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飞涨下的中国焦虑症

我心飞翔

物价飞涨下的中国焦虑症2011-02-20 12: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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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新年前后，一再就物价问题发声，不断将抑制物价上涨提到首位，2月2日在山东考察时又说，2011年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是稳定物价。在中国大陆为GDP跃为世界第二，超过了日本弹冠相庆时，温家宝的忧心忡忡，多少暴露了中国经济的一个严峻现实，即通货膨胀时代已无可避免的到来。
然而在中国，通货膨胀却是政府人为地造成。据网载，深圳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45元，名列全国第一，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划分，深圳人的购买力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但这得益于中国物价的昂贵。比如产自东莞的里维斯牛仔裤在中国柜台里的身价是899元人民币，而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是标价24.42美元，合人民币166元。人们不知道贝佐斯动用了什么样的谈判技巧，才可以让同一款商品在穿越半个地球后，价格悄然缩水5.4倍！但中国制造在中国境内的价格之贵，是现实世界中的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满世界都是推论和答案，并可以亲历和感受。但人们心知肚明，畸形的高物价背后，政府是推手。
好的时代，人期盼未来；坏的时代，人怀念过去。2011年的人动辄寻找2003年的记忆，那时候CPI是生僻的名词，收入仿佛有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物价平衡在喜闻乐见的水平，月收入3000元者可以自称白领，月收入5000者梦想跨入中产，有恒产者自有恒心，有恒心者自信能够拥有恒产。但步入21世纪新十年的起点，人们失望地发现，中产者也不是橄榄形社会中最厚实坚韧的那一部分，而是身处金字塔的夹层中，进退维谷，上下不能，收入是牛车，物价是高铁，一路绝尘而去，不给半点追赶的机会。
中国人的收入在过去7年间上涨12.76％，2010年的物价只需一个季度就可以不动声色地超越这一数字，让7年勤奋化为乌有。事实上，中国的物价已经和CPI无关，和基尼系数无关，所有统计数据都抵不过冷酷直白的收支明细。中国物价的昂贵，成为大众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欲吐不能，欲咽不得，只能艰难消化。富士康的员工焦虑，经历两次涨薪后的流水线工人月薪冲破2000元，只能购买半部自己亲手组装的iPhone4，全国收入最高的深圳人，29245元的人均年收入在19755元/平方米的房产均价前自惭形秽，不够购买一个卫生间。“蒜你狠”和“豆你玩”刷新了中国人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它们置身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体系之外，由看不见的资本之手操控，人们甚至已经丧失了焦虑的权利，只剩下麻木。
联合国统计，仍有1.5亿中国人依靠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勉力生活。在高高在上的物价之前，所有关于拉动内需的愿景都是浮云，生活的权利在一分一毫的支出中大伤元气。
2009年年初金融危机肆虐之时，尚有昙花一现的消费券供人饮鸩止渴，进入2010年后的物价飞涨时代，饮鸩止渴也变成奢求。政府给力奥运、给力亚运，却无法给力春运；有力IPO，有力外贸，却无力抑平物价。一切看似吊诡，却是写照。
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GDP的30％，这一数字已经和北欧的丹麦、挪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同之处在于，北欧诸国是全球福利最好的国家，国民均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仍是世界上福利最低的国家，在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后，连带医疗、养老等大部分社会保障均要国民自己负担。物价之所以贵，在于从产品生产到销售等各个链条的利益环环相扣，生活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在于社会保障无力，付出大于所得，造就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现状。
环比世界，中国物价昂贵，外国人也感同身受。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在调查中惊异地发现，从中国内地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前者价格是后者的一半。普通人的生活成本总是在利益之手的操控下环环上涨。由于中国铁路货运超负荷，物流公司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高达5000到5万元之间，这些费用流向何处不得而知，但来源却毫无例外地来自普通老百姓。
物价飞升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事情，但经济学却无法解释，正如无法解释在一个急需振兴国内消费的国家，居民为什么宁愿把钱存在银行里。中国人自己明白这道选择题的答案，在微薄的利息和狂飙的物价之间，消费或是存储其实都无关紧要，两种选择都不是好选择，那么不如选让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那个。
世界上90％打火机由中国制造，75％DVD播放机由中国制造，60％牛仔裤由中国制造，在中国制造蔓延全球的大背景下，催生出另一个吊诡：同款商品，国内价格高过国外。人民币和美元的博弈每每都在外贸交易中展开，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比增发相应数量的人民币以平衡国内市场，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身上，造成货币购买力大幅度贬值，物价相应大幅度上涨。中国工人生产商品，美国人收获商品；中国政府得到美元，中国公民收获贬值的人民币。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国外，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不断稀释着平民的购买力。
