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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既亡 剑客拔剑的时候，春秋很乱。记得，许多故事都诞生于春秋。把时光的画面拉近一点，把旋轴打开来，春秋更像一种张牙舞爪的画面，弱女子往往献给昏君，忠臣良将公式化地颠沛流离，抹着血泪等待着下一次的崛起。唯有诗歌，从不慌张。偶尔冲动一点，也属于不朽的那一种。 第一次有诗歌冲动的时候，我不到十四岁。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风从对面的湖面上掠过，微微凉。那时，我躺在我兄弟家，一张有着数十年包浆的竹椅上，双脚朝着南方，翻看着一本叫《七种武器》的武侠书。心智很不成熟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了“别离钩”。 那一瞬间，很想写诗。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写诗可能来源自内心一股汹涌澎湃的冲动，始作俑者必定是南方年少无知的血。以至于后来，单位组织义务献血我总是第一个报名，可能也隐含了对诗歌的某种惩罚与回归。诗歌需要痛苦。可是那时的我没有。甚至我连泪水也已丢失了好多年。我当时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开始丧失流泪功能的。即使我最亲爱的外公，他去世的时候，我也掉不出一滴泪。最后在一片器乐哀鸣的抽泣里，我听见自己内心深处的责骂，责骂自己为什么只有楚囚的痛苦，为什么没有楚国痛苦的眼泪。其实，我很痛苦。真的。然而，痛苦并不代表当时我能流泪，能写诗。即使摆到现在，摆到明天，流泪写诗绝对是一种境界。我当时真的不会写。写不出。连背都背不出几首。 “别离钩”是一件厉害的武器。别离竟然可以作为武器。当时敲破脑袋都想不通的事，如今一一在过去找到了答案。有时，我也想，忘记了过去，是不是意味着过去也忘记了我。这句话，算不算一句诗。如果算，我还想说，青春为什么总是在疼痛的别离中逐渐长大，发芽？家乡的桑田为什么每年都要到冬天进行疼痛的修剪？那每年的春蚕秋蚕，它们在白色的丝里，累吗哭吗痛吗？为什么母亲总要在冬天，搜集着丝瓜南瓜冬瓜的种子，沾上南方的雨露，细心地洒在燕子别离的路上？为什么父亲总要在夏天，撑起竹篙驾起木船拍打着南方染在水波里的晚霞，年复一年照料着稻子麦子韭菜青菜疼痛的别离？ 那时的南方没有烟尘，天空很蓝，语言的污染远没有现在严重。别离对于青春来说，是宿命，更是另外一种海誓山盟地相逢。村前的柳树下，青石板前，诗歌以另外一种青春的形式，诱惑着我。青春的结局没有卡夫卡的悬念，我在别离的一本书中，爱上了诗歌。 十四岁。平生第一次学会别离父亲母亲。第一次学习写诗歌。虽然离家只有十几里，但寄宿在烟雨迷蒙的南方学校，和门口野草、野河相伴，青春的热血常常会肆无忌惮地横空出世，借以装扮比热情更热情比冷漠更冷漠的青春痘。 青春的梧桐树长在岭上多白云的深山，想它的时候，树下自然就会听见紫色的诵经声。其实，在纯粹的梧桐树下，而不是呆头呆脑的法国梧桐树下，我甚至听到过白色的叹息，黄色的忧郁，黑色的微笑，蓝色的从容。多年以后，一位80后美女作家花容失色道：诵经声竟然也有颜色？其实，道理很简单，就像现在的我，行色匆匆地陪着妻子逛在帝国的某个商厦，根据心情搭配着自己喜欢的服饰颜色，红的绿的，very much。揭开谜底的答案和白开水一样乏味。所以，在梧桐树下，听到声音和读懂声音绝对是两个概念。成长的诗歌拒绝一切似是而非中庸式的读懂。 超喜欢那时的诗歌精神。 超喜欢。 每一种指点的手势，每一处南方遗忘的江山，和宿舍里台湾灰姑娘方季惟挂在墙上冷若冰霜的脸，都是诗。都是诗啊。 父亲发现我诗歌的时候，没有丝毫表演性质的犹豫，而是直接气吞山河地撕成碎片。从物质的表象看，父亲的世界从来就不相信诗歌。父亲义愤填膺地用右手第三个手指头的中关节，狠命地敲打着桌子。他相信勾股定理，笛卡尔定理，悬浮漂浮对流，比现实更现实的分数。还有，比分数更波澜壮阔的命运。 我把写诗改成了晚上，通宵，不敢达旦地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江桥腐朽已动摇，挥一挥手，带走所有的云彩。终于，又被父亲发现。垃圾！两个耳光，用的是右手，重重地打在我左边的脸颊上。五道血痕。可是没有泪水，我。父亲。 我一再强调左边的脸颊上，其实也没有更深刻的含义。是到后来，深谙力学的我，无师自通地测算出了父亲左手和右手发力点的功率不同。我后来反复用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分析，正因为父亲的发力点有着梅花三弄的有情有义，才使我没有像我的偶像张曼玉，像她《新龙门客栈》里那样斩钉截铁地“离开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 父亲连夜用行草写了一幅古诗贴在我左面书桌的墙上：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又连夜在右面的墙上，用行草写了一幅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末了，还用红色的圆珠笔，描绘了一颗语焉不详的篆书名字。也许是父亲隐藏多年的笔名。或者是更具境界感的法号、道号。 字贴在墙上以后。父亲双手背在身后，远看像宋江，近看像陆游，都有些像。明显属于宋江路线的父亲站在那幅字前很久，口里反复喃喃念叨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那一刻，我甚至怀疑正在学习《毛选》第五卷的父亲，对诗歌一定怀着革命般的痛苦。