描述那些流逝的点滴岁月，将“政治挂帅”的影响深入到课堂上、言行中，集中表现了颠倒黑白的政治运动为人性之恶铺设了温床，迫使、诱导原本善良、真诚的人说假话、做坏事。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清晰地再现了“文革”时期江南小城的生活原貌——自古以来的富庶文明之地，尚且饿断肝肠、恶行累累，穷乡僻野，可想而知！

　　从本书精心罗列的章节可以看出，主人公知达年龄的变化、经历的变化、心态的变化是各有侧重的，拿捏得十分准确，足见作者对人物的刻画颇见功力。在小说的创作中，作者善于用“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来增强艺术效果：“小学生的大字报”、“鸭子死了”、“拾荒讨饭”、“自杀未遂”等情节，都以素描的手法将本该触目惊心的故事作了“冷处理”。刚读这部作品时，非常担心作者会用过激的言辞削弱和影响作品的本真。读至一半，便放了心。在这洋洋十二万言中，作者对知达的情感处理是客观的、冷静的，并没有过多地渲染他如何悲苦，如何受到非人折磨，而是将苦痛内敛，使其更具张力，更有想像空间。但知达那颗被挤压得快要干硬的心，那种日夜相伴的惶恐，那种几乎看不到未来的迷惘，通过自己、亲人、同学等人的命运体现得一览无遗，恰似一条清澈的溪流突然遭遇山洪，再也没有清脆悦耳的弹唱，再也没有自在悠闲的流淌——所有这些，在作者冷静的笔调下，真实地还原了“新社会、红旗下、蜜糖里”的青少年一代，对当时的政治鼓吹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诚然，这部作品虽然是小说体裁，以第三人称去表述，但仍然可以觉出是一种对历史的回望和反思。这种悲怆的回望，穿透历史的烟云，除了批判，更重要的是将历史视作一面明镜，警示世人不可重蹈覆辙，应该珍爱生命，求真务实，努力展现人性的真善美。

　　此外，这部作品以强劲的成长探索让我感到了生命的顽强与抗争，为当今中国青少年提供了可以参照的精神范本。少年知达在幼小的心灵遭受重创后想到了自杀，但终于战胜自己，勇敢地面对自身的残疾和社会的不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没有屈服，体现了中华民族历尽磨难却毫不气馁的奋进精神。从这一层面上看，苦难固然残酷，但亦是锤炼精神的熔炉。历史的风云变幻，作为个体的人，无法左右，亦不会有人纵苇而来、抛出救命绳索；然而临危自救、自降雨露于心田，或能创造奇迹。试看今日击水中流的各界精英，多在五十岁上下，多半有过知达的经历。他们不是温室花草，而是野外乔木，经风雨，历艰难，终于根深叶茂，参天而立，成就栋梁之材。这，或许能对当代青少年有所激励和启示吧。

　　我与佟平先生素未谋面，只是通过网络，读过他不少作品，亦间接了解一些他的经历。他经历过“知达”的一切，也正是由于这种磨砺催发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才使他从一名街道小厂的临时工成长为外资企业高管，同时成为著作颇丰的畅销书作家。《如花似梦的年代》，与其说是一部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部心灵成长史。它告诉我，历史的天空有时会有阴云，但人性的光芒终将照亮世界。

　　2008年4月8日北京

　　

佟平

谢谢大家鼓励

佟平

29,巨星陨落神州哭(之二)

1976年7月6日, ZG委员长去世,对此,知达所在的曲阿县没有举办任何悼念活动,也没有引起人们过分的关注,但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突然逝世的消息，却让知达和全国人民一样，顿时陷入了一片悲哀和恐慌之中。

 

知达家与当时曲阿县的绝大多数市民家一样还没有电视机，便上街去看电视。当时整个县城到处都传来哀乐声，大街上、马路上，只要是有电视机的单位，不管是商店还是银行，不管是机关还是学校，只要有电视机的，都搬出来放在单位门口的路边上，供人观看。连县政府也特意在大门口安放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供市民观看。

 

电视里播放的内容基本上与广播电台播放的内容一样，都是反复播放哀乐、ZGZY告全D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治丧委员会名单、外国发来的唁电等。大街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如果有谁笑，肯定会受到公众的谴责。

 

