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为3232个自然村修志 5年投入250万元！

齐梁君子

镇江丹阳为3232个自然村修志 5年投入250万元  2014-01-12
       昨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第五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表示，中国古村落数量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消失了90万个，相当于每天有300个自然村落消失。名字取消，村民迁走，房屋拆迁，城市化在加快脚步的同时，乡村的外延正在死去，同时逐渐消失的，还有关于它们的记忆和文化这些内涵。
　　这样的现实让人扼腕，无数人痛惜之余却难以想到办法。直到人们留意到江苏丹阳。
　　2011年，一项有3600多人参加，计划历时5年，总投入将超过250万元的浩大工程在丹阳悄然展开，工程的名字叫“村村记忆”，目的，就是以编纂“村志”的方式保留住当地3232个自然村的历史文化。
　　现代快记者探访《丹阳市村村记忆》编纂办公室获悉，截至目前，丹阳已为3个镇、29个行政村、576个自然村留下“记忆”，它们的“回忆录”由187.3万字、4000多幅照片组成，第一卷将于2014年1月20日出版。2015年底，该丛书将全面完成编纂出版工作，届时将收存图照5万张、记录文字超过1200万字。
　　变了模样的老家  欢喜之余是惆怅
　　乡村正在日渐改变。感触最深的，无疑是生长于此，终老于斯的老人们。
　　江苏省丹阳市史志办公室主编张昌龄，今年78岁，他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丹阳农村人，生于丹阳延陵镇墙匡村，这个村子的历史能够追溯到明代，如今已被并入了麦溪行政村。张昌龄早已搬离了老家，却依旧对乡村印象深刻。“在古代时，这里是一个‘窗口’，所以这个村就取名墙匡村。”张昌龄抽出一张纸，熟练地在上面画出他记忆里村庄的模样，当时的墙匡村四周各是一排房屋，排屋像围墙一样包住了村庄，仅留4个出入口。村庄里有纵横交错的弄堂，弄堂里，有他上过学的私塾，有办丧、喜事和聚会用的公堂，有观音堂、碾坊、磨坊、仓库。村落的北边是公路，再往北是农田和小溪，南面则是一片竹林。
　　张昌龄小时候居住的房子是两层老式木房，建于民国时期，他至今仍记得老宅的构造——“前面是3间屋子，后面是3进两厢的房子、两边是厢房，楼上一间半、楼下一间是我们家的，楼梯是木头做的，上面还有楼门，窗子也是木头做的，小时候我经常在楼上看书。”
　　“小时候一放学要么和伙伴们聚在一起玩，要么结伴回家，要么出去放牛。”想起从前，张昌龄的嘴角翘了起来，语速越来越快，记忆的流淌也在加速。他的记忆里，墙匡村在当时相对富裕，整个村子只有一户人家还在住草房。他的母亲经营着13亩地，有四五年的时间，他放了学就出去放牛，再有闲暇，他喜欢走家串户。村里最热闹非凡的时候是逢年过节，而“下半年收获农作物后，就开始准备过年了”。
　　这些画面，都成了张昌龄独有的记忆，而且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知道这些“观众”也会越来越少，后辈甚至无从想象这些画面，因为承载着这些记忆的旧村和老建筑，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
　　“围墙一样的老房子被拆掉了，墙匡村的‘匡’没有了。”张昌龄说。在离开村庄后，他时常坐公交车回去，但村庄让他渐渐感到“陌生”。“房子都是钢筋水泥房了，住起来能一样吗？找不到感觉喽。”张昌龄说，每次看到生养他的地方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他总会觉得回忆没有“落脚点”，“心里不是滋味”。
      村庄正在消失  历史文化也有了断层
　　其实，更多的村庄比墙匡村变化更大，有些连名字都已经消失了。
　　记者从丹阳市史志办公室得到数据，1985年之前，丹阳共有3232个自然村，1985年以后，随着丹阳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建设、集镇建设、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丹阳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化率显著提升，在城市和集镇扩展中，郊区的自然村大量被融入，并形成了融入一批、开发一批、消失一批的局面。2006年，丹阳提出“加快实施城乡一体化规划，以‘万顷良田’建设为突破口，以新市区、新市镇、新社区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由于“三新”建设的实施，至2010年底，丹阳市内自然村只剩3021个，减少了211个，其中有41个被融入丹阳城区和农村集镇，170个被拆迁。