外贸和内需本应是经济发展中并行的两只脚，内需不振，经济必定偏瘫。偏瘫式的经济最终造就不可理喻的物价。事实证明，中国政府不仅有房地产依赖症，还有外贸依赖症。这是不是中国物价昂贵的理由：因为不依赖国内需求，所以放任让物价飞涨。
阶梯电价、水费上涨，公共服务的价格也在2010年启动了上扬的发条。中石油2010年全年纯利润为1676亿元，换算成天，这家巨无霸垄断企业每天尽赚4.59亿元，但它仍旧孜孜不倦地申请财政补贴，甚至谋求天然气涨价。
对于这些生活必备资源，老百姓没有定价权，因为它们完全被政府垄断。虽然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公共服务的涨价，政府开始实行听证会制度，但照例和其余制度一样，它很快显露出难以言喻的中国特色。10多年来，政府的每一次听证会都以通过涨价方案作为最终定论，参加听证会的市民代表似乎都是那20％掌握了80％社会财富的高端人士，而非平凡的升斗小民。高端人士不怕涨价，因为他们可以从老百姓那里抢劫到的财富得到分红。
但人们关心的还是房价。如果说10年前大陆房价只是香港的十分之一，那么近年以毗邻香港的深圳为例，当地的房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向香港靠拢。北京、深圳、上海的中等地段的住房，其每平方米的价格已由十年前的三、四千元人民币上升到三、四万元人民币；有些地段的最高价格甚至已经突破15万元人民币。但大陆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在过去十年间却没有呈倍的增长。中国大陆房价的飞速上升，迅速拉大了城市内的贫富差距，而且从长远看势必形成食利一族和被迫租房的一族；而与欧美情况不同，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居者有其屋"。在少数人靠买卖房屋迅速致富，而大部分人则无法实现其拥有物业的梦想时，一个本来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便会迅速转化为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北京高层显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当2009年整年中国房价飞涨之后，2010年北京先后出台了"国十条"等抑制房价的措施，但2010年全年中国房价上涨速度虽有减缓，但却依然呈上升趋势。到了2010年下半年，中国大陆各地忽然又出现物价上涨的现象，而且无论是上涨程度速度还是幅度都令人吃惊。房价加上物价，令中国大陆的城市居民雪上加霜，叫苦不迭。今天的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如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暴力拆迁、工人维权和贫富不均等难题，各地层出不穷的暴力拆迁、维权和工人罢工已经让人看到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的革命火种。但城市房价和物价的飞涨，则使城市居民生活变得负担日益沉重，尤其使中产阶层不堪重负。
有学者曾用橄榄形结构来形容一个健康的社会形态，即富人和穷人两头较小，而中产阶层则较为强壮；然后今天出现的现象则似乎是一个哑铃型，即两头大，中间小，贫富两头人数都很多，而原本支撑社会发展的中产阶层则受到严重挤压；与此同时中产阶层因利益多元化而产生的利益表达诉求不断受到打压，媒体氛围这一、两年明显紧绷。凡此种种，都让人感到今天的中国在经济模式出现偏差之余，其后果正在向社会领域蔓延。
北京高层继2010年一年抑制房价未果之后，2011年又继续出台限购令和银行高利率等措施，试图打击房地产市场的炒作行为。在地方层面，重庆和上海也先后宣布将征收房产税。然而这些措施似乎都将焦点放在房地产供需关系的需方，而忽视了来自上游供方的问题，那就是土地价格昂贵，而土地价格的昂贵则又来自许多地方政府靠卖地得以维持的“土地财政”。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务收入大部分流向了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相当程度上只能依靠卖地来获得主要财政收入，其间又催生了许多官商勾结的行径。这是中国房价高居不下的根本原因。然而，中国迄今的抑制房价之举均集中在对下游需方的限制，而高房价的真正祸首“政府土地财政”，则在抑制房价风潮中毫无触及。更主要的是，房产税和高利率对打击炒家的作用有限，而真正打击的则是老老实实买房的中产阶层；至于限购令虽能抑制炒风，但从长远看则无疑与市场经济的原则背道而驰。
今天的中国，国富民穷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政府与民争利也已司空见惯，房价高居不下只是一个缩影。高房价和高物价已经令城市中产阶层不堪重负。然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出台的抑制房价之举，舍本求末之余让人隐约感到，一个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
如留意一下可见，官方言论也好，媒体也好，虽然也在说物价上涨、通胀压力等，但至今对发生了通货膨胀却死活不认。就在物价房价举国关注、通胀高升的关键时刻，国家统计局竟在一周内改变统计方法，降低上涨最快的食品类权重比例，发布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9%，低于市场预测的5.3%。这种想以技术手段掩盖通账的可笑做法，被民众讽为“像改了温度计的刻度，然后告诉病人不用吃退烧药”。
不管怎样在CPI上动手脚，都解决不了通账问题，按照国际标准，CPI 4.9%也已进入严重通账行列了。虽然政府不断放言“有信心稳定物价”，实际上却已乱了方寸。2月18日央行宣布，从2月24日起再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0.5%，这已是两个月内第二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并在4个月里加了三次息，最近的一次加息才刚过10天。如此频繁变动货币政策，只有急眼了才会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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