既然是革命，总要有人牺牲。在父亲精心布置的庙堂、江湖、革命错综复杂的青春舞台情境里，我内心顿时莫名地升起史诗般的悲壮.。在南方诗歌的枪炮中，我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一将功成万骨枯。直到很久以后，即使我坐在循规蹈矩的办公室，忙碌一些道貌岸然的公务，只要回忆起父亲对我十四岁的诗歌革命，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撅起灵魂深处的屁股，向着北方，三叩九拜下去。 因为我知道，君是君，臣是臣，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我是千百年来那些南方小吏被折磨的重复。 没有诗歌的青春开始在预先设置的发条里，做着F=ma的加速运动。牛顿在书本里秀完三次运动定律般的波浪式头发以后，青春的热血已经如今年的天气一样，开始急剧降温。但蚊子不会跟着诗歌的季节走，总有些时刻会伴着英文单词来恰到好处地问候一下how much。 真实的南方，夜晚和青春一样焦躁。只有那盏悬挂在头顶的白炽灯，明亮地，不动声色地等待着宿舍窗外蛙鸣、蛐声茉莉花革命式的复辟。复辟声还真有。一声，两声，吱吱地。不像个人，更不像南方的雨声，甚至更遥远的诗歌呻吟。打开门，是一只本地的毛脚蟹，有些害羞，有些不知所措。我把它放在脚盆上，给它明亮，自由，一米不到的自由，然后怀揣理想，和它一起复辟了一个诗意的夜晚。那个夜晚，我开怀大笑。并且，第一次深刻无情地掌握了“狞笑”这个词的深邃含义。 门再一次关上以后。被毛脚蟹复辟过的物理化学开始如嵇康一样慷慨赴死，而一贯故作城府的立体几何线性代数则更像司马昭。对，像司马昭一样痛哭，哭声传遍了洛阳城。我在古文中拼命检索着有关洛阳的词语描写，与诗歌无关。我看见了洛阳在一片冰心的北方。 耀眼的北方。 万丈光芒。 深夜。字典里的洛阳告诉我，对于不穿诗歌外衣的我，打开一扇门，迎接一只迷路或者梦想复辟诗歌的毛脚蟹，和迎接一个明眸皓齿千娇百媚脉脉含情的绝色女子，已经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区别。不是想与不想的问题，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形式主义害死人。真理只有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形成普遍经验，才能放之四海。灯光下，政治考卷最后一道论述题（40分），题目赫然为：论北方为何有倾城。 南方不产诗歌，是母亲告诉我的。 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南方正下着雨。母亲便学着村前菩萨庙面前许愿的语言叹气，说我来到人世的时候南方也在下着雨。然而，沉陷于力学结构分析的我已经学会了故作成熟地忘记诗歌。我会用材料力学弯矩试验帮不上忙的禁指，微笑地指着南方，看，妈妈，南方四百八十寺的钟声，全部在x轴y轴z轴三维空间里，敲打着南朝并不结实的大厦呢。母亲于是会表情惊讶地凝望南方。之后，我听见南方诗歌里的雨，滴答滴答地落在母亲柔弱的肩膀上。 多少个夜里，母亲总是独自坐在那张紫红色的官帽椅上，手捧着那盏刻着苏麻离青的高仕杯，静静地望着窗外的月光。我曾经端着一杯水走过面前，听到了母亲天籁般的低吟。我大惊失色。母亲一定是懂诗歌的。比父亲懂！她把诗歌一生的语言，用粗糙的双手丢在了窗外，埋进了土地，还给了月光，只留下，比沉默更沉默的沉默。 丢失了诗歌的我，正如丢失掉泪水的我，已经不记得多少次连南方的雨也想丢失掉。直到一个同样的深夜，同样的月光，同样的窗外，我坐在同样的官帽椅子上，捧着同样的高仕杯，才惊异地发现，母亲的诗歌里竟然满是苍白的雨水，哗哗地下着。下了整整十年。我十四岁就冰冻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原来我也是盛产泪水的。那一刻，我终于才知道。 南方竟是如此苦命。 南方，十年了，请原谅我轻狂的十年。南方，请原谅我埋在土里一直不敢吟唱不敢思念的诗歌，原谅我渺小的激昂，坚硬的踌躇。请原谅我，苦命的母亲，不要让十年的光线拽得越来越远。请原谅我，父亲，不要沉默地像母亲。不要。真的，都不要。 南方，原谅我失去诗歌的十年，原谅我沉醉不知归路，情绪低落纸醉金迷，喝酒唱歌通宵达旦打牌。原谅我，这一次用的真是通宵达旦这个词。父亲打在我左脸颊上的耳光，功率开始发酵。我知道那五道血痕越来越长得像一行诗歌了。一行白鹭上青天。那是唐诗。 今夜很冷。这里不是荒城，没有侠客，也没有别离钩。深夜喝酒的人很多，但我确信，喝酒寻找诗歌的，只有我一个。我仍在城北的那个大排档喝酒。喝了白酒以后，只能喝啤酒。丰姿绰约的老板娘比谁都懂我的眼神。其实，她从另外一种高度更懂得诗歌。结账以后，门外北风呼啸。北风里飘着雪花。啊，那一定是北方唐朝的诗，一定是诗歌化成了北方的雪。雪冷冷地打在脸上。好冷。冷又怎么样。 现在时刻，凌晨1：00。大排档门前的十字路口，南方的黄灯依然在闪烁。出门左拐，直行，就是洛阳的北方。我仰起脖子，喝完了拎在手里的最后一口酒，然后砸碎了瓶子，“砰”地一声挺胸，迎着寒风，迎着北方，向前。 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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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2-19 14: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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