所有的单位都停止了一切工作，连知达他们这样多劳多得、不干活就一分钱也没有的手工作坊也停止了工作。大家一起做花圈，听广播，等待着追悼会的召开。

 

很快，全县人民被组织起来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其中一项是到县政府设立的灵堂致哀。在县大会堂的舞台上，设立了曲阿县毛主席悼念灵堂，台上安放着毛主席遗像、挽联、花圈等，最上面是一条巨大的横幅：“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各单位、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的居民都被组织起来排队轮流进去向毛主席像鞠躬致哀。

 

大会堂里面非常昏暗，全场一片肃穆，在绵绵不绝的哀乐声中，不时响起轻微的人群缓缓移动前进时发出的声响。许多人当场流下了眼泪，但克制着不放声哭出来，仿佛怕惊醒了睡着的人一样。灵堂周围和里面有许多民兵和医务人员在巡逻，不时有人在排队等待的过程中当场晕倒、被人急速地抬出现场。

 

江南的九月天气还不冷，知达和其他人一样被要求统一穿上白衬衫。可能是平时养成的习惯，知达的衣袖是卷起来的。当他随着排队的人群缓缓走进县大会堂时，立刻就被现场沉痛的悲哀气氛所感染，内心的哀思也不由涌上心来。突然，他被人用力地拍打了一下！一位老太太非常严肃地用手指了指他的衣袖，示意他将衣袖放下来。知达顿时浑身打了个寒颤，惊慌地放下了两个衣袖。他的哀思也立刻被害怕所取代，担心被指控对毛主席不敬。即便衣袖已经放下了，总觉得那位老太太的眼睛还在背后盯着他，直到向毛主席像鞠躬致哀后离开大会堂很远，见没有人来将他叫住问话，才真正放下心来。

 

1976年10月14日，突然从北京传来了“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的惊人消息。知达这样远离京城的普通老百姓也与全国人民一样，像获得了解放一样感到高兴。知达所在的曲阿县立刻在县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欢庆“十月的胜利”，会上号召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HGF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那是知达记忆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庆祝大会，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仿佛在巨大灾难之后庆祝获得新生一样。知达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庆祝“英明领袖H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人们并没有怎么公开发泄对“四人帮”的仇恨情绪，更多的是一种对“四人帮”的丑化和嘲笑。比如许多单位在全城大巡游的队伍中，都将“四人帮”当成小丑来逗乐，有的是做的假人“四人帮”，有的是由真人化妆成“四人帮”，一路走一路做出各种丑态来引人发笑。

 

当这些形形色色的“四人帮”从观看游/行的人们面前走过时，常常会引起阵阵开心的大笑。这笑声是十年文革中被压抑的人们从心里爆发出来的，格外地响亮、痛快，仿佛从此以后各种不幸和灾难都将离去。又仿佛文革中一切不快乐、不幸福、不合理、不公正、甚至一切的担心害怕等等都找到了原因：原来都是“四人帮”在搞鬼啊！老百姓朴素地认为“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文革终于胜利结束了、一切都将变得好起来。

 

粉碎“四人帮”之初，知达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期待着国家能有些什么大的变化，以便改变很不令人满意的现状。可是当欢庆十月胜利的兴奋慢慢冷却之后才发现，这种变化并没有像人们期待地那样迅速到来。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满和烦躁起来。在社会各阶层中最感到不满意的人群，可能是当时下放在农村的城市知识青年。

 

(未完待续)
2008/6/17

 

三毛

祝贺佟老师。

佟平

30,知青点里话知青(上)

 

1976年冬天，知达去了一次曲阿县棉纺厂建的“知青点”，留下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印象。

 

知青点是厂社挂钩，也就是说是以工厂为单位去某个人民公社挂钩，去那里选出一块地来建立一个知青点。因此这个知青点只接受这个工厂职工的子女，不是这个工厂职工的子女就没有资格进入这个知青点。父母所在单位没有能力建知青点的，就只能继续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能进入知青点的下放知青，相对来说是比较幸运的。

 

棉纺厂是曲阿县规模最大的国营工厂,财大气粗,1975年率先在离城三四十公里的建山公社建了全县第一家知青点。那里条件最好，也是全县知青最羡慕的知青点。知达虽然由于残疾免于下放，依然对这个全县知名的知青点非常向往，就在同学的邀请下，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去参观了一次知青点。