　　“这些自然村的消失让人心痛，因为消失的不止是一所房屋、一座村庄，一同消失的还有历史文化。”张昌龄说，他去过美国多次，他觉得，那里的乡村虽然现代化程度很高，但千篇一律，远不如中国的乡村美丽多彩。而中国的村庄大多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源地，更是广大农村居民难以释怀、寻根问祖的情系地。“一个村庄的老宅、公房、弄堂、水井、池塘、学堂、磨坊、碾坊等等，都有特定的历史，都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手工艺、民风民俗、民间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村消失了，会造成村历史文化断层甚至灭失。”张昌龄语气里充满失落。张昌龄说，新农村建设是惠及农户的好事情，他非常支持，但总感觉现在的新农村工作少了点什么。于是，当时任丹阳市史志办主任李世华提出“为每个村修志”的想法时，他跳出来，极力赞成。
　　为找回沧桑感——他提议“留住村庄记忆”
　　丹阳市史志办前主任李世华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丹阳人，民国时期，他的祖辈从盐城逃难到丹阳吕城镇九房村。1957年，李世华在九房村出生。13个月大时，李世华的母亲去世，父亲将他们三兄弟拉扯大，但贫苦的童年并不妨碍他对家乡的眷恋。
　　“出生于此，成长于此。”李世华说，他在村里读了小学和初中，在镇上读高中时也经常回家，结束学业后，他回村务农，从村干部做起，走上仕途。“工作地点换了好几个乡镇，可最远，距离老家也不过20公里。”如今在县城已经退居二线的李世华仍喜欢往老家跑，他自嘲说，“农村情结挥之不去”，能在村里找到“城里体验不到的感觉”。
　　就在李世华的一次次往返中，记忆中的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今，走在九房村的道路上，外人很难找到一点特别之处——这里跟中国的大部分乡村一样，随处可见电话、手机、摩托车；村里原本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土路也硬化平整了。越来越多的农民搬出了村庄，到集镇上盖了房子，村里的生产设施更先进了，李世华记忆中那些牛、犁、耙、扁担、铲子、篾器、木质小推车、通过脚蹬来抽水的戽（hù）水车等农用生产工具基本上都没有了。“农村的草房、土房等老房子，反映了艰苦的居住条件，包括那些现在的孩子看不到的古老农用设施、没有人去传承的手工艺技术，这些都体现了农村的沧桑感，这种沧桑感会让人体会到父辈‘脸朝黄土背朝天’、一步步走过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就会产生对现在生活的满足感，社会在前进，土地资源也很有限，大部分村民都意识不到要去保护它。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沧桑感。”李世华指出，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祖辈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村留下了世代的记忆，农村生活让人有一种亲切感，每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又有割不断的情缘，这种情缘无法复制。“集中居住并不见得是一种美，至少不是一种自然的美，如果没有农村，都是高楼大厦，那也是一种损失。”李世华不反对新农村建设，但反对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拆迁，“如果只有参天大树，没有小草，那春天也是不完整的。” 2010年时，李世华觉得不能再等了。他知道，“三新”的力度正在增大，自然村也会在新农村建设中逐步分批被拆迁、消失，届时就连绵延千年风雨变迁的乡村演变历史痕迹都无处寻觅。
　　“专家学者对农村文化都有一种担忧，村庄消失了，历史文化怎么办？文化一旦丧失了就不可再生、难以弥补，再造一个村就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果不未雨绸缪、主动抢救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遗憾，对后人也没法交代。”于是，在李世华的提议下，2010年，丹阳市史志办开始酝酿“村村记忆”项目，计划该项目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配套工作同时展开，为丹阳3232个自然村书写历史。
      3232个村庄，5年时间，250万投入——政府为乡村立志？这在国内没有先例。
