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殒落拷问社会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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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殒落拷问社会良知
丹阳日报特约评论员 陆廷荣

    一跳二跳连三跳，四跳五跳又六跳，七跳八跳还九跳……短短数月，深圳富士康公司年轻员工的十余次跳楼事件拷问着企业的管理，拷问着政府的作为，拷问着社会的良知。
    富士康员工一而再再而三去跳楼的原因是什么？见诸媒体的代表性观点是：富士康的“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管理，80后和90后年轻人的心理脆弱，以及媒体报道宣传的“推波助澜”，导致了跳楼事件的频频上演。
    这看似正确的结论，能给逝者怎样的告慰，能给生者怎样的警示呢？“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管理就必然导致被管理者跳楼吗？如果答案是“是”，那是对“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亵渎和侮辱。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管理的严格，而在于管理的“非人性化”，不把员工当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而是当作随意驱使的“机器”来奴役。富士康的“基本工资＋奖金”的计酬模式，迫使员工不得不依靠无休止的加班才能获取相应的收入；富士康的“违约金”制度，让员工一脚跨进公司的大门就没有了退路（网上查得富士康的《新班干违约条款》，员工如不能适应岗位需支付公司高达一万甚至一万五千元的违约金，人事档案、户口关系等也将被公司冻结）；富士康员工的劳动强     度之高、劳动时间之长也令人瞠目结舌（《南方周末》5月13日头版报道：“在富士康观澜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上，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
    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像钟表一样地生活着”）。—— —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以跳楼自绝来表达对管理或者说“管制”的控诉和对未来的绝望也就不难理解了。
    富士康的员工多次跳楼事件之后，九位分别来自内地及香港高校的学者联名发出公开信，一针见血指出：“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     民工用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诚如是，数百年前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再次在当今“后资本主义”时代得到了不该得到的验证。悲哀！80后和90后年轻人心理脆弱，是对已逝的和活着的80后和90后年轻人扣上的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一扣，似乎告诉世人：已跳的自身心理有问题，不怎么值得同情；还想跳的那肯定心理有问题；老老实实呆着不跳的算你心理有承受力。纵向来比较，不否认现今的年轻人没有我们这一代更没有我们父     辈那一代耐得了艰苦，耐得了挫折，沉得住气，经得起考验。但问题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阅历，生活环境和生活阅历决定了人的心理品质和性格素养；换个角度说，判定一代人心理脆弱不脆弱，不是以过去的或未来的标准来衡量，而应该以与之相伴随的社会特质来作要求。因此，我们不应一味指责现今年轻人的脆弱，而应思考一下子加在年轻人身上的重负是否妥当？我想，进入富士康公司打工的年轻人相当一部分来自条件落后的农村，这部分年轻人整体上又比纯粹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更能吃苦，更能承受生活的压力。由此，简单地以80后和90后年轻人心理脆弱为说辞，实际上是推卸对富士康公司的责任追究。
    指责媒体的报道助推了富士康公司员工的接二连三跳楼，这简直是嫁祸于人甚至是别有用心。面对一个个年轻生命的殒落，媒体站出来公布真相这是媒体应有的良知；而该作为的不作为，反而要打媒体一大板，无疑是想掩盖真相或通过封杀媒体来息事宁人，来逃避社会正义的谴责。
    逝者已逝，生者三思。
    一叶飘落，世人尝叹时令之秋；众数年轻生命的殒落，希望能使我们睁开双眼看清事情的本质，深思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严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