 

知达在公路边下了汽车，然后又步行穿越了好几个山头，才到达地处丘陵山区的知青点。那里远离村庄和集镇，看上去有点像武打小说中的绿林好汉的山寨。只是没有山寨那样的围墙、岗楼和哨兵等。

 

棉纺厂的知青点之所以成为全县知青羡慕的地方，主要是因为这里实际上成了棉纺厂的分厂。知青们来这里既不需要下田种地，也不需要收割林麻，只要在这里的分厂上班做工就行了。知青点里还有棉纺厂专门派来的管理干部像知青的父母一样照看着知青的生活、工作、学习。

 

这样的知青点，既解决了知青与当地农民争地的问题，也解决了城市知青不会干农活、不适应农村生活等问题，还解决了城市里的国营企业劳动力不足又不被允许擅自招工的问题。在知青点里，知青们除了工作之外，还被组织起来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文体活动，除了地点在偏僻的农村这一点之外，其他方面与在城市里的工厂上班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知达来知青点之前已经与同学阿忠约好，可是由于不习惯走山路，到得太迟，阿忠已经吃过午饭去上班了。好在知青点里许多人都是同学，虽然没有见到阿忠，还是受到了其他没有上班的老同学的热烈欢迎。在那样一个远离县城的地方，每天除了知青点的人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人，知达的出现，也给老同学带来一点新鲜感。老同学之一的小叶热情地把知达带进了他的宿舍。

 

小叶1975年毕业时还没有满十八周岁，所以在城里留了一年才下来，就成了来这个知青点的第二批人员。第二批知青的宿舍还没有建好，被临时安排住在将来用着车间的临时宿舍里。

 

知青点的临时宿舍门口挂着稻草帘，江南的冬天比较冷。掀起稻草帘，再推开木门，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等眼睛适应了屋里的昏暗才看清楚，屋里是两排长长的地铺。地铺是直接在水泥地上铺稻草，稻草上加草席、棉花垫、床单、棉被等。统一头靠墙，脚朝屋子中间的通道。每张地铺之间相隔一米多，房间里住了有六十几个人。

 

知青点与城里的工厂一样，采取24小时三班倒，宿舍里永远有人，也永远都有空床位，不管什么时候城里有人来，都有床铺可以睡，完全不需要到村里去住旅社。事实上那个偏僻的地方也根本就没有旅社之类的地方。

 

小叶笑着对知达说：“你不要看现在这里人多，一到晚上，这里就一个人也没有了。”

 

“到哪里去了？”

 

“全部谈对象去了。不是在女生宿舍，就是在树林里、小河边，反正这个最大的通铺间是一个人也没有。”

 

“我听说你们知青点好像有纪律规定，下放几年内不准谈对象吧？”

 

“是有不准谈对象的规定，可是，不谈对象，下了班干什么呢？刚来的时候，领队的指导员还抓得很紧，现在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了，甚至明确暗示，只要不搞大肚子就行。其实也不是领队的指导员要管，而是那些知青的父母要求他们这样管。知青点是厂里办的，如果女孩子肚子搞大了，女知青家长找到厂里去，厂里没法交代。”

 

“下班以后没有什么文体活动吗？”

 

“有。刚来的时候，领队的就喜欢搞文体活动，结果文体活动反而加快了男女之间的恋爱速度。现在除了政治学习，领队最怕的就是让男女知青聚到一起。”

 

“有没有和其他知青点之间的联系，或和那些单独插队的知青之间的联系？”

 

“听那些老知青说，没有建立知青点之前，知青之间的联系很多，尤其是一旦一个知青在乡村受了欺负，会迅速联系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知青来帮忙。有不同城市知青之间的矛盾，也有知青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矛盾，还有同一个城市不同帮派之间的矛盾。”

 

“知青之间已经形成了帮派？”

 

“有，没有怎么生存？不过还没有发展到小说中写的那样正式的程度，基本上属于原始状态的。不过只要一个知青打架打出了名，很快就会有许多知青自动地聚集在他的周围。别人有什么事也会去请他来出头。反正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原本都有一肚子的不满，只要随便有一个领头的一喊，许多人就跟着去了，等于是借机会发泄一下。”

 

“现在如果有人来这里喊你们去打架，你们会去吗？”