　　“这项工程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我们的压力很大，假如工程半途而废怎么办？或者一些地方实施起来，另一些地方操作不起来怎么办？”经过半年的反复论证，丹阳市史志办几乎是以探索的心态，将项目计划文件书面申请呈报给市委市政府，让丹阳市史志办几位老人感到惊喜的是，这一项目得到了时任丹阳市委书记李茂川的批示和肯定。
　　2011年2月，丹阳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史志办联名发出关于开展该项目的实施意见。
　　丹阳市村村记忆项目组组长马文辉介绍，2011年，丹阳开始实施全市编纂市志系列丛书《村村记忆》，组建由9人组成的市编纂工作队伍，记述的年代没有上限，下限至2010年12月，为14个镇（区）、约200个行政村、3232个自然村编写“记忆”，基本上每个自然村都有一个人负责，总参与人数达3600多人，计划到2015年，各镇（区）独立成卷，共出版14卷《村村记忆》，经费总投入250万元，最终规模超千万字，每个村拍摄图照10-15张，并完成所有村的影视资料拍摄工作。经过2011年的全市动员筹备、2012年的寻访取证，2013年，《丹阳村村记忆》开始进入全面纂稿阶段，目前，后巷镇卷、新桥镇卷、导墅镇卷已经成稿。
　　记者在即将出版的后巷镇卷中看到，“村村记忆”主要包含5个方面内容：镇区概要、行政村简介、自然村介绍、历史文化遗存、人物和专记，涉及每个自然村的自然地理、经济发展、文化社会。每个自然村版面字数约2500字，图照5张左右。
　　为本村修志——村民积极性都很高　
　　记者了解到，在后巷镇卷之后，新桥镇卷也正在排版，即将出版。于是，在昨天上午，记者来到距离丹阳市区40余公里的新桥镇。　
　　新桥镇位于丹阳市东北部，南毗常州市新北区的孟河镇，北濒长江夹江，与扬中市油坊镇隔江相望。新桥镇共有7个行政村、132个自然村，为了给它们修志，新桥镇成立了镇志办。镇志办主任陆克方告诉记者，听到要给自然村修志的消息后，大家都产生了共鸣，“市里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一拍即合，如果现在不写的话，若干年后肯定会被遗忘，老百姓觉得很有必要、刻不容缓，这个决定很及时。”
　　年过六旬的陆克方将这项工程比喻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大餐”，他找来3个“合伙人”加入镇志办，为了确保知晓本镇历史、有足够的责任心而不是敷衍了事，镇志办的4个人都是当地老人，他们要么曾当过老师，要么曾任村干部，最小的一位也有63岁。此外，陆克方还在每个行政村都组织了一套参与采集资料的班子，每个行政村3到5人配合镇志办展开工作，“他们感到很光荣，都觉得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都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　
　　两年多来，这些资料采集者走街串巷、深入到老百姓家中，刨根问底、全方位多视角地吸纳了很多资料，陆克方提出，“岁月用时光淘洗经典，我们用记忆留下永恒。哪怕是薄收也要广种，最后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求完整翔实地记录村庄。”　
　　新桥镇大部分土地都是长江冲积滩涂形成的圩区，历史上江边堤坝经常决堤，这些都被写进了“记忆”中，镇上有一个已经消失的娘娘庙，关于它的传说演变出了两种版本，资料搜集人员经过多方考证，去除了没有历史依据的版本，将可信度较高的版本写进了“记忆”中。
　　10多年来，新桥镇90%的村庄都发生了巨变，这其中，又有20%-30%的村庄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有的村庄只存在于老人的记忆中，工作人员深度挖掘，复原了这些村庄。在新桥镇长春行政村，76岁的高和顺告诉记者，他曾是村支书，得知要给自然村修志后，为了让每个村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他组织村里的中老年人，开了多次会议，发动100多人参与。
　　在高和顺的带领下，工作人员采集了很多资料，详细了解了该村的经济怎么从耕作农业发展到手工业，除了经济上的变化，还有房屋演变史、信仰文化、节日文化、服饰文化、丧葬文化、称谓文化……这些都被记载了下来。
　　“长春村以前有很多编制篾席的手工艺人，不过这个行当已经失传了几代，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千方百计找到了这些工具，并拍摄了照片，老百姓都非常感兴趣，知道我们在记录他们这么苦、这么累的过去，并且要让后人知道。”
      边修边消失——村志成了村庄的“墓志铭”