 

“现在估计去的人会少许多。一方面有领队的人管了，另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出去惹事生非。而且像我们这些没有后门的人，总也希望通过好好劳动锻炼的表现，早一天调回城里去。”

 

“你们与当地的农民关系怎样？”

 

(未完待续)
2008/6/18

佟平

30,知青点里话知青(下)


“农民恨死我们了，但有苦说不出。农民胆小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忍就忍了。比如我们来这里，他们一点好处也得不到，但是谁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知青下放。农民暗地里都骂我们知青是土匪，知青点是土匪窝。因为他们种的瓜菜等，还没有熟透，一觉醒来全不见了。他们养的鸡鸭狗羊鹅之类的小家禽，甚至池塘里的鱼，稍不留意，晚上没有看管好，第二天也不见了。”

“去哪了？”

“还能去哪？当然是去了知青的肚子里啦。”

“没有人看书复习功课吗？”

“在这种环境下，今天不知明天事，谁有心事去看书学习？就是你想看也看不成啊，更何况，现在上大学不是凭文化水平，是要有人推荐。有后门可以推荐的人不用学也能去上，没有人推荐的人，学得再好也没有用。”

“在知青点收入怎么样，够用吗？”

“第一年肯定够用，下放后的前半年，每个月可以领到县政府知青办的津贴，只要有半年的出勤就可以领到全年的口粮。可是第二年如果不出满勤就不行了。我们虽然在这里的车间里上班，但是领不到一分钱的工资，只能领取夜班津贴等。上班的工资作为工分，用来年底领口粮。其实知青来这里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挣钱，钱不够用，可以向父母要。知青来这里的关键是来镀金，因为只有从这里去参军、上学、或回调进城才是合法的，就算那些有后门的人，也必须走这一个过程。”

不知不觉，阿忠已经下班了。知达告别小叶，随着阿忠去了他的宿舍。阿忠是第一批来的知青，住在知青点统一修建的标准知青宿舍里。标准知青宿舍是六层楼房，男女分开在不同的楼区。每间宿舍住四个人，房间的面积基本上可以放下四张床和四张桌子。不算很宽余，不过不管是比当时城里其他工厂的集体宿舍、还是比现在许多外资企业的打工者的宿舍都好得多，比如现在广东的许多外资企业的打工者集体宿舍，一间房里要睡十几个人，根本没有放桌子的地方。

尽管如此，在知青点里的知青们们丝毫也不因为这里的条件好而感到满足，相反，依然是人人满腹忧愁和牢骚。阿忠比小叶、知达都年龄大些，思考问题也更深一些。晚饭后他在与知达的聊天中就谈到了知青的前途等问题。

“如果城里的知青继续这样下放，下放在农村的知青又无法公平合理地回城，只让那些很少一部分有后门的知青回城，绝大多数下放知青都能只能在农村苦熬，那么，这些在城市里失去了一切、在农村又无法安居乐业的知青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逼上梁山、去上山打游击。”

“上山打游击？太夸张了吧。”

“这有什么夸张的，什么叫民怨沸腾？什么叫揭竿而起？听说有人直接把这样的人民来信寄到了《人民日报》社，在信中直接问：你们相信不相信今天的知青比当年的陈胜吴广更聪明？”

“而且，只要知青造反，一定会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因为城里人几乎家家都有知青。”

据说文革中下放的知青人数达到1700万，这1700万知青加上他们的亲属，全国就达到了一亿多人，实在是一个不小的人数。

听阿忠这样说，知达不由打了个寒颤，本能地四周看了一看是否会有人听到他们的谈话。无意中发现宿舍里有一个人在蒙头大睡。

“刚才听小叶说，现在正是知青点的恋爱时间，这个人怎么这么早就睡了，是不舒服吗？”知达转移话题地问道。

“哪里是谁觉，是在偷听敌台广播。”阿忠一改刚才的侃侃而谈，压低声音说。

“敌台？”知达越发紧张起来。

“我们这里很普遍，只要不当着领队指导员的面听就行。”

“敌台里都讲些什么？”知达不由好奇地问。

“没有听过的人觉得好奇，听多了也没有什么。反正，我们这里政府说什么好，敌台广播就说什么不好。”阿忠见知达一脸好奇，话锋一转问道：

“你想不想听一听？”

“想。”知达克制不住内心的好奇，也相信阿忠绝对不会向政府告发，便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真心话。

阿忠立刻拿出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很熟练地调到某个位置，然后让知达躺进他的被子里偷听。知达充满好奇地在这个远离城市的知青点里体验了第一次偷听敌台的滋味。碰巧正是一个广播节目的开始，先是一段知达非常陌生的悠扬悦耳的音乐，是与当时国内流行的硬梆梆的革命歌曲截然不同的风格，然后用非常缓慢的长腔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节目的题目“批判农业学大寨”。

听了这个题目、知达忍不住笑出声来，心想，这可真是对着干啊，我们的政府号召农业学大寨，敌台广播就来个批判农业学大寨。其实敌台广播不宣传批判农业学大寨，我们也没有几个人真心觉得要学大寨的，都知道大寨不过是一个政治典型，报纸上宣传的调子高，老百姓并不把学大寨当回事。这样肤浅的敌对宣传怎么可能有说服力呢？显然从事敌台宣传广播的人对中国的国情并不很了解。

由于不习惯在被子里听广播，听了半天也没有听出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知达的第一次偷听敌台的经历在十几分钟之后就画上了句号。不过在知青点里与小叶和阿忠的谈话却长久地留在了记忆中，并勾起了他的心思：自己虽然没有下放，留在了城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只能在街道民办厂当临时工，糊纸盒，自己的前途和明天又在哪里呢？

离开知青点回城的公共汽车上，知达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想，如果连身体健全的下放知青都对前途感到失望和担心，那么像自己这样因残留城的残疾知青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

知达本该如花似梦的少年时代，就这样在对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中悄然而逝了。

好在知达的担忧并没有太久，很快，随着中国社会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停止下放、发展经济、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历史巨变的到来，知达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残疾青年，成长为一名年薪达数十万的外向型企业职业经理人。

欲知知达怎样通过个人奋斗成长为一名年薪达数十万的外向型企业职业经理人，请继续欣赏人生系列长篇小说《底层》。

(全书完)

2008/6/20

佟平

香港凤凰卫视网站的"凤凰博报"之"我在读书"栏目在首页推荐了本小说"如花似梦的年代".在这页上同时与本人一样被附照片推荐的还有韩郝月,李银河,杨锦麟等:

http://blog.ifeng.com/special/book2008/index.html

佟平

　
　　悲怆的回望——《如花似梦的年代》书评

　　作者:怀旧船长

　　“十年浩劫”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壕堑，其对人性的泯灭和摧残、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人们的回望和反思。然而关于“文革”的各类文章，始终小心翼翼地触及这一敏感区域。三十多年过去，仍然如此。不过，关于这方面的探索，一直未曾断却。

　　究竟以何种视角能够更为客观地表现这段昏天黑地的历史？各界均在探索。已面世的各类文献和文艺作品，多是从较高的政治层面反映历史变迁，譬如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或传记、轶闻等，从不同侧面再现了风云人物的命运沉浮；报章影视，亦在一定层面揭示政治斗争的凶险残酷。然而，鲜有作品从平民视角，逼视这一骇人听闻的历史事件。

　　佟平先生的小说《如花似梦的年代》，以草根的另类视角，在揭开斑驳的历史帷幕的同时，亦让小说的主人公在纷乱的舞台上扮演了一个角色。小说以朴素的语言、逼真的情节和有节制的控诉，扫描和记录一个荒唐、恐怖和泯灭人性的时代。

　　江南小城曲阿，少年知达本应在做教师的父母的呵护下、在其余四个兄弟姐妹的关爱中健康成长。然而，1966年，年仅八岁、正上小学三年级的他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飓风”粉碎了绚烂的憧憬，一家七口平静的生活从此陷入动荡，无数的创痛如影随形、接踵而至，使本该如花似梦的年华变成如火如荼的岁月。直到1976年，风暴平息，饱受心灵摧残、时断时续求学的知达在时代的噩梦中长大成人，于街道民办工厂当了一名临时工人。