　　记者走访了长春行政村中的顾家岸村、唐家村、张家村，这些自然村如今都是环境整洁、交通方便，不仅有池塘、小河、田野等传统的农村气息，也有花圃、公厕、篮球场等城市符号。
　　由于修志工作人员经常出没村庄采集信息，许多村民都知道政府正在修村志的事情。66岁的村民张网根说，“我经常带着儿孙在村里逛，告诉他们这里以前是墓地、那里是祠堂，不过现在都看不出来了，要不是能力有限，我们自己都想搞村志。”
　　记者同村民交谈得知，有的村庄已经彻底消失了。新桥镇金桥村依河而建，修起了风光带，景色宜人，经常有人在这里钓鱼，金桥村是一个由原八字桥村、闸桥村、木桥村3个行政村组成的新社区，合并后这3个村都消失了，原来的村民都搬入了装修精良的小区。63岁的小区村民陈永说，“虽然现在日子变好了，但村子的历史由来不能忘记的，写村志能帮我们忆苦思甜。”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1年“村村记忆”工程启动至今，有大量自然村在修志过程中消失，据村村记忆项目主编张昌龄统计，从2011年至今，有164个自然村被拆迁，231个自然村融入城市，这其中就包含原练湖农场地区的14个村庄。村村记忆成了已消失村庄的“墓志铭”。
　　记者昨天中午来到原练湖农场地区看到，这里已是一片废墟。丹阳市史志办副主任朱银忠的老家就在这里，虽然老家已经消失，他仍不时开车过来看看，他说，为了恢复练湖原貌，2013年，这里的民宅几乎都被拆光了，村民们搬入了附近的大楼里，“上学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怀旧的感觉，年纪大了之后越发地想念过去生活过的地方。”好在最迟明年，朱银忠就能在书中找到他的回忆了。
　　专家观点——为村落书写历史的方式，应得到推广
　　 “城镇化可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无法回避的结局了。因为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应对社会矛盾而言，传统的乡村已经不能承载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所以，尽管对于乡村的消失我们有一种莫名的怅然，但却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事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胡翼青表示，即使我们以乡村的原始风貌将其保留在城市中，其文化也会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
　　胡翼青说，乡村的消失除了消灭乡村的物质形态外，也必然会清除附着在这些物质形态之上的文化和某些关于乡村的集体记忆。后者比前者更加珍贵，因为它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丹阳这种做法是具有意义的，应该被推广。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社会学研究学者周海燕认为，丹阳的做法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周海燕认为，乡村的消失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进步，但在进步的同时会让人渐渐失去心灵的皈依，让人们感觉自己如同浮萍一样不知来处也不知去处，从而失去了对意义的感知。曾经经历的物质环境、交往、生活等一系列的记忆构成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这里面包含着人们对于“存在意义”的认同，也是人们的心灵之归属、情感之寄托。
　　当人们共同回忆过去的生活，就是在构建一种共同的文化和意义世界，通过文字的方式赋予这种构建活动得以用一种庄严、神圣的物化形式得以传承，使这种意义、精神和文化得以延续、发展，使一代代在现代化过程中感到孤寂、茫然、焦躁的心灵得到抚慰，空虚、失落、碎片化的精神世界得以整合、充实和丰富。
　　周海燕同时指出，“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应当得到推广，希望有更多的乡村干部具有这种意识，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地方。当然，任何活动都不应当一种形式展开，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条件，不能作为硬性指标。”（林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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