　　从人生的历程来看，知达成长的十年，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十年；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文革”发生的十年，是20世纪最为可怖的十年。佟平先生将二者置于同一平台上，不用精心构架情节，其尖锐的矛盾冲突立显。小说以少年知达的所见所闻为叙述主体，通过那种灵动的、深切的、切肤刻骨的感受，巧妙地将历史事件代入，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立体的动荡时代，读来惊心动魂。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文革”不仅仅是一场错误的政治风暴，更是一场带菌的精神风暴。它随风入夜，渗入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甚至渗透每个公民的灵魂，是为国家之殇，民族之痛。作者将个人和历史有机融合，构筑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为这部作品奠定了具有强烈震撼效果的艺术基础。

　　然而，我们看到，作者并没有在行文中直白的鞭笞和谴责这段历史，只是以少年知达澄澈的目光映照底层平民的日常生活：油盐柴米、求学劳作、肉体折磨、精神痛苦。从这一点看可以看出，作者为求客观，煞费苦心地还原了一个少年的感觉、视野和思考，并没有逾越年龄的局限而故意使文章变得“有深度”；同时，作者又能跳出主观的视界，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去描述那些流逝的点滴岁月，将“政治挂帅”的影响深入到课堂上、言行中，集中表现了颠倒黑白的政治运动为人性之恶铺设了温床，迫使、诱导原本善良、真诚的人说假话、做坏事。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清晰地再现了“文革”时期江南小城的生活原貌——自古以来的富庶文明之地，尚且饿断肝肠、恶行累累，穷乡僻野，可想而知！

　　从本书精心罗列的章节可以看出，主人公知达年龄的变化、经历的变化、心态的变化是各有侧重的，拿捏得十分准确，足见作者对人物的刻画颇见功力。在小说的创作中，作者善于用“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来增强艺术效果：“小学生的大字报”、“鸭子死了”、“拾荒讨饭”、“自杀未遂”等情节，都以素描的手法将本该触目惊心的故事作了“冷处理”。刚读这部作品时，非常担心作者会用过激的言辞削弱和影响作品的本真。读至一半，便放了心。在这洋洋十二万言中，作者对知达的情感处理是客观的、冷静的，并没有过多地渲染他如何悲苦，如何受到非人折磨，而是将苦痛内敛，使其更具张力，更有想像空间。但知达那颗被挤压得快要干硬的心，那种日夜相伴的惶恐，那种几乎看不到未来的迷惘，通过自己、亲人、同学等人的命运体现得一览无遗，恰似一条清澈的溪流突然遭遇山洪，再也没有清脆悦耳的弹唱，再也没有自在悠闲的流淌——所有这些，在作者冷静的笔调下，真实地还原了“新社会、红旗下、蜜糖里”的青少年一代，对当时的政治鼓吹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诚然，这部作品虽然是小说体裁，以第三人称去表述，但仍然可以觉出是一种对历史的回望和反思。这种悲怆的回望，穿透历史的烟云，除了批判，更重要的是将历史视作一面明镜，警示世人不可重蹈覆辙，应该珍爱生命，求真务实，努力展现人性的真善美。

　　此外，这部作品以强劲的成长探索让我感到了生命的顽强与抗争，为当今中国青少年提供了可以参照的精神范本。少年知达在幼小的心灵遭受重创后想到了自杀，但终于战胜自己，勇敢地面对自身的残疾和社会的不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没有屈服，体现了中华民族历尽磨难却毫不气馁的奋进精神。从这一层面上看，苦难固然残酷，但亦是锤炼精神的熔炉。历史的风云变幻，作为个体的人，无法左右，亦不会有人纵苇而来、抛出救命绳索；然而临危自救、自降雨露于心田，或能创造奇迹。试看今日击水中流的各界精英，多在五十岁上下，多半有过知达的经历。他们不是温室花草，而是野外乔木，经风雨，历艰难，终于根深叶茂，参天而立，成就栋梁之材。这，或许能对当代青少年有所激励和启示吧。

　　我与佟平先生素未谋面，只是通过网络，读过他不少作品，亦间接了解一些他的经历。他经历过“知达”的一切，也正是由于这种磨砺催发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才使他从一名街道小厂的临时工成长为外资企业高管，同时成为著作颇丰的畅销书作家。《如花似梦的年代》，与其说是一部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部心灵成长史。它告诉我，历史的天空有时会有阴云，但人性的光芒终将照亮世界。

　　2008年4月8日北京

　　

佟平

谢谢大家鼓励

佟平

喜欢这本小说的可以在这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